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汉学之摇篮——不疏园
不疏园约建于清乾隆初年，是歙县西溪汪氏里祠“余庆堂”支下的一所私家园林。可惜的是该园是朵一现的昙花，被焚于咸丰期间无情的战火之中。虽然当年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至今已鲜为人知。根据多方资料，著名学者汪世清先生已为不疏园作了具体的考证，并对它那深厚的历史背景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反响也作了相应的学术探讨。不疏园是西溪汪氏八十五世祖汪泰安（1699—1761，字永宁，号磐石）在其父汪景晃的授意下一手经营创建的。汪景晃（1666—1761，字明若，号旭轩）“年二十二，弃儒术，操百缗以往，贾于浙之兰溪，及艾归里，则尽传家事于其子，而一以施济为己事”。乾隆甲戌（1754），江永（1681—1762）先生为他立生传（向来活人没有立传的先例），其中赞道：“岁岁行之，至年九十时所费以万余，计给三千余棺。”据《新安歙邑西沙溪汪氏族谱》西宿公传载：“遂毅然弃儒，就贾偕四兄海若、五兄明若，同往兰溪，日中为市，朝夕辛勤，相助为理，每想本微利薄。诸侄渐次成行，家计日大，与兄永夜连床，相对欷歔，熟计无策，思惟广货一业可以转输。因而创业谷水，统率诸侄，因才器，使泛槎于江、浙、广、闽之间，卧薪尝胆，破浪衝风，十余年间，家业浸昌。”综上三段话所述，景晃一生济世行善，二十二岁便弃儒就贾，以谷水（湖南省）为根据地，乘坐漂浮的木筏，往返于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之间经营广东出产的百货。由于经营有道，“家业浸昌”。创业之中深知才疏学浅会使自己多处碰壁，如今有了钱要将钱用在刀口上，行善的同时又为子孙、为乡人创造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泰安十七岁便操持父业，继续行善。但为其父景晃的名望所遮掩，景晃经常在外借钱行善，其所借之债务却由泰安归还，故人称之为“隐德君子”。泰安好读书，除自己“活事毕，则篝灯阅书史，至丙夜膏尽乃止”外，还“治田为园”，为后人创建了一个集琴、棋、书、画、吟诗、论学为一体的好处所——不疏园。
何为“不疏园”呢？泰安的长子，后来不疏园的主人汪梧凤(1725—1772，字在湘，号松溪)在《勤思楼记》中写道：“先君子治田为园，园北有堂，颜之曰不疏，盖取陶诗‘暂与田园疏’意而反之，意欲使后之读书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幸也。”方知“不疏”原本乃为园北之堂名，意在使后人就读其中切勿疏远田园，而追求功名利禄，其意境之广远便也将其广为园名了。不疏园的建置根据梧凤之仲子汪灼（1748—1821,字渔溪）的《渔村诗集》卷九内“不疏园十二咏”便知梗概：六宜亭，巴慰祖为其书联：“雪月花时，宜酒宜诗宜画；山回水次，宜耕宜钓宜樵。”绕六宜亭有泰安先生亲手植梅树十一株。别韵，是一有窗户的廊子。拜经草堂，是谈经论学之处。松溪书屋，是读书的地方。山泉响，诗云：“叠石耸千峰，飞泉分两道。”是一飞瀑假山，坐落在园东。（孩时曾见过遗迹）勤思楼，诗云：“高楼何所有？二十四橱书。”这是藏书楼。双桐得夏阴，诗云：“绿影散空阶，便生濠濮想。”当是一座桐荫下的斋室。竹北华南，诗云：“四壁尽书围，逼坐青氈破。”这也是一藏书室。半隐阁，是一休闲的阁楼，阁前有一株绿萼梅。半隐阁半俯曲池，池中有荷，岸畔有芭蕉，还有桂、梧、松等以及牡丹、紫荆等，半隐阁大致在园北。听雨，诗云：“菡萏亭亭立，芭蕉树树阴，云根催雨足，散荡最清心。”当是荷池旁一小轩，在园北。不浪舟，诗云：“风生流不生，醉卧孤舟隐。”可能是一石船。黄山一角，诗云：“柔风香暗发，先满向南楼。”是一坐北朝南的小楼。令人遗憾的是散落在园内的这些楼轩亭阁、书屋草堂、假山飞瀑，至今已无法道出各自在园内的方位，它们之间的布局想必定会宜人。何况更有玲珑小径相串，竹树葱茏，花草扶疏相托，确实不负“宜酒、宜诗、宜画，宜耕、宜钓、宜樵”之盛名。
而为什么又说“不疏园”是皖派汉学的摇篮呢？请看汪中先生（1744—1794）在为梧凤写的《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中的一段话：“是时歙西溪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数十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其后江君没，大兴朱学士来视学，遂尽取其书上于朝，又使配食于朱子。戴君游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天子修四库之书，任领局事。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当时不疏园的主人是泰安先生，“斥千金置书”的是他，聘请江永和戴震来不疏园教其子孙的也是他。“左右而成之”的却是梧凤。梧凤以江为师，以戴为友招来了一些“好学之士”，梧凤在《松溪文集》里写道：“吾友志相合，业相同，择师而无不同者，休邑郑用牧、戴东原，吾歙汪稚川、程易田、方晞原、金蕊中、吴蕙川数人而已。”知道当年拜江永为师的共有八人，后来吴蕙川便转向词章之学了。所以同在不疏园从江永研习六经之学的，而且后来在经学上各有成就的只有七人，这便是“江门七子”之说。世清先生在《不疏园与皖派汉学》一文中写道：“江永馆于不疏园，从壬申到戊寅，有七年之久。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为时较短，但对他的学术进展，却是一段重要时期。他与七子聚首一堂，有世不经见的图书可供查阅，有‘同志旧友’可与参商。这种条件是他过去所不易得到的。”“他在这几年中，教学相长，可以博览详稽，与诸子相互辩疑解惑，订误求真，便开考明古之制度，名物，以疏通经义的一代学风，而其学又得七子以传。这对完成他的千秋大业和创立皖派汉学，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不疏园与皖派汉学》一文中写戴震时云：“戴震来馆不疏园，时年三十，在治学上具有一定根底，……。这次应聘来教梧凤之子，正好江永也于同年来到西溪。于是他一面以《说文》教煇（时年七岁）、灼（时年五岁）识字，一面又与梧凤等同从江永研求经学。他在乾隆乙亥（1755）入都以前，在不疏园至少已住了三年。这期间，问业有良师，切磋有好友，正是一个进修的好机会……。乾隆辛已（1761），戴震第二次来馆不疏园，与汪肇龙同教梧凤之子习制举之学……。因此，说他的学成源于两馆不疏园，应该是言得其实的。”由此说来，江、戴二人为皖派汉学的创始人，而创始时期的皖派汉学则是以不疏园为基地，冠之为皖派汉学的摇篮并非虚名。
江门七子之一的汪梧凤是不疏园的主人，他在皖派汉学的兴趣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组织和推动的作用，功不可灭。这里更要提及一位甘为人梯的君子，这便是梧凤的胞弟江漪先生（原名思桐，字文波，号鉴云，1730—1779）。他承父业从贾，供兄等“七君子”钻研汉学，从无怨言。《渔村文集》中所载的《鉴云公墓志铭》中赞道：“兄下惟攻苦，一身任其先业，擢舟于浙之兰溪数十年，不以家之庶务相撄，用成其所学，而标名于国史文苑中。”可见当年“七君子”馆于不疏园研习与他的资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只是默默无闻地作着无偿贡献。当然他的子孙同样在不疏园内也受益匪浅。如汪绍峻（字峻亭，号子和，别号逸齐，1781—7840），年十二便攻举子业，年十四便理父业于谷水；汪运鏊（字逊旃，号味楳，1814—1898），举人，教育家；同治十年（1871）辛末的三里三翰林之一的汪运錀（字迪旃，号获渔，1832—1879）；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进士汪宗沂（字仲伊，号韬庐，1837—1906），有江南大儒之称，有较深的皖派汉学根基，他是不疏园的最后一位主人，也是皖派汉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他曾预言在他门下授业的门生中，黄宾虹先生、许承尧先生两位将会出人头地。当然还有很多汪氏后人在此获益，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时至今日，不疏园已不复存在，但不疏园的学风和不疏园主人那不惜重金的办学精神仍可资借鉴。 学习了，谢谢本家 回1楼作文本家:
作文本家太客气了，我是出自喜爰，並不是专业人士，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赐教，谢谢！ 学习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本家！ 思惟广货一业可以转输。因而创业谷水，统率诸侄，因才器，使泛槎于江、浙、广、闽之间，卧薪尝胆，破浪衝风，十余年间，家业浸昌。 此处直译“乘坐漂浮的木筏，往返于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之间经营广东出产的百货。”有些欠妥当 好一个“不疏园”！
“不疏”原本乃为园北之堂名，意在使后人就读其中切勿疏远田园，而追求功名利禄，其意境之广远便也将其广为园名了。
拜读。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公元404年（晋安帝元兴三年），陶渊明已四十岁了，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时，他写下了这首诗，诉说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5楼lhhllm本家博览群书，为了读者便于理解，不但找出陶先生之原作，还导出了陶先生当时的生活背景，真是煞费苦心。本人在此表示感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