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府学：清乾隆年间桐城人汪来守捐资修缮（转自《桐城网》）
苏州府学为北宋景祐年间范仲淹任苏州郡守时所创建，距今970余年，后经历代扩修，占地极广，屋宇众多，号称“东南学宫之首”。在乾隆版《苏州府学之图》左下角，一段14行、370余字的文字记录了一个珍贵的史料。记录开篇就提到了苏州府学自洪武六年绘图刻石以志其盛后，至乾隆朝的400余年中，府学“规模制度改易非一”;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桐城人汪来守捐出五万三千两白银用于苏州府学的维护修缮，在历时2年的修缮中，主事者“不惮劳不惜费”，终于使府学室宇整肃、垣墉坚致，“以今较昔，则远过之”。为了纪念这个“一时盛事、千古美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7月，勒石为碑传之后世。然而岁月变迁，这块原应立于府学内的古碑却销声匿迹，如今只有收藏于苏州博物馆内的那张不知拓于何时的拓片保存了这一珍贵的历史信息。 汪来守捐出五万三千两白银用于苏州府学的维护修缮，这在当时真不简单，应永志之！ 章诒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明清之际的汪琬，因生计艰辛没有选择与新朝决裂的道路，而是主动接受了易代的现实。他既不同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以遗民自守的思想家，也不属于尤侗、陈维崧等以诗文知名的感性文人。汪琬科场成名，但仕途颇不顺利。文人不为世所重，其必自重。他在吏事之外留意经史，欲在文章，一生勤学敏思，在理学、史学、文学三大领域均有特出的成就。这个五卷本的《汪琬全集笺校》将汪氏现存的文稿悉数收入，是李圣华先生耗尽心力之作。
此前汪琬全集向无笺校，该书据明清文集、史料、方志、笔记等文献，搜索勾稽，对诸作撰写时间、本事、地名、历史事件及有关朋辈郊游分别作笺。因事属新创，难度当可想而知。书中，还使一些长期被人遗忘的文献重新面世（如《钝翁类稿》），且尽最大可能地为其作品进行了编年。书后的附录材料尤见整理者的用心和不凡之功力。今天，我们读其书如见其人，汪琬的博学史识、诗文才华，与其固执好辩的个性，对待亲情的通达，均跃然纸上。 梁启超等人将清代朴学之兴归功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其实，汪琬也是朴学隆兴的关键人物之一。笔者认为，吴中经学一派近源有二，即汪琬与顾炎武。 汪琬的散文创作可分为两大类：经史之文与小品纪游之文。总体以观，经史之文不仅占据了大多数篇幅，而且体现了其创作的根本旨趣与艺术风格，代表着其散文的主要成就。 众所周知，汪琬之文根柢六经，浸淫史汉，出入韩愈、欧阳修、朱熹、归有光之间。《古今五服考异》八卷、《丧服或问》一卷、《诗问》一卷、《易经解》一卷、《易问六十则》《春秋杂义》及《春秋论》一卷（汪琬苏州石刻像
后三种刻入《前后类稿》《续稿》，未单刻行世），发明经学，搜剔渊微，考镜源流，以考据见长，风格质实。此即其所云“人之文也”。《王敬哉先生集序》说：“求诸文公诸书，无所不合于以辅翼传注，而疏通《易》《诗》《书》《礼》《乐》之文，庶几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与？吾然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殆自孔子以来，讫于今如一日也。”也是夫子自道。从文学创作来看，成就远不如史传之文。历经鼎革之变的文人多提倡以诗存史，汪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诗言情志，文以存史。他晚年尤究心于研史，所撰《拟明史列传稿》二十四卷、《东都事略跋》三卷，博考慎取，议论精当，风格沉稳，开阖有致，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当然，文学价值还未如他的碑传志铭及史评文字。汪琬性狷介，笃好古学，重经世之用，于当世人物、文章褒讥不少宽假。他的好臧否人物，议论史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评十四则》，近于宋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构制，短小精悍，而声如洪钟。《诸侯名士》篇指出所谓诸侯名士或回于利，或怵于威，欺名盗世，于世无补，无足轻重。《何晏》篇对士大夫崇尚清谈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汉高祖一》篇对比刘邦兴于汉中，刘备连汉中也守不住，指出“兴废之所系”不在于血统，不在于种族，而在于谋国有善与不善。这些史评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诸侯名士》显然是在批判明末名士风气。文章既见作者狷介的个性，亦见汪洋恣肆的张力。汪琬擅长碑传志铭，朱彝尊初与之定交，读其文赞不绝口，即请为其父撰墓志。顾炎武以为此类文章有害于经学，不喜应人而作。汪琬同样崇尚经学，但将这类文字与经世之文等观。《江天一传》《乙邦才传》《陈处士墓表》《侯记原墓志铭》《金孝章墓志铭》《华凤超先生传》《周忠介公遗事》脍炙人口，叙事宛曲，识见卓特。《江天一传》传写抗清义士江天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天一舍生取义的形象真实感人，荡气回肠。《陈处士墓表》叙写复社名士陈贞慧对抗阉党余孽阮大铖，入狱濒死，鼎革后郁郁而终。晚明党争水火薄射，为明亡之因。汪琬赞歌陈贞慧的气节，痛恶党争门户，指责东林名士如钱谦益辈高自标榜，而恒患一己之得失，实则不足道。叙事议论，深沉而不浮泛，言语犀利，直见肺腑，一股郁勃之气流动在字里行间，体现了易代后痛定思痛的深刻历史反思与批判。这类“经经纬史”之文，即其所倡导的“文”、“经”、“道”相合一的文字。计东《钝翁前后类稿序》称赞说“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 汪琬的小品纪游文字自然流畅，长于描写刻画，寄托性情，不似经史之文质实朴重、醇雅气盛，但又与之相贯通，摒除新奇纤佻、叫嚣粗豪之习，形成了清约质朴的风格。《容安轩记》《读书斋记》《计氏思子亭记》《尧峰山庄记》《姜氏艺圃记》传诵一时，《姜氏艺圃记》一文对艺圃景物的描写尤为传神。艺圃景物不算复杂，在汪琬笔下却有令人“疲乎应接”之感。文中不仅以清俊的文笔绘写了艺圃的情韵，而且赋予了它脱尘不俗的品格。苏州园林栉比鳞立，而艺圃独盛，客人四至，“高贤胜境交相为重”，文末感慨道：“吴中园居相望，大抵涂饰土木，贮歌舞而夸财力之有余。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荡为冷风，化为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总体以观，这类文字善发议论，独具器识，清俊不俗，醇厚而灵，与经史之文在内容风格上是融为一体的，与明遗民粗头乱服之文、台阁新贵清丽华美之文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汪琬本源六经，精思为文，其辞质而赡，其义简而明，醇雅有度。如上所述，他的经史散文与顾炎武颇多相近处，不仅代表着吴中散文的一大潮流，而且体现了清初散文嬗变的重要走向，以文人之文、学人之文区别二者，大抵是一种主观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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