生活在武汉的汪姓人
徽骆驼”：一炷书香在延续www.changjiangtimes.com· 2006-10-18 7:10:00· 来源 : 长江商报
特约记者 萧潇
汪上池：安徽休宁人士，行医，兼做木材、茶叶生意，1907年左右迁至北京，上世纪30年代，举家迁往汉口。
汪伯渊：汪上池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任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协和医院)中医科主治大夫。
吴纫秋：汪伯渊夫人。
汪濬：生于上世纪初的北京，在上海读书，并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工作。
汪灏、汪淳、汪淑、汪溶：分别为汪伯渊的次子、幼子、大女、幼女，其中，几个儿子分别投身革命。
汪氏祖先希望“百世流传”的家谱还没有续到清末就断了，而这支皖系汪姓家族在曾祖父那一辈外出打拼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四处飘落，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在宝岛台湾，也在鄱阳街的老房子里。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因为蒲公英是有根的。不论身在何处，汪家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踏上他们心底珍藏的那块土地，再续家谱。
他们是徽商，少小离家；迁到武汉七十多年，爱吃臭鳜鱼和霉豆腐，每年春天都有在花楼街做茶叶生意的安徽老乡送来上好的徽州新茶。
徽州有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这句话说了两层意思：生在徽州这个地方算是倒霉，因为徽州地域偏狭，不适宜粮食耕种，人们常有饥馑之忧。特别是12世纪以后，人口激增，给徽州人的生存带来很大压力。于是徽州人被迫离开故乡，走四方经商谋生。第二层意思说做徽商从小离家，就要让他遍尝艰苦，塑造他的独立性。因此，徽州人出外闯荡是家常便饭，也因此全国各大商埠码头都散布着徽州人。
在汉口鄱阳街的一栋老房子里，就住着一户来自安徽休宁的汪姓人家。自曾祖父汪上池先生走出黄山脚下的青田村，几经辗转来到武汉后，他们定居武汉已经七十多年。这户人家都说着本地方言，看起来与土生土长的汉口人没有任何区别。但他们爱吃的是臭鳜鱼而不是糍粑鱼；许多本地人不吃的霉豆腐，他们却甘之如饴；家乡有人捎来土特产的时候，他们会喝上一次鲜美的火腿芦笋汤；每年春天，在汉口花楼街开茶庄的徽州老板都会送来上好的徽州新茶。
“徽骆驼”四海漂泊
徽人是有名的木商，安徽休宁的汪家除了做木材生意，也经营茶叶，还从祖上继承了好医术。上个世纪初，他们飘到北京，商人世家延续了书香。
汪家珍藏着一本祖上传下的家谱。线装抄本，看得出年代已久，封面上用精美的楷书写着“百世流传”。汪家的后人对里面的名字非常陌生，甚至对他们的曾祖父汪上池先生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当年他带着妻小离开老家出门打拼，并赤手空拳挣下了一大份家业。
上池先生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手好医术，同时像许多“徽骆驼”一样，兼做木材、茶叶生意(茶商、木商、盐商和典当商同属徽商四大行业)。徽人做木材生意，最晚始于宋代。宋朝的歙县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 休宁木商仅次于婺源，是最为有名的木商之一。
跟随父亲汪上池来到北京宣武门徽州会馆(现a琉璃厂)时，汪伯渊才六岁。十余年后，他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就职于北洋政府大理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汪伯渊迎娶了同是徽州人的大家闺秀吴纫秋为妻，成为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的女婿。聪慧娴雅、端庄大气的吴纫秋，本人亦是女师大的学生，这在上个世纪初的女性中，实属凤毛麟角。婚后，夫妇两人育有七个子女，其中两个夭折。
“东方芝加哥”来了安徽商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池先生举家迁到汉口，一边经营家具店，一边用祖传医术治病救人，成为老汉口“三汪四杨”的名医之一。他的儿孙，却更多地继承了休宁的文人风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长孙汪濬十岁之际，上池先生举家迁往汉口。雄踞“九省通衢”的汉口，当时的繁盛仅次于京、沪，号称“东方的芝加哥”。上池先生在汉口开了一间家具店，专营上好的硬木家具——汉口鄱阳街的老房子里仍在使用的红木家具，就是上池先生那时打造的。虽然已被四代人使用过，但其精美繁复的雕花，庄重富丽的式样以及坚固耐用的质地，都让人惊叹于当时工艺的精湛和徽商的品位。
在经营家具店的同时，上池先生也以祖传的精湛医术悬壶济世，是当时汉口并称为“三汪四杨”的七大名医之一。汪伯渊先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当律师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他秉着徽商重视教育的传统，将五个子女中的四个(幼子汪淳15岁参军)全部培养至大学毕业。长子汪濬、次子汪灏、幼子汪淳均先后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共党员。他们没有像前辈一样经商或行医，引领他们前行的是马列主义经典和毛泽东著作，而浸润他们精神的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人风骨。
精于字画的徽商之后
在餐桌上，每当他好似没来由地嘿嘿一笑时，儿孙们就准备好听一段有趣的掌故、古代笑话或笔记小说片段。
在汪家孙辈的眼里，祖父汪伯渊是个风雅有趣的人。他曾经这样调侃自己的大胖肚子：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时候看得到自己的脚——一是照镜子的时候；一是坐下来的时候。在餐桌上，每当他好似没来由地嘿嘿一笑时，儿孙们就准备好听一段有趣的掌故、古代笑话或笔记小说片段。
汪伯渊青年时代酷爱交游，过着呼朋结伴的快意生活。与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亦是朋友；家中收藏字画无数，亦保存有多幅张氏兄弟佳作，却不幸在“文革”中连同手抄中医典籍一起被付之一炬。汪伯渊曾经说过，对汪家来说，“文革”给家族带来的最令人痛心的损失不是古董字画，而是所有孙辈都无缘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对祖先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也变得支离破碎起来。
职业革命者的
文化情结
汪濬在上海干过革命，被调往汉口的时候，上船时听到的国民党轰炸吴淞港的隆隆炮响，是他对旧上海最后的记忆。身为职业革命家，汪濬最爱的是“唐诗、宋词和西方交响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汪伯渊任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协和医院)中医科主治大夫，汪濬到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工作。汪濬是汪伯渊的长子，天资聪慧，小学阶段连跳两级进入中学。在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停学四五年之后，他一口气报考了北大、复旦、西南联大等多所高校，并被这几所高校同时录取。汪濬最终选择了录取通知书来得最早的复旦大学，而在他赴沪的途中，另外几所高校的通知书也陆续到了。
身为职业革命者，汪濬写得一手潇洒俊逸的书法，酷爱唐诗、宋词和西方交响乐。他的这些爱好和才华，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子女。他常对子女说：唐诗、宋词和交响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后世无法逾越的高峰。他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每当人生的迷惘和苦闷难以排遣时，或许只有诗词和音乐才是他心灵的最好安慰。他似乎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一个另类。事实上，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在青年时期满怀着一腔热血皈依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奇特的结合，使他的精神世界一辈子都处在矛盾和冲突之中。
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汪濬进入该校的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这时他已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在到苏北革命根据地苏中公学学习时，他和同在苏公学习的妻子翁月英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出生。离开苏公后，汪濬被调回上海进行文化统战工作，最终因暴露了身份而于解放前夕被地下党组织调往汉口。上船时听到的国民党轰炸吴淞港的隆隆炮响，是他对旧上海最后的记忆。
汪姓历史名人举隅
汪踦(亦作骐或琦)：春秋时期鲁国人,哀公的时候和齐国军队战于郎而死，鲁人因为他死于国事，所以按照成人之礼来安葬。这是见于史籍最早的汪姓人物。
汪文和：东汉人，建安中以龙骧将军为会稽令，为躲避祸患，迁至新安，子孙蕃盛，后发展为新安望族。据《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陈稷州别驾汪纲，陈亡，自歙州徒河间。”这说明南朝时汪氏已迁于今安徽歙县，隋初有一支迁至今河南河间。唐代以前中原已经有汪氏聚居点。
汪华：唐初人，封越国公，其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子孙分布于今安徽、浙江、江西的许多地方。宋代以后，南方的广东、广西、贵州等省都已有汪姓居民。湖北，陕西等地也有不少的汪姓居住。自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汪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此后又有远播海外者。
汪伦：唐代泾县人，大诗人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他热情招待，李白因赋《赠汪伦》诗，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南宋有文学家汪藻，诗人汪元量，宰相汪伯彦。元代有航海家汪大渊，曾经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
汪士慎：扬州八怪之一的擅长画梅，平时也画人物和花卉。他的梅花着重体现出冷香清苦之特性，作品有《墨梅图》卷、《梅花图》册、《拟石涛镜影水月图》轴、《花卉册》等。此外他还著了一本《巢林诗集》。
汪由敦：字师茗(敏)，号谨堂，又号松泉居士，清雍正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清乾隆时，敦值南书房，授内阁学士，历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平生持重老成，恭谨侍职，因此深得乾隆皇帝的倚重。
汪士宏：康熙年间的状元，不但诗词和古文辞的造诣极高，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跟姜宸英齐名；汪端则是历史上著名女诗人之一，七岁便会作诗，声名远播，曾选编《明诗初二集》，编著诗集《明十三家诗选》、小说《元明佚史》，被誉为有论世知人之明。
汪姓变迁
汪姓大约在东汉建安年间进入安徽，到了唐代，今安徽的歙县汪氏一族兴旺发展，甚至有了“十姓九汪”的现象。唐代以后的江西、贵州、福建及两广等地的汪氏就大多是从安徽迁徙过去的。
汪姓发展至今，人口已达456万，约占全国人口的4‰，在百家姓中列第五十七位。
狄族的汪氏始祖：
在古代四千多年前的夏王朝时期，其首领大禹为该部落的联盟首领，当时夏王朝共封有二十八个诸侯国，汪芒国就是其中之一，故汪芒氏又称汪罔氏，君主为防风氏，治理浙江省武康县的封、嵎二山一带。
大禹下东南巡视到达浙江会稽时，在当地召集各诸侯开会，商讨治理天下大事，各诸侯都按时到达，唯独只有防风氏因得到通知太晚而迟到，禹认为防风氏凭自己英勇善战而又骄傲自大是故意迟到，结果就将其处死。
防风氏后代为逃避灾难全部躲进湖州山林里去了，在这里改称汪氏。
封山、禺山的汪氏始祖：
孔夫子说，汪氏的始祖是“守封，禺之山者也。”当时所谓的封、禺二山，根据“方舆纪要”的考证,是分别位于现在浙江省武康县的东方和东南方，封山在东，禺山在东南。
换言之，后世的汪氏家庭，最初也应该是发源于这个地方的，难怪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汪氏族人主要是活动于浙江地区，其后才逐渐出现于附近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
周文王后裔的汪氏始祖：
周文王后裔中有以汪为姓的一支，有下列两项古藉的记载可资说明：
《姓氏考略》一云，“鲁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以为氏”；汪钝《翁姓缘起考》一云，“汪当从姬姓裔为正，得姓当从食采为正，盖始则以采地为氏，继则以氏为姓也。”
最早见于史书的汪姓人物汪踦是这支汪姓的第四世。
由翁姓演化而来的汪氏始祖：
这支汪氏是由为了避战乱改姓而来。翁姓也是姬姓的一个分支。据《元和姓纂》记载：西周初年，昭王的庶子受封于翁山(今浙江省定海县)，其后以邑名“翁”姓。唐朝德宗时期，翁氏有一个支脉由中原进莆田，定居莆阳兴福里(今福建莆田高竹庄)，是进入莆田的始祖。
传入第五世时，生下翁乾度，翁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即936年)官拜郎中，娶妻陈氏，共生六子，为避难，翁乾度将六子分别改姓为洪、江、翁、方、龚，汪六姓。这兄弟六人同列为进士，地位非常显贵，历史上“六桂联芳”之誉。
回鹘人后裔的汪氏始祖：
另外一部分汪姓是起于汪古部人随汉姓汪。汪古，又称“雍古”、“旺古”，最早属于活动在阴山以东的回鹘人。金南宋时(即1127-1142年间)，已称汪古部人，生活在今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地区。在蒙古统一北方各部过程中，汪古部落归附蒙古政权，并辅助蒙古人击败了金、宋王朝。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元朝时，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汪古部落占有五千户。从建元朝到元朝灭亡，在朝中任重要职位的多数是汪姓，如功绩赫赫世代显贵的汪世显家族。
祖籍安徽休宁：
中国第一状元县
据调查显示，从唐武德五年(622)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有649位。其中从宋嘉定十年(1217)到光绪六年(1880)，休宁籍状元有19位，比例居全国之首。即使是在封建科举制度已经消亡的现代，休宁至今仍以它独特的文化乳汁哺育着新的人才茁壮成长。新中国的70多位皖籍院士中，休宁籍的就占6位。
在地理上，休宁只不过是个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七八万的山区小县。“其民雅驯，其俗简易，游宦东南者皆以徽为乐土，尤在于休宁”。虽然对于走出来的徽州人来说，那个“川平山开，洲渚隐现”、“烟风晴露，落日溪光”的美丽故乡对他们的直接影响可能不会很大，但休宁人对教育的重视却是千古流传。
郡望堂号
1.堂号
越国堂：唐代汪华封越国公。
忠勤堂：明代汪广泽封为忠勤伯。
另外，汪氏还有堂号“平阳”、“六桂”。
2.【郡望】
平阳郡：周朝的平阳城址，“春秋时属邾地，后为鲁平阳邑”。战国时为齐南阳邑。汉设平阳县，均属兖州。隋大业三年(607年)撤平阳县，并入邹县。三国时魏分河东郡置治所在平阳，相当于今天的山西藿县以南的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宋元时称平阳镇，明清时置平阳社。现在是山东邹城市平阳寺镇。
新安郡：晋时由新都郡改置，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地。隋代玫歙州置，后来移到了歙县。
六桂：就是”六桂联芳”的誉称，分布在古代的泉州。治所在地闽县，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全省，后来改为闽州，唐代景云年间改武荣州置县。
这支人是休宁县溪口镇石田村人，他们的后裔“石田村汪泽”已经注册到宗亲网，希望这支后人与我联系。
石田村汪氏，铁佛公后裔，迁自旌城，65世良公支下。我有旌城迁桐城南河坂家录共24卷可供查询。3月27日曾赴石田、旌城等地踏访。 歙县古称徽州，据《安徽通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作，不足以供。”但徽州人富于进取精神，自东晋始纷纷远涉他乡经商，足迹遍天下。至明清盛极一时，成为雄踞江南的徽帮。
唐宋时，徽商的经营范围仅限于“文房四宝”，生漆、竹木、茶叶，在商业还不足以与窖粟业盐的晋陕商人争雄，到了明成化年间，在实行新盐法后，徽商遂腾飞于商界，以经营盐业为主。徽商在各地遍置“会馆”，在桑梓交谊上相互介绍贸易，他们笃守信义，善于运筹，拥有雄厚的资金，“无徽不成镇”，成为徽商盛极一时的写照。
长达数百年的汉口汉正街的昌盛是与徽商分不开的。
汉口崛起于明代中叶，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称其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码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川、湘、桂、陕、陕、赣之货，皆于此焉传输”，在明清两代，淮盐的“行盐口岸，大半在湖人，而汉口则为淮盐这一口岸最大转运中枢。明代，汉口盐船码头远在陈公套，清乾隆年间，武胜门外一地“塘角”处忽淤一洲，可以避风，易于下锚，于是，盐艘贾舶萃集于此，至嘉庆年间，汉口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盐行、典商咸数十处。据道光初年湖广总督陈若霖调查：“湖北、湖南两省岁销淮盐七百七十多万引向系扬州各盐行纳科领引办盐，运到汉口镇，交给汉岸卖商代为销售”，大小商号无不利用淮盐产销地区差价，牟取厚利。淮盐场价每斤仅十文，加上课银三厘（约合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则加价至五六十文不等，再从汉口盐行批发到湖广各地水贩，又层层加码，使得盐价“愈远愈贵”。汉口盐商中，徽商势力最大，胡适先生曾说：“汉口一镇是绩溪胡适一族开辟”，徽商“贾而好儒”，对汉上文化风尚影响很大，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栋宇宏敞，并在雍正年间借助同乡官府的势力“置买房产，扩充路径，新安街”，开辟新码头，兼建有“奎星楼”一座，为汉口巨观，收买屋基地，造屋数十栋为同乡往来居住，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之所。徽商促进了汉口钱庄、票号、典当业的兴盛。
(一)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二年），陶澎出任两江总督，筹议厘革淮盐积弊，裁撤根窝，使得原先据为世业的窝本度为废纸，一时官商大贾顿时破产，而倚盐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两淮盐业萧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道光二十九年（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汉口后塘角盐船大火，烧去课本银五百余万，盐商受到致命打击。当时在汉口停泊的盐船多达七十帮，每帮约三十余艘，上下延绵三十里，用铁锚竹缆连环相系，所以一把大火，似当年赤壁之战火烧连营，皆成釜内游鱼，无处可逃，使得汉口众盐商损失惨重，不得不公禀请退，汉口的徽商从此衰落，一蹶不振，钱庄、票号、典当行就此萧条，如汉口当时有十五家当铺，经此巨覆，紧剩下4家，导致慈善事业继起无人，汉上文化风尚衰落。
(二)艰苦创业、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推进了徽商的发展。“徽骆驼”、“绩溪牛”是徽州商人身处逆境而刻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真实写照。东晋以来，徽商背井离乡，历尽艰辛，足迹遍于全国，以至于形成“无徽不车镇”的大气候。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会上十分注重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究竟“儒道经营”，主张利缘意取，利在义中。对人要以诚相待，做生意，要恪守信誉，一诺千金；对商业和服务，要维护声誉。呼雪岩痛立“戒欺“规和胡开文”毁墨于一池“等烩炙人口的经商故事，正是徽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明证。
(三)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行为规范，保障了徽商的发展。徽商有“和商”一说，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海内数百年，与他们闪亮谦让，互助互爱，选贤任能，不断营造生意伙伴之间的和谐不无。徽商许多人的祖先是中原一的名门，签迁居之，虽然族有所失，落难而居，但总不忘祖先的荣耀，宗族的延续，所以大多“聚族而居”。正所谓“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民，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如有内外争议，“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徽商熟习瑞雪和朱熹理学典籍，“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重儒而不轻贾，贾瑞并重，以义为利，以贾达儒，以儒促贾。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基础，徽商内部的凝聚力不断增强，终于蓄势而发，成为“十大商帮”之首。
(四)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徽商的发展。徽商重情谊、讲道义，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对归降的眷恋之情代代传承。家乡每有兴教办学，助文资娱，修桥补路，赈灾济困，扶贫助弱，徽商都会视同家事，慷慨解囊，用心灵和物质来回报哺育他们的故乡。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他们大多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置族田、修书院，反哺之心赤诚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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