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县志》与汪家人
馆陶县志一人物志汪氏名录＜东昌府馆陶县－原汪氏陶山支系迁入地管辖县＞
汪应诏邑痒生。朴素孝友，治家严而有法。三尺之童不入中门，与弟应科同居，终身无间言。弟无嗣，命中子继之。教诸子以勤俭和睦，三世同居，享年八十有八
汪沂质直好义，族子孙有贫乏者，咸周恤之，以寿，官与乡饮。
汪应诏以子秉性秩移封征仕郎，金吾前卫经历司经历，妻王氏赠孺人。
汪应科以嗣子秉性秩赠金吾前卫经历司经历，妻徐氏赠孺人。
汪邦宁以子若愚秩赠光禄寺监事。
（国朝）
汪鶴
汪秽蒲圻县丞，临清粟监。
汪秉性泗州州判，任三月，挂冠归，泗人义之。
汪若愚光禄监事。
汪古愚顺治元年恩贡，巨野教谕。
汪士亮元年贡，岳州府推官。
例贡（例监附）
（明）
汪鹤龄 汪邦教
汪一虬康熙二十年贡，东阿训导。
汪凤翔八年贡，例复。
汪凤昇十一年恩拔贡。
汪三策德州学正。
汪应捷齐东教谕。
汪明渐 代州州同。
汪泽
汪源高邮同知。
成化戊子科
汪篪
汪泽远 （字东江，江夏人，例监，康熙三十年任。）
节烈
梁氏州同汪昺琪妻。抚孤守节，坚如金石，屡遭外侮，一身担当，猷调度男子，中所罕见，不愧女中丈夫。
卜氏生员汪茂梅妻。梅死，氏年二十三岁，以弟子承嗣，抚犹巳出奉老姑，时勤问视，姑病，日侍汤药。雍正六年建坊旌表。
汪跃鳌女，年十六岁，居枣科里，避兵东杨家庄，兵至，驱女上马，女给曰：前高阜可乘，知阜旁有古井，投之而死。未旌表。
刘氏邑民汪文举妻，年二十岁，举被兵掠去，一子尚在襁褓，舅亡姑失明，氏耕纺奉养。子已弱冠，氏苦贞如一日。抚院给匾旌表
王氏痒生汪承明妻，年二十六岁，明以疾卒，抚一子克进妇道。子二十岁亡，抚一孙女，苦嬬四十余载，寿六十六岁。
赵氏汪汝沆妻。沆偕妻随外父沆州任，汝沆亡，氏年二十，子未一岁，矢志柏舟扶夫櫬归里，事继姑王氏，极得欢心。教孤子鼎，鼎早游泮宫。
摘自一雍正《馆陶县志》光绪十九年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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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含有多余非汪氏子孙及贞烈，已经改正。会长明鉴！回 1楼(汪寿杰) 的帖子
对、沒有仔细校对谢谢你的修正。馆陶县志-卷之六-赋役志2-户口
户口明洪武间，户一千六百九十九，口一万一千九十九。万历二年，户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口三万七千五百一十七。二十八年，户二万一千八百五十，口六万六千四百九十七。至崇祯间，编氓日繁，按籍增加至六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丁。
国朝顺治四年，题明除逃亡人丁三万八千三百六十五丁，实剩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三丁。十一年新增六千八百六十四丁。康熙元年以后按年编审，新增人丁一百七十六丁，共实丁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三丁，除乡绅举贡生员优免三百九十九丁照例面派，实在应差人丁三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丁，每丁征银四分，共征银一千五百一十五两七钱六分。陶生齿繁育较他邑为最，明万历中，丁男至六万余，古称临淄七万户，三有其一焉，泊后兵荒流亡滋多，国初编籍未及原额之半，今生聚三十年，计所值仅符万历初年之数，不逮其中叶大抵编审时吏胥赢所为奸。有人久亡而尚挂卜黄册者，有户极繁而鲜登簿籍者，土广之家或反昌虚丁以图影射嗟乎，此近日通弊矣。至人思乐土往往迁徙，不顾其闾里良司牧其忍膜外视之乎。
附载地丁钱粮起存数目
顺治十四年，奉旨额定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后增加尽行蠲免，将地丁实征起存数目刊布全书直省遵行。迨康熙三年，各部寺钱粮归并户部，画一简便，殊省考成之累。兹依由单开列于左。
起运
户部丁地折色银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九两八厘四毫二丝一忽九微九纤八沙三尘五渺。本色黄蜡花绒狐皮牛角弓面正费银六十八两四钱五分五厘四毫六丝九忽三微四纤七沙五尘。
本色黄蜡花绒狐皮牛角弓面正费银六十八两四钱五分五厘四毫六丝九忽三微四纤七沙五尘。
漕粮正耗润耗并运军行粮及闰月本色米九千五百一十六石八斗六升八合二勺四抄，轻赍蓆草脚价润耗并运军行粮及闰月折色银一千一百五两五钱六分九厘三毫二丝六忽四微一纤六沙六尘六渺。
临清仓正耗本色米六百九十石六斗五升七合五勺六撮，本色麦一千二百二十石，蓆草脚价并折色银六百二十六两二钱一分一厘三毫五丝四忽八微一纤。
河道下停役浅铺夫等银三百四十六两五钱四分二厘四毫三忽四微，起解本府上纳。
本县见役浅铺夫七十二名，连闰共银六百七十三两一钱三分六厘。
存留官俸役食并起运脚价杂支等项原共银二千九百三十一两一钱三分九毫八丝七忽八纤五沙五缈。
（于顺治九年裁扣二百一十七两九钱五分五厘六毫七丝三忽一微一纤。顺治十二年裁扣四十五两五钱。顺治十三年裁扣六百八两三分四厘一毫四丝七微六纤三沙三尘五缈。顺治十六年裁扣一百八两六钱七分一厘二毫。顺治十七年裁扣五十二两六钱八分五毫八丝二忽二微一纤五沙。康熙元年裁扣一百六两六钱四分。康熙二年裁扣五十七两八钱六分六厘七毫。康熙三年裁扣一百四两九分七毫。康熙五年裁扣一十二两四钱。康熙七年裁扣二十五两一钱六分八厘八毫七丝六忽二微五纤。康熙十四年裁扣六百六十二两二钱九分一厘二毫八丝三忽四织七沙五尘。）
存银九百二十八两八钱三分一厘八毫三丝一忽七微。（细款悉载全书）
驿站里甲夫马共银一千四百九十八两二钱六分六厘三丝四忽五微九纤。
（康熙 年裁扣一百五十八两九钱四分六厘六毫七丝四忽五微九纤。康熙十三年裁扣六百六十九两六钱。康熙十四年裁扣二百三十三两一钱一分九厘九毫六丝。）
存银四百三十六两六钱（款项载在全书以上，存留俱遵奉部文银七钱三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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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临清谱，补 汪广洋十二世孙汪秽蒲圻县丞，临清粟监。县志有载，理应入谱的汪家人
馆陶县志——人物志（明)
汪沂 质直好义，族子孙有贫乏者，咸周恤之，以寿，官与乡饮。
汪应诏 邑痒生。朴素孝友，治家严而有法。三尺之童不入中门，与弟应科同居，终身无间言。弟无嗣，命中子继之。教诸子以勤俭和睦，三世同居，享年八十有八。
王氏 痒生汪承明妻，年二十六岁，明以疾卒，抚一子克进妇道。子二十岁亡，抚一孙女，苦嬬四十余载，寿六十六岁。
刘氏 邑民汪文举妻，年二十岁，举被兵掠去，一子尚在襁褓，舅亡姑失明，氏耕纺奉养。子已弱冠，氏苦贞如一日。抚院给匾旌表。
汪跃鳌 女，年十六岁，居枣科里，避兵东杨家庄，兵至，驱女上马，女给曰：前高阜可乘，知阜旁有古井，投之而死。未旌表。
卜氏 生员汪茂梅妻。梅死，氏年二十三岁，以弟子承嗣，抚犹巳出奉老姑，时勤问视，姑病，日侍汤药。雍正六年建坊旌表。
梁氏 州同汪昺琪妻。抚孤守节，坚如金石，屡遭外侮，一身担当，猷调度男子，中所罕见，不愧女中丈夫。
赵氏 汪汝沆妻。沆偕妻随外父沆州任，汝沆亡，氏年二十，子未一岁，矢志柏舟扶夫櫬归里，事继姑王氏，极得欢心。教孤子鼎，鼎早游泮宫。
馆陶县志-续舆图-书陶山记后
书陶山记后知县 赵知希
是辩陶之无山似矣。东郡西南壤接直隶，豫章平衍数千里。其地势然也，非独一陶。而旧志载陶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府志亦载在馆陶镇西南七里，又凿凿言之者何居，度所谓陶山者不过于平衍中稍有巍然之势而名。奚必以东望泰岳西邻太行竞以东西鼎峙之局横於胸中也哉。余自抵任之二年，邑民首报沙压地亩一案，清丈四境见县自西南抵东北有堤旋绕，俗呼长城堤，即今志所载金堤事也。南逾元城北赴临清，其首尾所经莫得而悉。堤外即黄河旧身，虽皆淤为平地而隐跃之间其势大抵于堤相环抱，则是堤之呼为汰黄焉，传言矣。堤外沿河之地，即里民所首沙压者也。询其由咸称河底荒沙每年乘春风盛起时滚入民间地内，于康熙五十八、九数年间尤甚。自东北薛店以抵西南之张沙（查）镇中间马固、李菜一带尤为回风聚沙之地，庄房被压者莫可寻其基址，间有楼房之仅存者沙积或没其巅。逶迤十数里高低直起伏丘壑微具焉，直接张沙（查），林大蔚秀俨然有崇岗峭壁之观。至问其积沙之由，张沙之里民则不记其岁年矣。嗟乎，张沙为黄河入境之首，所谓陶山者其或在此耶。《禹贡》导 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於丘北，则知陶之丘名也。又以知河之与陶邱当相依也。今由河以寻所谓陶山者其断在是无疑。夫张沙在县正南五十里，旧志载陶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府志亦载馆陶镇之西南七里。今考张沙当在馆陶之东南七里方向，稍讹谬不啻千里。无怪乎郎公于平地求山不得，啧啧叹息于古人记载之不实。而说者有以为陶山在定陶而不在馆陶均之过矣。汉武帝元光中河决馆陶，成帝时复决，是山原不过沙碛凝结而成，河水顺决自不如龙门之劳凿也。顾安知未决之先不更有高于是者耶。且今日之谷渐有为陵之势，又安知昔日之陵不为谷也。吾惧后日循名责实不得者，遽疑古人之或有虚名。夫古人则断无事矣。
陶山记
陶山记知县 郎国桢
史载以馆陶食主者凡三，或曰奥区故也。然则何以馆陶，则曰邑西五十里有陶山，赵主下降时曾立馆于此，故以命名，夫此地即东望岱岳，西邻太行。意所谓陶山者，必其葱郁标奇高华挺秀与东西相鼎峙，始足以来翠华之跸。驻鸾凤之骖。不知其果作何状也。余彼时固已有一陶山者，在吾意中而时会难值徒付之神游己耳。辛酉岁（1681年），余适授馆陶令。既幸其途之近而又快陶山相值之奇，马首一南结成佳境，而所为陶山者则恍在目前矣。既受事，亟索观之，则陶山实志山川之首，又谱为八景之一，曰陶山夕照。而当时贤令与缙绅先生迭相倡和，有“千林归鸟下，半壁彩霞生”之句。岂止写尽夕照情事，而山之幽闲多致，隐然言外。至是而陶山已跃跃欲出吾笔端纸上。盖儿案间所见，无非陶山也者，籍使山灵相妒不假我缘，终不得一与登眺之乐，尤将诩诩自号与人曰：“吾从陶山来矣”，所闻如是，使听之者咸作是想，何者藴之久信之真。直吐吾意中统撰之奇，而不复作意外之观也。居无何，朝廷修一统志稔（ren）旧志这失实也，抚军分命监司偕郡 尺寸而新历遍记之。郡 乃豫令长史先驱详核以闻，正惬余这素志，遂首事乎西南。每遇人士急问曰：“若所谓陶山者何在乎？”曰：“无所谓陶山也?”"若非邑西南五十里许地乎？"曰：“然。”“抑或有邱阜如山形者乎？则是者乎？即不然亦或有堤岸培娄隐起者乎？”则均曰：“无有也。”果一望尽平衍耳。余归而爽然自失者累日。太史公曰：儒者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诗书之文，可考而知书不云乎。禹异 水为济入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丘非山之谓乎。《禹贡》一书山川毕备，大圣人身历而手订之分疆别域，山为之镇，水为之荥。周官职方因之高下，至今井井，岂独于陶丘而失真，不可解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予独怪后之人生於斯，长于斯，久于斯，岂不知探奇索胜而顾以讹传讹，登之县志，矢之诗歌，自误以误后人，尤不可解也，向非一统志之修则监司郡贰何由而至今，何因而履勘。余复何因证误，而陶山不几复传信于志首哉。然余则终不能释于怀也。意者高岸为谷，谷深为陵，山海沧桑自古有之。后之学者其力薄，其识卑。乐于志祥，惮于志怪。无以俟后人之考究而传此疑耳。不然《禹贡》之书欺我哉。
馆陶县志-卷之六-赋役志-附载申文
附载申文山东省东昌府临清州馆陶县为申请均引之弊，以除偏枯之害，事据本县举贡生邹鲁等呈前事。呈称切照按丁均引始于顺治十七年陈道台之条议，其起念非不公也，其立法非不善也，然斟酌增减之中不无出入多寡之弊，而本县三万六千人丁遂因纸上之虚名致成民间之实害，食盐价值每岁一万六千有奇，等于本县正项钱粮。考成所迫，官民交困，幸盐台咨询利弊，鲁等谨按均引成书，摘其略以陈。如东昌盖属聊城，居道名为附郭县，实是东昌府，其在城与东关居民不下数万，而上册人丁仅有一万五千八百九十六丁，岂有一郡城也，而不及馆陶下县人丁之一少半乎。又如范县一邑，其地土与馆陶相若也，今册上人丁仅一千二百零八丁，销引二百零一引，以馆陶叠增七千余引，相较是馆陶一县倍于范县三十五县矣。此按丁均引之中诚不能无偏枯之弊也。而酌减之地方又可疑焉，恩县上县人丁五万二千七百九十三丁，应派销八千七百九十八引，而酌减五千大数，是酌减之数反浮于正派之数，此中岂能无弊乎。馆陶下县也，成书云：查该县向来疏销不易，夫明知向来疏销不易，三千余引尚不能完，程父母、孙父母、王父母相继参罚离任，乃不念前官受累，又增至五千七十二引，岂引少而疏销不易，引多而疏销反不难乎，何其宜酌减而不为之酌减也。况堂邑之姑酌减一千引也，为其近河也，博平、清平之姑酌减一千引也，为其近漕河而私贩难缉也，此又偏私之论也。夫其近河也，陶之西一里许即卫河也，南到小滩镇，北到临清州，而天津北直，河南行盐之船俱由馆陶地方，何不援河例而酌减也。且以私贩难缉而姑酌减尤可疑焉，如以私贩难缉而即为之酌减，则各县皆以私贩见告而求减引，将置官盐于何地乎。且馆陶近河，天津盐船络绎不绝，独无私贩私盐之可虑乎。至于临清州两河交会，五方杂处，在城有十万人户，在册上有一万五千六百余丁，旧额盐引一万九千有奇，乃过减一万三千四百引，县应派销三千引，而减去一千五百引。高唐旧额四千余引，而减去二千引。夏津二千五百六十引，亦减去一千引。夫引多则宜减，引少必不宜减，乃并至少者而亦减，此中又岂无弊也。总之以丁为一定之法乎，则各邑按丁尽一，不增不减可也。以均引为无定之法乎，则奏销难易不一，量增量减无不可也，何为乎。在他县则以销引为难而从减，在馆陶则以销引不易而加增，立法之均固如是乎。恳乞老父母上念国课，下轸民生，谆谆请命，确查各处新审人丁，恭核各属地亩，人丁可以脱漏，地亩难以增减，无论土居流寓，大凡种地之人便是食盐之人，将陶邑加多代销之引仍归于地多引少之处，照旧存二千七百余引，庶乎食盐不难完引，亦易上不亏国，下不累民矣。据此该本县知县郑 看得馆陶三万六千四百三十五丁，食盐三千七百三十二引，此旧例也，其所以引多者，盖因先年河粮厂驻北门口卫河之侧，商贾云集，运军大户共食于斯也。不意明米粮厂移至直隶小滩镇，军户已去，商贾不来，又迭经兵火，册上人丁半属序数，食盐者既少，而盐引不减。至顺治十七年，按册上人丁均引，增至五千七十二引。本县六月又加二千一百九十二引，无加无已，官民俞以难支矣。卑县到任以来，查陶邑种种陋规无一不以虚名受实祸，而食盐尤甚。今值 宁檄屡颁，咨访利弊，实政实心煌煌星日，是以绅矜里耆拨商等比例陈情其害也，详伏乞 宁台留神省览，酌他属之多寡苏浮丁之偏，累照三千七百三十二引，救此一方，功秉万世矣。
又申文。
据此，卑县覆思均引初意，原因多寡不均。而均之也，实为奏销之难者而均之也。当均引之际宜先察州县之大小，验人丁之虚实，并奏销之难易，于易定州县，不必因纸上丁少而过减，仍照其旧额可也，于难定州县，不必因纸上丁多而加增，量减其旧额可也。乃将馆陶至小下县增派六千余引而云，姑酌减一千，较之旧额实增一倍，致使一方 黎便受引多之害，阖邑绅士所以不禁言之痛切也。前详 宁台已洞悉矣，卑县更取成书，所载不均之尤者而再恳焉。如临清州旧额一万九千余引，乃过减一万三千四百，止存五千六百余引。徐州旧额二万六千引，乃过减一万三千引。滕县旧额九千余引，乃过减五千余引。将上州县易完之引拨派于下县难完之处代为奏销，亦极苦矣。今新复八万引，又不按三省二百四十州县均平分派，独加馆陶下县二千一百九十余引，不几苦上加苦乎。伏祈 查宁纲大小旧额多寡，将馆陶代销过增之引仍拨于临清、徐州等处，在彼不过还其旧额，未尝有害，在此庶几复其旧额即获更生矣。
旧志序
旧志序明知县李仲奎撰
东昌府在东藩，号称巨郡，而馆陶隶之，则为巨邑。岁癸酉，余于公除来牧兹邑。入其境，问厥志，咸曰无焉，时深惜之而未遑也。及今三载，年谷顺成而政务简息，乃究心于是，遂以属于学翰，铨齐赵君一泉，刘君晴川，江君以领，之开局于季冬而竣编于岁首。余得总其成焉，复就正于乡大夫方伯春，林武公，咸有所评骘，乃付之梓，人叙曰志，岂敢言哉。仰以观于星文，俯以察于井牧，中以浹于人事，旁以丽于物情，加笔削于成书，而示从达于实录，一时成之，百世传之，一人作之，万人信之，化理关焉，是志之系也，岂敢言哉。道后世变，人怀己私，务博者失实，予今能者尚辞，
靡者附嗔，喜诞者诡言，四弊生而志曰病矣。他如列国之语，藻思幽词出于贤哲之手，后世君子犹或非之，况其次乎。是邑也，僻在一隅，会于两畿，然迩孔孟之乡，闻诗礼仁义之教，流风余韵，世渐人摩，迄用有成。迨我明兴两祖之所，覆育列圣之所，陶成以至今日二百年于兹矣。追琢成章，鸢鱼率性，化行而俗美，长德而幼造，民安而物阜，志不容以一曰无也。凡为帙有四援，其旧典广以新闻，稽之佥言，附以独见。志士俗则世运之升降见焉，志赋役则民生之丰耗见焉，志食货则物贡之多寡见焉，志职官则政教之隆污见焉，志科贡则人文之显晦见焉，以至沿革创废之微，灾祥艺文之末，莫不纲凡而备载之，历历然如指，诸掌百世之下，具可读平。继自今，典教于是者，因材质之，宜为启迪之术，可以作人矣。司牧于是者，肄刚柔之习，达宽猛之方可以立政矣。观风于是者，听淳疵之音，尽节宣之道可以贡俗矣。即其已具而校雠之，非徒备一方之文献己耳，则是志之成也，岂徒然哉，若夫节烈之举藐焉，寡俦非故抑之也。与其溢矣，而无征宁阙如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向，表扬风教，砺世之典，则有后之君子在又何亟焉。梓完，题其首，曰馆陶新志，与摭搓之劳者，凡十有二人，因并列之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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