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汪广洋家族，一个千古的历史谜团，正随着“中国（临清）明丞相汪广洋文化研究会”研究的深入，逐步向世人展示出其历史真相的答案。转载《锦衣卫秘事》，对有兴趣于这个家族的人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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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秘事》夜行独侠 锦衣卫这个光鲜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特务制度。特务制度作为君主控制群臣、维护皇权的手段，历代都有，但都是暗中为之，不敢招摇过市，为何在明朝却将其公开化、制度化、并且组建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组成锦衣卫的武功高手，是否都是形象俊美、身着锦衣、冷酷无情的帅哥？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的归宿又是怎样？锦衣卫从创立之初，曾经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保持了明初一百年的吏治清廉，但是如何异化成为了一种打击贤良、淘汰忠臣的缺席？最终掏空了明朝的，摧毁了明朝的向心力。在最后的时刻，空空朝堂，只剩崇祯一人，孑然而立……
序 章
断章一天罗地网
“庄烈帝（朱由检）怀疑自己手下的大臣，（他用）王德执掌东厂，以惨烈刻薄的手段辅佐自己，吴孟明管理锦衣卫，只是随东厂意愿而动，不敢有着丝毫违抗。而镇抚司的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只要是士绅富豪人家，必定会有（缇骑）往来侦缉踪迹。所以（这些人）都早睡晚起，起来也不敢多说话，听说有厂卫的人来了，有如大盗登门抢劫一般……稍有拂逆他们的地方，立即百般构陷，找出只言片语的过失，往往株连多达数十人……” ——《明史•刑法志》
断章二人情冷暖
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犹喜多情今夜月，斜窥树隙照离尊。
——被杨涟连累，抓至锦衣卫诏狱的顾大章，写于押送京师途中。杨涟之事详见第六章
断章三镇抚司狱
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比三法司。诏狱设在地下，牢房的墙壁厚达数仞，即使隔壁声嘶力竭地呼喊也听不到。探视之人送进来的东西，必须经过好几次查验，如果送的是食物，犯人拿到手的不过十分之一。诏狱还不许点火，即使严冬，也得吃冷饭，穿凉衣。家人不但不能进入，也不许见面，唯一能见面的地方只有审问时的大堂，只有那时可以在堂下遥遥地看上一眼而已。——明人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断章四亡国之由
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明•沈起堂《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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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宰相太擎肘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明军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还下敕给中书省，里面说道：“诸位文臣武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开疆拓土，建立大明朝。遗憾的是，有些功臣含辛茹苦，但却过早地去世，令朕深感痛心。为此，朕命令相关部门，在鸡笼山上建立功臣庙，封其爵位，并塑像祭祀之。”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彼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当成死人么？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大明朝刚刚建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璋所忌惮。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心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已经是一位四十岁的小老头了。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等等，内心都存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问他：“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秦末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当了皇帝。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吃穿，但翻遍史书，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为膨胀。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但时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对李善长当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了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之上。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顺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无从选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为国公，且为六人之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子免一死”，连你儿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中，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且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割据势力，但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贫苦人家，不懂什么叫朝廷礼法，搁在我们大明太祖这里就更是如此——一个年少出家讨饭的游方和尚，他能懂得那么深奥的东西吗？
当然，既然建立了政权，进而自称皇帝，统一天下，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制度。朱元璋身边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不过大家都是元朝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人心思宋，但现实是所谓宋王后裔的小明王韩林儿就是个娃娃，而他身边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文臣武将，也根本没人能说清楚所谓正统汉家朝廷制度是个啥样子。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元朝怎么着咱们也怎么着。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元朝之所以会出现宰相权力超级膨胀的现象，也和蒙元皇位长期不稳定有直接关系。有元一代，从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称帝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被明朝军队赶出大都城，前后总共一百零八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三十六年，亡国皇帝元顺帝在位四十一年，而在这两个皇帝中间，仅仅三十一年的时间，竟然换了九个皇帝！这么算下来，黄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九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三年零三个月……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运筹帷幄，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
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从一品。所以光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头。
加上徐达作为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在朝廷上能够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明初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完人，面对如此朝局，也会有一时的得意忘形吧。何况他绝非完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权益，就被他安上个罪名给罢黜了。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做宰相，必然会党同伐异。李善长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书权重，还有一个淮西朋党的现象，李善长对于非淮西人士一向没有好感，我们所熟悉的刘基刘伯温，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在淮西党的排挤下被迫告老还乡，离开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
明朝从1368年建立，当年就是洪武元年，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四川，割据蜀地的明昇投降，天下大势已定。虽然还有一些小势力在边境上打打闹闹，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兵还在和徐达恶斗，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苟延残喘，但平灭或者驱赶他们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出什么天摇地动的大妖蛾子，朱元璋也没有急病突然咽气，可以说这大明朝的天下是占定了。所以朱元璋就可以放开手，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宰相制度。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日益碍眼。他要总揽大权，势必要废除宰相制度，要废除宰相制度，就不能不找人开刀，否则师出无名，就算扒掉了在任的宰相，也未必就能够废除制度，就算废除了制度，也难免会惹来朝野非议。就这样，屠刀首先伸向当时独相的李善长。
然而李善长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反元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十几岁的长者，朱元璋心里还存有一份敬意——洪武初年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等的礼仪中，就都是李善长做大礼使，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这样一个亦臣亦师的人在宰相位置上还呆着一日，他就无法撕下面皮来对付老朋友。
何况，洪武三、四年前后的朱元璋可能并不想对功臣们大开杀戒，从他对功臣们的封赏之重，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宋太祖行事的影子。一来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还需要这些功臣们尽心出力，二来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毕竟有些香火情分。
于是，李善长在洪武三年达到了他为官生涯的顶峰。
立于大明朝官僚机构的顶峰，李善长虽然有些得意，但也并没有完全被富贵荣华冲昏了头脑，他在朱元璋麾下这么多年，对于朱元璋的了解可能比朱元璋自己还要深。此时的大明朝，虽然北元未灭，西北、东南尚有一些割据政权没有归顺，但以今日时势来看，一统天下只是迟早，太平时日指日可待。但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是皇帝的眼中钉，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日，被皇帝猜忌的疑心就多一分。
李善长是聪明人，转过年来的洪武四年正月，他就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为了保全自己，我主动退休，让出左丞相这个烫手的山芋，今后就悠游田里，做个太平田舍翁吧。
朱元璋接到他的奏章后一点磕巴都没打，立刻准奏，58岁的李善长就这么离开了朝廷。旨意一下，举朝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的亲厚众所周知，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转眼就致仕了！虽然老先生致仕时皇帝给了无数封赏——仅为他家打仪仗的就有二十户之多，但不管怎么说，没了左丞相的实权是事实。这下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待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大部分朝臣才安下心来——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左丞，是中书省的实际政务执行人。汪广洋为人谨慎到了懦弱的程度，至于胡惟庸，举朝皆知，那是李善长的私人，这次能够入相，也是由李国公向皇帝举荐的，可见即使李善长人离开了中书省，他的心和眼还都留在这里。看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任并未稍减啊。
的确，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案发，朱元璋龙颜大怒，誓言追究到底。追究来追究去，也没追究到全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后台——韩国公李善长头上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心里，和胡惟庸这个被推到台面上的棋子，分量终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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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昙花一现的杨宪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经和刘基讨论过李善长之后的丞相人选问题。刘基在朱元璋心目中虽然没有李善长那样亲厚，却也是颇为倚重的肱股之臣。若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则刘基就是朱元璋的张良，原因就在于这位刘伯温先生对人事的判断力极佳。
可惜，这只是华丽丽的表面现象。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嘛，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淮西派首领尚在位的时候就单独找浙东派首领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内中所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微妙。
“李善长年纪大了，也该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先生看是不是该换下他了呢？”朱元璋诚恳地请教道。
刘基在朝廷中经常受到淮西派的排挤，这其中有多少来自李善长甚至朱元璋本人的授意？刘基并不想追究，他既有读书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有强权之下明哲保身的智慧。相比李善长，刘基更为了解朱元璋的心性，或者说，他更了解拥有“皇帝”这个光环的人的心性。他知道，朱元璋现在碍着统一大业未成，加上还有些当年的同袍之情，不会大下杀手，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对权力的渴望必然日益加深，到那时候，谁还胆敢呆在丞相的位置上，谁就是第一个屠刀下的冤魂！
“善长是元勋功臣，能够调和诸臣，不好立刻换掉。”您还是让李善长留在这个棘手的位置上吧，千万可别指望我。
“李善长经常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还这么替他说情吗？”朱元璋看着刘基，“朕想让你接替他呢。”
果然好的不来坏的来，刘基乍闻此语，吓了一大跳，匆忙顿首叩头：“臣的才能不足以担任丞相之职。”开玩笑，真当上丞相，不等朱元璋下杀手，单是淮西派大小臣工明着白眼、暗着小动作就够受的了，还是不要跳进这个火坑为好。
“那么你看杨宪如何？”杨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被李善长找了个由头罢黜的杨希圣的兄弟，现在是中书右丞，就在仇人李善长的手下干活。在李善长还没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让他的对头来接班，朱元璋安的什么心思呢？
“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气度。”
“汪广洋呢？”汪广洋在洪武元年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可没干几天就被外放到陕西去了。
“汪广洋器量狭小，还不如杨宪呢。”
“惟庸呢？”胡惟庸这时还没进入中书省，只是分管朝廷祭祀礼仪的太常寺卿而已。
“不可不可，胡惟庸只不过区区小犊，一亩三分地还行，若是重用，只怕为祸不浅。”
提名三人，否决三人，朱元璋只剩下了沉默。
日后诸事底定，这段话反复为后人所咀嚼，成为刘基断事如神的铁证之一。朱元璋明明知道了刘基对这三个人的看法，却还是先后将这三个人派到了中书省，让这三个没有宰相之材的家伙坐在宰相的高位上，所引发的结果，自然会偏离中书省本应承担的责任，却日益接近朱元璋本人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真的需要兢兢业业完美无缺的好宰相，继续留任李善长或是直接任命刘基就行了嘛，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票人上台，当然是故意留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
且说这段著名的对话结束之后不久，洪武三年下半年，李善长因病回家休养，而徐达还领兵在外，中书省一时没了主事的人。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意思是让他主导政事。但汪广洋为人真是懦弱到了极点，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但却处处受杨宪的制约，被杨宪步步紧逼，说汪某人对母亲不够孝顺，“奉母无状”，没几天就被赶出了中书省，甚至还被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
汪广洋被赶出中书省后的当年七月，朱元璋提拔杨宪担任中书左丞，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将胡惟庸调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排挤走了汪广洋，杨宪自以为得志，丝毫没有考虑到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是为了制衡他，胡惟庸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胡惟庸虽然很早就加入朱元璋集团，但他一直都担任中下层官吏，无论是论在反元建明的斗争过程中的功劳，还是论和朱元璋本人的亲密程度，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没法和他杨宪相提并论。
杨宪刚有了实权就忘乎所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仇人李善长，他的躁进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成为中书左丞的当月，他就犯了案子被朱元璋给宰了。
史书上对杨宪之死含糊其辞，只说是犯事被诛，犯的什么事？没人知道。只知道在他死后，汪广洋迅速被从流放的路上召回，继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胡惟庸仍然留任。
杨宪昙花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消失得那么蹊跷，其中内幕几百年后仍然不为人所知。但在审视锦衣卫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有一批人活动的身影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梳理他们的活动，或许可以解释杨宪的突然死亡。这些人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称呼——“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他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也需要有人替他管理，据说杨宪就是检校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领导人员。
作为文官中的一员，杨宪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并不低，并且他很有能力，就连刘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前面那段著名的对话中，刘基认为杨宪是有丞相的才能的，只是他没有丞相的器量而已。器量，对于一国的宰相来说是必备的品质之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也。刘基为何如此断定杨宪没有做丞相的器量呢？想来杨宪是检校一员的事情对于国初功臣们来说也不是秘密，要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然有很强的观察力，但似乎不必须要有器量，锱铢必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似乎才是情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而杨宪也的确具备这样的素质。且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1367年，他终于打败了大敌张士诚，随即就将张士诚的地盘、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称浙东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名义上作为属官随行辅佐。临出发前，朱元璋告诫杨宪说：“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历练，浙江方面的事务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问题，我只拿你问罪。”
杨宪不光是李文忠的属官，他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军务而派出的检校。果然，杨宪并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有所顾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报告说李文忠不听他的话，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人干预公事。那时浙江作为前敌占区，许多读书人都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如今虽然归到了朱元璋的地盘，但对这些人，朱元璋却始终不大放心。一听到杨宪的报告，他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解进京，结果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
李文忠呆在浙东时间并不长，杨宪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员的动向，并一一向朱元璋汇报，他可称得上是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因此，在明朝建国后杨宪被任命为检校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搁在明朝中后期，说不定他也是个飞扬跋扈的锦衣卫大员了。
要这么一个情报组织的头子做宰相，也只有朱元璋才能想得出来吧。或许在朱元璋眼里，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杨宪，正可以成为他安插在中书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钉子。然而杨宪太让朱元璋失望了——他一进入中书省，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杨宪做检校工作，向朱元璋报告某人某事还都有凭有据，但可能是兄弟杨希圣被罢黜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他面对李善长表面上不得不恭恭敬敬，私下里却一直想扳倒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杨宪多次向朱元璋进言说：“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李善长是何等人物？别说李善长曾经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过多少功劳，单只论洪武初年的朝局，除了李善长，真个再没有第二人堪当宰相重任了，正如刘基所说的那样，协调众臣、统合政务正是李善长之所长。只怕在朱元璋心里，十个百个杨宪也抵不上一个李善长，杨宪这样冒进，终于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期待。
表面上，中书省的几个办事大臣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因为李善长罢黜了杨希圣，更因为杨宪在朱元璋面前诋毁李善长，他自然被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如果杨宪当了丞相，我们这些淮人都不能当大官了。”他把杨宪划到了刘基的浙东派，若是杨宪当了丞相，他的后台刘基自然大权在握，那么一贯打压浙东派的淮西人士就别想再出头了。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明确转向浙东派时抢先下手赶走杨宪。
正好杨宪借着不孝顺的由头打击汪广洋，短短一个月内，把汪广洋赶出中书省还不够，竟然还要赶到天涯海角去，难保下一步是不是在流放路上直接处死……这样的人留不得！于是在淮西派大臣的集体威压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刑。
上述虽然都是猜测，但在情理之中。然而历史总是存在多个侧面的，就刘基这方面来看，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容不下杨宪，刘基对杨宪也是一样的。站在淮西派的对立面并不一定就是浙东派的支持者——敌人的敌人可不一定是朋友。杨宪的后台不是刘基，而是朱元璋。他进入中书，自以为得到了朱元璋的全部信任，以总揽中书大权为目标。不光李善长是他的目标，曾和皇帝论相的刘基也一样。在杨宪心里，他只是排在刘基之后的第二顺位，那么只要刘基在朝中，说不定哪天朱元璋就想起他的才能来替换下了自己呢？不把刘基扳倒，杨宪心里同样不会安稳。
对于杨宪之死，史书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李善长、胡惟庸他们向皇帝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另一种说法是刘基向朱元璋报告了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才使朱元璋最终下了处死杨宪的决心。唆使侍御史陷害朝廷大臣，虽然是大罪，其实罪不至死，然而不管是李善长、胡惟庸还是刘基，他们都不希望杨宪活着。
这些功臣们都知道杨宪是检校出身，他们不会允许朱元璋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一个用特务手段控制的国家，因此在杨宪之死上，他们才能够抛弃以往的成见，联手出击，一定要置杨宪于死地吧。
而朱元璋此时显然还念着和功臣们出生入死的种种情谊，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为了一个小小的杨宪，让功臣们和他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他借题发挥，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么完蛋了。
于是乎，皆大欢喜。
当然，杨宪之死只是个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一个检校的死而放弃整个检校组织，反而使他警惕——他总要知道真实的朝臣的行动和事情，但大明朝那么大，每天送到龙案上的奏章却那么少，有多少事情没有让他这个皇帝知道，中书省就单独处理了呢？检校必须存在，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最真实的朝廷动向报告，才能使他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既然朝臣们都讨厌检校这样的特工人员，那么我就跟你们玩更阴的。
杨宪死后四个月，也就是洪武三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公、侯、伯等功臣家里都赐卫队一百二十人，由一个百户统领——这一百二十个人里，没人知道有几个检校存在。
且说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实在运气不好，前回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把他赶出中书省，这回辅佐他的胡惟庸对他也没表示多少尊敬之心，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做了决定，根本就不知会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而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大概也看开了，他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默默无所可否”——你胡惟庸不是仗着会迎逢皇帝，韩国公李善长又是你的后台，就大权独揽吗？我也不和你争，也不跟你摆左丞或者右丞相的架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只要老老实实地保命就好，绝不掺和。反正咱们大明朝做事要讲究资格辈分，你再折腾，只要我不死，我资格比你老，论起宰相人选来，我总是要排在你前头的。
胡惟庸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汪广洋越是懦弱不争，他越是步步紧逼。
到了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离开了朝廷。然而这两个老家伙同样的退身避祸之举，最终却都没能如愿以偿。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
而检校组织，不光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文人墨客那里还有些风雅之事流传下来，也算是锦衣卫和它的前身少有的几处不带血腥和杀戮的逸闻了。
话说明朝初建，朱元璋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征集了一大批元末的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七老八十了被朱元璋征调到朝廷参与编纂《孟子节文》，老人家觉得工作辛苦，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想着工作起早贪黑，不禁满腹牢骚。他本是个诗人，郁闷间诗兴大发，口占一绝：“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天还没亮就爬起来穿衣服，就这样到了午门还觉得我们来晚了，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享受田园之乐啊，我一定一觉睡到天大亮，早饭不熟都不起来……
老头子诗做成了，牢骚也就发了，回到家啥事没有，一觉睡到四更天，继续起早去上班。没想到朱元璋和颜悦色地问他：“先生昨天做的好诗啊，‘午门朝见尚嫌迟'，嗯，这个‘嫌'字不太好，朕给你改成‘忧'字，你看如何？”
钱宰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马跪下磕头谢罪，亏得他老虽老，身体还不错，至少没有当场吓出心脏病来——皇上明鉴啊，老臣绝对不是不愿意为大明朝干活啊，绝对绝对没有嫌弃工作的意思啊……您可千万不要杀我啊。
朱元璋虽然经常有微服出宫的行为，但他前一天晚上并没有亲自跟踪钱宰，更不曾亲耳听到钱宰吟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钱宰做了这么一首诗的呢？当然就是无孔不入的检校告诉他的了。
这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检校成员，可能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青书生，可能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针对一颗白菜讨价还价的小厮，也可能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他可能是钱宰下班路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这些检校的工作效率实在非常高，听到钱宰的诗，当天晚上就能抄录一份送到宫里，送到朱元璋的手上。显然，在皇宫里也有专人负责接收检校们的报告，而朱元璋也会每天审看这些报告，如此才能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对老头子实行突然袭击。
说来朱元璋对于老头子还是挺回护的，“午门朝见尚嫌迟”一句，“嫌”改成“忧”，变成“午门朝见尚忧迟”，不但没了发牢骚的意思，反而还能读出几分争着为国效力的感觉来呢。老实说，钱宰的牢骚诗，放到清朝，绝对够得上文字狱的级别，少说也得灭他个三族五族的，但搁朱元璋这里，也就是戏弄一下酸儒而已，反正钱宰没有因为写这首诗受到什么处罚，还是好好地回衙门编他的《孟子节文》去了。
如此完备的检校报告制度，不会一日而成，他们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手下就有这么一批由他亲自领导、负责情报工作的家伙。当时天下群雄四起，反元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朱元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定鼎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朝廷的官员们，尤其是一些和朱元璋走得比较近的功臣们，包括徐达和李善长，他们都知道朱元璋手下有这么一批专门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对于这些人，功臣们可谓是心理复杂，一方面，当日出于斗争形势需要，后方的文官、前方的武将都需要情报，检校的存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明朝建立以后，在朝堂上论起功劳来却很少有他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检校组织一向由朱元璋自己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这些功臣们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谁是检校，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在什么地方做的什么私密事情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朱元璋问起……谁没个七情六欲贪嗔痴狂啊，总不可能时时端着架子做样板。于是乎，朝廷之上人人自危。 第三章第一个目标，胡惟庸！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于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第四章锦衣卫挂牌
胡惟庸犯下的所谓“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彼时我们这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还没有正式成立，朱元璋身边仍然只有从建国前就成立的秘密部队——检校。
关于“云奇告变”的荒唐故事，虽然也起源于明朝，但就连明朝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胡惟庸死的那一年，他的罪名还并不是谋反，只是“擅权枉法”而已，“谋逆”的罪名和诸多罪行都是后来才陆续加上的。在胡惟庸身死之后，他的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就连李善长也被拉进“胡党”，送了性命才算完事。
且说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拿六部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是皇帝-中书省-六部，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按皇帝的金口玉言来说，六部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这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你不能不告诉皇帝——皇帝他老人家说了得告诉他嘛，也不能不告诉中书省——就算皇帝批了条子，也得由中书省发布啊，横竖是绕不过中书省的。这一下变成多头管理，于是乎，六部的官员们在皇帝和宰相之间疲于奔命，难免出错，这更让朱元璋下定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史书上说是某个外出办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国的使者，然后告诉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怒——这没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检校吧。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朱元璋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满意，大家都知道汪广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说他是主使者，别说朱元璋，恐怕那些参与调查的人也都不相信。这个调查结果看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
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内容是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然而这个案子还没查完，胡惟庸已经掉了脑袋，汪广洋的小妾这样的事和“谋反”大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于是这桩案子就这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谋杀诚意伯刘基——胡惟庸找人给刘基看病的事情广为人知，刘基此后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实，虽然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
不过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杀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反正御史中丞涂节没闲着，他觊觎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就准备给胡惟庸最后的致命一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大明朝还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时候，南京城里却剑拔弩张，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谋反！
朱元璋接到报告后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来，还没等涂节高兴呢，一转脸又说涂节本来就是胡惟庸一党，还拉上了曾经和汪广洋一起弹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将这三个人一起杀了。
天威震怒，雷厉风行，大过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他的罪名是“擅权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从肆意打压自己的对头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乃至于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几乎是无所不包。
在大臣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两道圣旨发布——废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
两道圣旨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后事安排得十分详尽，内容之缜密、细致，使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发布这两道诏令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酝酿了很久的结果。
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结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同时，朱元璋还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能再说设立丞相的事情，臣子们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就这么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让大明朝所有官员都难忘的一段日子。
混乱的正月过去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
现在的大明朝，没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权力必然伴随着义务，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身为皇帝，他必须要保证整个大明朝的正常运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7到8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都没有四个小时——从前一整个部门的工作现在压到他一个人身上，就是他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负荷。有史学家统计过，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200封，大小共计约500件事需要他做出决断。而那时的奏章都是文四骈六的儒士们写的，通常几万言的水分下来，真正谈事情的能有几百字就不错了，就算一封奏章5000字吧，200封就是100万字……就算每天不动脑子看100万字，你能看完吗？何况还得动脑子去想这奏章到底讲的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朱元璋再有身为皇帝的自觉也没办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说，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导致精神紧张焦躁，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个和气的人，时间一长，脾气更为暴躁易怒，看着满朝臣子都不顺眼，要不是内廷有结发的妻子马皇后照顾，外廷有皇太子朱标和亲家李善长支撑，只怕他一个暴怒，就能要了满朝大臣的命。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一个人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奏章，就有许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许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们上的奏章都是请示问题与决策，虽有轻重缓急，但却没有不该办的，得不到回复就不敢实行，不敢实行在朱元璋眼里就是办事不力，办事不力就该罚，挨了罚就更不敢自作主张而要事事请示……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李善长还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员仍然是李善长的老部下，他们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对他们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重判断。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句古话在朱元璋这里不适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长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团，他确信，这个集团已经腐化变质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夺权力的对手。
屠杀的理由并不好找。事实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为儒士，办案定罪既无眼力也无效率，朱元璋觉得实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边的检校而已。
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检校是个职务名称，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随心所欲。
朱元璋将眼光收回到内廷，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侍卫亲军上。侍卫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将检校们放入其中，并赋予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终于决定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为吴王的时候，他就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麾下军队中的统军元帅一职——这个职务只能由朱元璋本人来担任，如今称王将来称帝，军权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的。他将全军划分为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相应地还废除了诸将因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等称号，而是按照所率兵马的数量，五千人称为“指挥”、一千人称为“千户”、一百人称为“百户”、五十人称为“总旗”、十人为一个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之后，又把这一军制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按照全国郡县划分军区，大致类似于今天的北京、沈阳、济南等各大军区。五千六百人以上的军区称为“卫”、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称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称为“百户所”——这一制度就是为我们熟知的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军队最高指挥机构是前面说过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长官大都督总领天下诸军事，这天下诸军事不光是对外征战，还包括皇帝身边的护卫亲军——拱卫司。
明初，皇宫的守卫任务由拱卫司担当，虽然亲近皇帝，但实际官职却很低，长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卫司的人选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选派，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来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样貌、体能、头脑一点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对于这样的拱卫司并不满意，一来拱卫司原本属于中书省管——可见明初中书省管辖之宽，后来转到大都督府下边，只不过转来转去总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里；二来正七品的官职相对于皇帝亲军的名号来说，也实在太寒酸了些。
于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朱元璋也对拱卫司进行了改制——他把拱卫司从大都督府的管辖下独立出来，改组成为亲军都尉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首都警备区吧，指挥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规格提高了不少，人数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辖左、右、中、前、后五军，统称为“侍卫亲军”，专门负责皇城的守卫工作。
此外新设了一个仪鸾司，长官品级为正五品。这仪鸾司真真正正是锦衣卫的前身了，它的职责很大部分后来由锦衣卫继承下来且并发扬光大。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
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遥想大朝会之时，天色朦胧，雾霭氤醺中，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大汉将军”一千多人鱼贯而出，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威武庄严，莫过于此。这些所谓的“大汉将军”，就是锦衣卫的属下，自然，是表面风光的那一部分，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一块内容。
而朱元璋的检校们掌握的是“缉捕、刑狱”这两块。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掌管文书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这个镇抚司，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
名义上锦衣卫应该只管“本卫”的刑名，其他军队系统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谈不上外廷的刑狱之事了。但在锦衣卫的历史中，“本卫”两个字从一开始就被扔在文件纸面上，朱元璋建立锦衣卫，要对付的正是外廷。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曾经是检校成员的毛骧可能就是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骧带领锦衣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杀大臣的理由。这理由在毛骧看来，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
以锦衣卫之能，想要找出些证据来证明胡惟庸谋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他们更是无从辩解，正好一网打尽。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最后的血的，正是李善长。
从最早汪广洋弹劾李善长开始，就一直有人在为扳倒李善长这棵参天大树而努力，但直到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砍掉的时候，大树本身才轰然而倒——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李善长的罪名在别的功臣身上早就死过无数回了，毕竟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只是面对李善长的时候，朱元璋脑中还有一丝清明。这些年来，马皇后死了、徐达死了、太子朱标死了、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能够和自己一起回忆过去的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的身体一向不好，他为什么不像徐达那样干脆早早病死呢？总好过现在要让我亲自来动手……
然而锦衣卫不能让朱元璋留下李善长，这几年明争暗斗，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锦衣卫也损兵折将，连一手创立诏狱的毛骧，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这使得锦衣卫的人知道，和功臣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长活着，他们就得死，反之亦然。
没想到李善长都下狱了，朱元璋竟开始犹豫，这是锦衣卫所不能容忍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于是，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二百多年后的崇祯二年（1629年），有一个叫李世选的人手捧朱元璋御笔龙封，从安徽绩溪来到北京城，向朝廷要求平反李善长一案。这个李世选，自称是临江公主的后人、李善长的十世孙。而他手里的御笔龙封，据说是在李善长之案后，临江公主向朱元璋陈诉公公家的冤屈，朱元璋为了安慰女儿亲笔所写，许诺二百一十六年之后为李家平反！
据史料记载，朝廷上下对这御笔龙封经过仔细鉴定，得出了伪造的结论，将李世选关进了诏狱。直到数十年后，流亡的南明小朝廷才在明朝抵抗势力几乎消耗殆尽的时候，为李善长平反并追加封谥。
时间再过二百多年，如今的我们再来看这御笔龙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民间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恶标准。无论朱元璋加给李善长什么罪名，在民间的话语中，他的确应该给李善长以及无辜枉的人一个交代！
而在当日，杀戮并未完结，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 第五章国公之死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从称吴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封赏杀伐外，把“外人”变成“自己人”——联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增加了亲家情分。
刚立国时，朱元璋和功臣们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们的子女还都幼小，到了洪武八、九年，亲王公主们多已成年，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已长到婚嫁之龄，朱元璋遂和他们倾心结纳——皇太子朱标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和皇家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自己就笑纳了——反正后宫大得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三十九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人，而蓝玉案却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备”。上次胡惟庸案了结后，还有几个大臣敢上书直言为李善长叫屈，这次蓝玉案竟连个上书直言的人都没有。虽然蓝玉为人骄横跋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过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场，举目满朝竟无一人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词鸣不平，这让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蓝玉，都是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但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此时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大明朝势必会在动荡中瞬间倾垮下去。
如何消除恶劣影响呢？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在两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继承人说这样的话，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蒋瓛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里，之前的杨宪、毛骧也好，如今的蒋瓛也好，都只是他豢养的恶狗，只是对付功臣集团的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对待李善长、刘基、徐达那样的尊重，谁会对一样工具表示感谢呢？
随着蒋瓛的死，锦衣卫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结束了，而属于朱元璋的时代也快结束了。洪武三十一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时不许三十九岁的燕王朱棣进京奔丧。明朝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锦衣卫在叔侄二人的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六章没主见的皇太孙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朱标出生于1355年，从年号上来说是元朝至正十五年，这时的元帝国早就风雨飘摇，天下群雄，并起逐鹿。就在这一年，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改年号为龙凤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马氏的养父郭子兴也于本年去世。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和刘福通、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等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如，因此他虽然没有接受韩林儿所封的左副元帅一职，却使用了“龙凤”年号，以示尊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为主。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吴王，就把他立为世子。等到朱元璋称帝以后，更没有丝毫犹豫，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幼就是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培养的。
且说朱标成为皇太子后，有人给朱元璋上书，请求按照元朝旧例，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内心对于相权极为忌惮，早在盘算着废除丞相制度，如果让皇太子兼任中书令，那么日后废除丞相制度时会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没有同意这个上书。但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让太子历练历练，咱们看看围绕在朱标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别下诏说：“东宫不另外设置官属，而由在任的各级官员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林林总总，从上到下，从文到武，这个教育班子可谓是阵容华丽宏大，基本就是明初开国重臣的翻版名单。
如此豪华版的东宫教辅阵容，一方面反应了朱元璋对于皇太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另方面则是为了让皇太子早早地学会如何驾驭群臣。此时朱标十四岁，跟那些从龙功臣相比当然很嫩，但朱元璋说：“现在国家尚未安定，还有很多战事，如果朕领兵在外，则太子就要监领政务，负起责任来。”——由朱标开始，明朝有了“太子监国”制度。从前的朝代也有过太子监国的时候，但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有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实行这一制度，后来成祖登基后，五征大漠，也都让太子监国，遂使之成为定制——监国制度对明朝的皇位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连封号都没有。洪武三年，十一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做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元末群雄割据，从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对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后，在朝廷内部改革官制，废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军制，而在如何拱卫疆域的问题上却做出了令后人颇为不解的决定。朱元璋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族孤立，遇事没有亲族救援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将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镇守四方，有外敌入侵则抵御外敌，有内贼作乱则挥师平叛，所谓“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是也。这其中，威权最重的是被称为”塞王”的守边九王，除了燕王外，还有辽、宁、谷、代、晋、秦、庆、肃八王，他们被安置在国防最前线，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到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什么大祸？不用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但到了朱元璋这里，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实现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标病逝，半年之后，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十六岁的继承人，不管是在老皇帝还是在那些塞王眼里都太嫩了些。朱标和他的兄弟们虽然不需要真正上战场厮杀，好歹也算是从战乱年代经历过来的，朱允炆却从小长于深宫，若不是兄长早夭，父亲去世，这皇位是轮不到他来做的，当然也谈不上从小培养他的政治能力了。
朱允炆有些像父亲朱标，比较仁厚文弱，但又没有父亲长期处理政事所锻炼出来的果断，结果造成了耳朵根子软，左右兼听却犹豫不决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输给四叔朱棣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说朱标还健在的时候，一次，朱元璋让儿子和孙子以新月当空为题做诗。朱标的诗是：“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虽然不是什么佳作，却能感觉出他身为皇太子的威严与高贵。相比之下朱允炆的诗是：“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气势上弱了许多，在朱元璋这个创业帝王眼里显得书生气太重，让他很不高兴。当时朱标还在，觉得来日方长，也就不去理会了。
到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一次朱棣来朝，陪朱元璋和朱允炆看跑马。朱元璋一时兴起，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对的下联为：“雨打羊毛一片氊。”
而朱棣对的下联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朱允炆对的只能算是工整，但论气魄，和他四叔相比高下立判。朱元璋由此更加为孙子的将来担心，但时不我待，衰老的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剪除对皇权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武将。
朱允炆只是仁弱，绝不是笨蛋，这次联对子，使他深刻感受到这些王叔们的威胁。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防御外敌的任务交给诸王，边境上就可以保证安宁，你就可以做个太平皇帝了。”朱允炆听了却不高兴，他问爷爷：“外敌入侵，有诸王抵御；但若诸王有事，又有谁去抵御他们呢？”朱元璋听到孙子这么问，默然半晌，问道：”你会怎么办？”朱允炆已经在心里想了许久，不假思索地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这种方法听起来很高明，有礼有节，有根有据，因此朱元璋听了也很满意，觉得孙子有长进，大明江山交给他还是能够放心的。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治丧之礼、即位大典等等一切都有条不紊，平静无事，然而人人都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暗流汹涌。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意味着最高权力，对于拥有实力、同为朱家的子孙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任何礼教和宗法都不可能杜绝他们对于皇位的觊觎，更何况皇帝本就是诸王的侄子一辈呢？
朱允炆年纪虽轻，却有着皇家天成的洞察力，早在十六岁刚成为皇太孙的时候，他就敏感地察觉到那些藩王叔叔们对他将来的统治会造成威胁。他曾忧心忡忡地问太常寺卿黄子澄：“诸王都是我的叔辈，而且拥有重兵，虽有不法行为，我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黄子澄原本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和朱标、朱允炆父子关系密切，朱允炆一直把黄子澄当作老师来看待，遇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找他来商量。黄子澄开解朱允炆说：“诸王虽然有兵，但只能自卫而已。倘若真当有变的话，京师的兵力雄厚，诸王是比不上的。”的确，当时京师有六卫兵力，而诸王中掌军最多如燕王朱棣者也只掌握三卫而已，单比兵力，朱允炆比他的叔叔们强多了。
这次和黄子澄的谈话让朱允炆宽下心来，此后和朱元璋谈论如何对待诸王时，他才说得出先礼后兵的策略。
但年青人毕竟耐不住，朱允炆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和黄子澄商量如何对付诸王。其时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棢已经去世，在世的亲王中，年纪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其他尚有五子周王朱橚及齐、湘、代、岷诸王等。这其中，以燕王朱棣手下兵力最多，威望最高。早在洪武后期，北方边境几次战役，都是由燕王挂衔指挥，不但功臣武将，连其他北方亲王也由他节制，因此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说起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非燕王莫属。
黄子澄在觐见朱允炆之前，先找兵部尚书齐泰商量。齐泰和黄子澄同为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两人关系很是密切，平时也十分赞成朱允炆削藩的想法。但两人削藩的方法却截然不同，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先拿燕王下手，正因为燕王最强，所以先削了燕王，其他诸王也都好办；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易后难，燕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处，其他诸王仗着自己的高贵身份都有不少不法行径，不如先从其他较弱的亲王下手，一来师出有名，二来可以敲山震虎，也会对燕王有所震慑。
齐泰被说服了，的确，那时谁也想像不到四年之后，因他的一念之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燕王之前先拿谁开刀呢？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周王朱橚。朱橚是朱棣的同母兄弟，而且由于摆不平两个儿子的继承权问题正被他的二儿子告发谋逆。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朱允炆听了黄子澄和齐泰的话，大喜过望，也不管以前曾和爷爷承诺过的先礼后兵的削藩策略了，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位刚刚三个月的朱允炆就下诏将周王朱橚废为庶人，禁锢于京师。同时还将周王所谓罪状传发诸位亲王，表面让他们共同议罪，实际上却是对他们无声的警告，做得算是很绝了。
远在北平的朱棣得到同母弟弟被废的消息，既惊且怒，就算他本来没有造侄子反的意思，被侄子这么一闷棍下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拿和他最亲近的周王下手，这不是明摆着冲着他来的吗？
其实，朱棣本就有着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只是没想到小侄子的动作会那么快，弟弟罪状似乎没法翻案，而自己这边还没准备充分。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给侄子皇帝上书求情：“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谋反证据不足的话请陛下您体谅我们是至亲，对他加以宽恕，如果谋反证据属实的话，就按照祖训惩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的。
言辞之恳切之亲卑，让二十一岁的年青皇帝不禁“观之戚然”。虽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但要让他亲手举起屠刀杀害自己的叔叔，对这个从小仁弱的孩子来说，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朱允炆把这封奏书拿给黄子澄和齐泰看，跟他们说：”周王之事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这么停了吧。”
这番话把黄子澄和齐泰吓了一跳，他们怂恿皇帝削藩，本来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为，若是就这么停了，只怕立刻就会有人告他们离间皇族骨肉情分，重蹈当年平遥训导叶伯巨的覆辙。他们赶紧从春秋大义、国家形势等各个方面拉住朱允炆的理性，让他继续削藩的计划。
转过年来的建文元年（1399年）初，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意图谋反，朱允炆不再像周王那次直接发布诏书定罪，而是派人前去讯问。朱柏是个颇有文才武略的人物，自尊心也很强，他既不愿像周王那样被废掉王爵，也不愿意像燕王那样对侄子皇帝卑躬屈膝。又怒又怕之下，竟然“阖宫自焚”，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和全家，朱允炆的皇冠之上第一次染上了亲人的鲜血。
如果说周王之事尚且属咎由自取，朱棣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选择向侄子皇帝低头，则湘王的自焚可以说彻底敲响了他头上的警钟——同是太祖子孙，竟然被逼自杀——唇亡齿寒，他不能不考虑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呢？
周王、湘王之后，从四月到六月，短短三个月间，陆续有人迎逢上意，告发齐王、代王、岷王谋反。朱允炆不再派人讯问，只是下诏将这几个叔叔废为庶人，囚禁起来。
即位刚刚一年，朱允炆就废掉了五个亲王，看起来似乎雷厉风行，实际上却是将朝廷渐渐逼上绝路——实力最为强大的燕王还活得好好的，先易后难的削藩政策正好给了他喘息的时间。比起实际带兵征战的四叔，深宫里的朱允炆还是太嫩了。
朝廷之上对于削藩也有各种意见，大致来看，共有三派。一派支持严厉削藩，这一派除了黄子澄和齐泰外，最大的支持者是大儒方孝孺，他们主张就像对待周王这样，行动迅速果断，在诸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将他们连根拔起。朱允炆一方面觉得这一派的人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狠不下心来对付没有明显过错的叔叔们。
第二派可以称为曲线削藩派，觉得毕竟是皇家至亲，做得太绝了不好。他们有的主张像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却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样既保证了朝廷的统治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有的主张将现有亲王们易地而封，比如户部侍郎卓敬在周王事件之时就上书朱允炆，请求将燕王从北方广袤的边境转封到狭小的江西——“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应该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法是最符合建文初期的形势，也的确是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来卓敬商讨了老半天，结果觉得燕王什么过错都没有就减少他的封地不太好，还是没有实行。
第三派则主张亲睦政策，反对削藩。朝廷和诸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御史郁新却上书说：“诸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封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灵，看到陛下您贵为天子，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却遭杀戮，他们心里能够平安吗？削藩的建议都是些竖儒的愚见，臣劝陛下不要听他们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辞很是激烈，认为对诸王的削藩到此为止就行，已经削的不管，还没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礼遇，否则的话，就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时局的发展有最为清醒的认识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对上书的大臣却没有任何处罚。至于他感性上是否伤怀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仅仅一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第七章清君侧
要说朱棣从来没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经九岁，也算是经历过战乱之苦，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奋斗的艰辛。皇位对他而言，是强者最终取得胜利的证明，但朱标是父亲的长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在年龄尚小的朱棣眼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是不愿意服从大哥朱标，但从小听人讲述朱元璋如何从一个小和尚奋斗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觉得，为王称帝，需要有能者居之。这种略带偏执的性格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痕迹，甚至影响到了他晚年时的皇位继承问题。
其实，在二十多个儿子中，可以说，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大封亲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边备地区，将这个地区交给朱棣，可见朱元璋对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十七岁，朱元璋为他向徐达求亲，洪武十年，朱棣和徐达的长女成婚。虽然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和功臣家联姻，但功臣也有亲疏远近，徐达和朱元璋的关系最亲密，让朱棣娶徐达的女儿，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朱元璋对朱棣的喜爱。
洪武十三年，二十一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几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晋王去太原，都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王宫。只有他没有建造新宫殿，而是住进了元朝的旧宫。本来王宫的建造规格应该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旧宫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宫，不但规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样，而且元朝旧宫为倾蒙元国力所造，虽经战乱，其富丽豪华也不亚于南京。朱元璋知道别的儿子肯定心理不平衡，还特地给他们写信：你们不要和燕王攀比，你们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盖新房子花的钱比装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过的宫殿里，年轻的燕王不可能没动过心。
要说朱棣仗着父亲的宠爱从此存了个造反夺位的心，也不对，他的野心是在朱标去世后才膨胀起来的。
从洪武十三年就国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这十几年里，朱棣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战经验的青年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们大多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在领地里作威作福，横行不法，只有他从不耽于享乐，一边料理藩府事务，一边体察民情，在政务上积累经验。同时，在军事上他也展现了才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和燕王挂衔主帅，分两路征讨北元余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劝降了蒙元的大将，立下大功。相反，晋王却表现得很差，他带领大军如无头苍蝇般在边境上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还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两相比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更高了。此后北方还有好几次较大的战役都是燕王朱棣牵头挂帅，在征战中，朱棣不但积累了不少军功，同时也和军方搞好了关系，为他日后夺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此时的朱棣还没有想那么远，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挂帅出征的激动外，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卷进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让朱梓到南京辩解，朱梓恐惧之下，竟然自杀了。做儿子的害怕父亲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明此时的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以至于至亲骨肉都不敢保证在他的手里能有生路。朱棣平时和朱梓的关系并不亲，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严酷的统治手段，心里难免不会有些恐惧，于是更加谨慎小心地讨好父皇，老实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广孝。
这一年，姚广孝已经六十一岁，在朱棣的身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十四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广孝是朱棣登基后他被迫还俗时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为家，曾经拜道士为师学习《易经》，与明初大儒宋濂、高启等诗歌唱酬，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为马皇后祈求冥福为由，为诸王选派高僧随侍。道衍和尚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来到朱棣身边的。
朱元璋早年为了谋生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大明朝建立以后，他一边抑制宗教势力干涉朝廷事务，一边却又将许多重要事情交给和尚去做——他一手创建的检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云游各方，熟悉民间情况，担任检校工作是非常适合的——甭管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让诸王选派高僧随侍，明是为马皇后求冥福，实际上却是安插在儿子们身边的眼线。道衍在历史上被人誉为永乐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的人物在明朝建国过程中竟然无所作为，直到来到朱棣身边才大放异彩，实在叫人费解，若是朱元璋的检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释道衍早年间的无所作为。
道衍四海游历时，曾在嵩山遇到当时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见到道衍就大为惊讶：“怎么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这双三角眼生得太诡异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里透出一股杀气。将来定然是刘秉忠一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谋臣，入仕前也曾出过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恐怕不会是道衍的反应吧——史书上说道衍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从此和袁珙结为好友。
正史上说朱棣自己挑选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谈后大为倾心，向父亲求来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说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给他这个王爷送顶白帽子——”王”上加”白”是为”皇”——因此主动投靠。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来到北京，名义上担任庆寿寺的住持，为马皇后祈求冥福，实际上却是朱棣的心腹谋士。
自从皇太子朱标死后，道衍一直劝朱棣暗中做好准备。朱允炆即位后，道衍更成为推动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道衍立刻接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道衍眼里，朱允炆仓促削藩，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道衍再接再厉，又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个侍卫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酒馆里喝酒。正喝得高兴，袁珙突然出现，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
朱棣大为惊异，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能在十个同样打扮的人中认出自己的王爷身份。他将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坚定了争位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拉回来说建文元年正月的进京难题，道衍支持朱棣进京，他认为朱允炆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包围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进京，立刻就会被拿住话柄，重蹈周王的覆辙。进京的话，以朱允炆惯常的性格，他必定会暂时安心，即使有人告发也不会当场发作，正好给朱棣争取时间。
事情的发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众臣本以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没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现在南京皇宫，还给了侄子皇帝一个下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礼。御史曾凤韶立刻弹劾燕王对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来了果然动摇起来，他对曾凤韶说：“四叔是朕的至亲，若不是在大殿，朕还得向他行家人礼呢。”不行礼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间，朱允炆对他优礼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准备北返，朱允炆以护卫为名，亲自为四叔点了锦衣卫校尉潘安等人随燕王北返。
锦衣卫的名字，对于朱棣来说并不陌生，这次朱允炆派遣锦衣校尉随侍，看在朱棣眼里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锦衣卫的人，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边，正和燕王府长史葛诚的情况相反。
从二月到六月，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陆续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紧逼，朱棣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锦衣校尉报给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疯了。
举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会这么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热天还抱着火炉喊冷，不时跑到大街上语无伦次，有时甚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种种迹象表明燕王确实疯了。
朱允炆得到锦衣卫的报告后很是伤心，他本心很软弱，虽然削藩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几个被废的亲王都没有处死，只是囚禁而已。本来准备掉过头来对付实力最为强劲的四叔，没想到一连串的打击竟然将久经沙场的大将逼疯了。
叹息之下，又有亲睦派上疏责备朱允炆削藩太急，更让朱允炆心情郁闷，对于削藩一事想干脆就此收手。但黄子澄和齐泰怎可能答应？在他们眼里，朱允炆对叔叔们的怜悯根本就是妇人之仁。他们一面努力说服朱允炆继续削藩大业，一面加紧对北京方面的侦查工作。
此时的南京和北京，形势一日紧似一日，锦衣卫里有人被燕王收买，燕王府里自然也有人为皇帝效忠。正在朱允炆为四叔已疯伤心的时候，六月中旬，燕王府里一名护卫百户来到南京公干，朱允炆派人把他抓起来审问，得知燕王不但是在装疯，而且果然密谋造反——这么紧要关头朱棣竟然派人到南京公干，而且一被抓立刻全都招供，这护卫百户恐怕是朱允炆早就安插在四叔身边的眼线吧。
不管怎么说，这下朱允炆算是得了证据。他给北京的地方官员下了密旨，让他们出面对付燕王。就像对付前几个叔叔那样，他从没准备杀死四叔，地方官们接到的密旨上对燕王的惩罚只是“削爵及逮官属”。
所谓密旨，在两边相互渗透这么长的时间里，早就无密可言。朱棣很快就知道了侄子皇帝密旨的内容。朱棣不是他的那几个窝囊弟弟，也没有侄子那么软弱的心。既然侄子你撕破脸，别怪四叔我狠心了。
建文元年七月，在锦衣校尉潘安的协助下，朱棣将朱允炆派来的地方官一举擒拿，仅三天时间就安定了北京城的秩序。
之后他给侄子皇帝上书说：“现在朝廷里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周王、湘王等五个弟弟不到一年就被削夺封号属地。湘王尤其可怜，竟然全家自焚。皇上您圣德仁厚，这些事肯定不是出于您的意思，都是那些奸臣所为。臣与孝康皇帝——朱允炆登基之后将父亲朱标追封为孝康皇帝——是亲兄弟，现在侍奉陛下就像侍奉上天一样虔诚。但齐泰、黄子澄愚弄皇帝，离间我们的骨肉亲情。这些奸臣们先谋害诸王，就像砍伐大树先要剪枝叶一样，最后就会危害到朝廷，到时奸臣得志，江山社稷就危险啦！太祖皇帝留下的《祖训》上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决定听从陛下的密诏，举兵清除朝中的奸臣。”哪里来得什么密诏？只不过是朱棣的借口而已。
朱棣知道朱允炆毕竟是大明朝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他没法从侄子的继承资格上找碴，只能从朱允炆身边的大臣下手。“清君侧”的招牌一打出来，至少从表面道义上，自己能够站稳脚跟。
随即朱棣打出了“奉天靖难”的旗号，将自己的军队称为“靖难军”。
收到燕王的上书后，朱允炆的反应还算敏捷，毕竟早有心理准备的事了，再难受也得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于是朝廷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挑选了长兴侯耿炳文为主帅，去迎战靖难军。耿炳文是洪武时期的老将，也是开国功臣之一，但朱允炆看中他的原因却不是他的作战能力，而是因为他是孝康皇帝的亲家——朱标的长女江都公主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是信得过的自己人。
可耿炳文出征之前，朱允炆却给老将军出了一道难题，他对将士们说：“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两军对阵之时，讲究的是擒贼擒王，这倒好，还没出城呢，就被告知不许杀敌人主将，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不少。
朱允炆和齐泰、黄子澄他们前几次削藩轻易成功，以至于这次燕王举兵，在他们看来只是急红眼的兔子蹦哒几下而已。当时朝廷的共识是“北兵不足忧”，朱允炆的心思也不在四叔身上，他这时“锐意文治”，正忙着和方孝孺讨论如何复古改制重新命名朝廷官署的琐事。将军队交给老将耿炳文，他很放心，一放心就又起了亲情惦念。
耿炳文是胡、蓝两案之后，朝廷里硕果仅存的功臣武将之一。能在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两场大屠杀中存活下来，耿炳文也是个精明的人，可怜这样精明的人却在晚年遇上朱允炆这么个不分时机讲亲情的糊涂皇帝。不许杀燕王的紧箍咒绑在他头上，让他束手束脚，很快败下阵来。
朱棣此时的兵力比起朝廷来说还很薄弱，有好几次朱棣陷入大军包围之中，万分危急之时，朱棣总是从容不迫地让军队先撤离，自己孤身殿后——他在赌，赌他那个柔弱的侄子不愿担杀叔父的恶名——而耿炳文果然不敢让士兵们追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棣逃走。
一个敢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的王爷和一个两军对阵时还讲究亲情的皇帝，他们两人最终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第八章锦衣卫重生
整个靖难之役从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开始，到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正式登基为止，正好四年的时间。其间两方军队打得昏天黑地，两边的首脑人物却依然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双方信使往来频繁，互相说着看似冠冕堂皇，可对方肯定不信的屁话。
先说朱棣这边，他对正经朝廷派来的使节虽然傲慢，但还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来得也去得。而朱允炆这边，自恃是朝廷中央，对待朱棣的使节就不那么客气了。
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的时候，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靖难军一方倾斜。朱允炆给朱棣写了封信：“四叔啊，你看齐泰、黄子澄已经被我罢官了，你是不是可以退兵了呢？”朱棣回了封信：“皇上啊，您只要让官兵都撤了，我也一定撤军，老老实实地回去做藩王。”
朱允炆没有听从四叔的要求首先退兵，反而派遣大理寺卿薛岩去燕王那里宣诏，说朝廷决定不再追究燕王父子起兵的罪过，要求燕王主动解散人马，立刻归藩，以后不再干预政事。朝廷的目的很明确，是想先稳住敌方，拖延时间，好让官军重新调集人马来个大反攻。可是这种抢先求和的态度反而彰显了官军的劣势，朱棣当然不傻，不会趁机收蓬。他带领薛岩参观自己的军营，兵马交错、旌旗蔽日，威武整肃的军容给薛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南京后，薛岩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汇报给朱允炆知道，认为朝廷的军队肯定打不过燕王，不如立刻按照燕王的要求主动罢兵求和吧。朱允炆听了薛岩的话有些心动，方孝孺——在齐泰、黄子澄离开朝廷后，他就成了朱允炆最亲近的大臣——在一旁指责薛岩是在为燕王游说，动摇军心，将他大骂一顿。方孝孺这样的大儒，骂起人来引经据典还不带脏字，这一下薛岩受不了了，转过头投奔了燕王。
然而，战场形势瞬间万变，就在薛岩出使的同时，官军出其不意切断了燕军的粮草供应，一举扭转了双方的局势。
朱棣见势不妙，用起了和侄子皇帝相同的方法——拖延时间。他派了一个叫武胜的人去觐见朱允炆，同时带去自己给朝廷的信，信里责备侄子皇帝说话不算话，一边说罢兵一边又调兵，这和派薛岩宣诏时所说的背道而驰啊。末了，他还在信里再次信誓旦旦地表决心：朝廷的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朝廷这边早上退兵，我晚上就带兵回自己的藩国！
朱允炆看了朱棣的信，又开始动摇起来，觉得叔父说的也有道理，的确是朝廷这边首先提出的和平方案，如果只是嘴皮子说说，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于是把方先生叫来一起商量朝廷的退兵事宜。他对方孝孺说：“太祖高皇帝一向重视皇族亲情，燕王是朕的叔父，若真出了什么事，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神灵呢？”——咱们退兵吧。
方孝孺对朱允炆总是不合时宜的亲情泛滥觉得又好笑又可气，他对朱允炆说：“陛下真想退兵吗？一旦我们退兵，燕王反而长驱南下，又该怎么抵御？现在朝廷军威大振，相信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请陛下您不要被燕王哄骗了。”
朱允炆想了想，又觉得四叔的确不会甘心回国，方先生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于是态度重新强硬起来，不但不给朱棣回信，还把武胜抓起来投入锦衣卫狱中。
本来锦衣卫在洪武后期已经被停了不少权力，朱允炆削藩的过程中主要借助他们卓越的侦查能力。而随着燕王起兵，朝廷里鼠首两端的骑墙派很多，锦衣卫的主要任务就放到了侦查朝中是否有人和燕王勾结上。朱元璋女儿很多，朱允炆的姑父也就不少，这其中有的忠于朱允炆，坚决支持讨伐燕王；有的则支持朱棣，暗中将朝廷的情况向燕王通风报信。其中怀庆公主的驸马王宁就因为向燕王泄露朝廷消息而被下锦衣卫狱，直到朱棣登基才被放出来。
这回将燕王使节抓到锦衣卫狱，朱允炆秉承一贯的和平政策，并没有下旨杀人。可不知得着哪方面的指示，武胜下锦衣卫狱没几天就翘了辫子。
武胜之死，标志着对战双方最后温情面纱的撕裂，朱允炆和朱棣这对叔侄之间再无任何沟通的余地了。
到了建文三年年底，南北战势陷入胶着状态。正面战场形势对朝廷方面越来越不利，方孝孺情急之下剑走偏锋，想到了内部瓦解的策略——离间朱棣父子的感情。
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其中朱高炽的性格很像大伯朱标，待人宽和，而且可能是消化系统有问题，身材很肥胖，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很不得父亲的欢心——大概是遗传的关系，朱棣也和他老爹朱元璋一样，不喜欢文弱的大儿子，而更喜欢勇武的二儿子和小儿子。
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留守大后方，朱高煦和朱高燧则一直跟随在朱棣的身边，尤其是朱高煦，作战很勇猛，曾多次深入战阵救过朱棣的性命。
朱高煦和朱高燧一直都瞧不起大哥朱高炽，对他的世子地位觊觎已久，经常在朱棣面前说大哥的坏话，指望朱棣哪天废除朱高炽的世子地位，好让自己取而代之。久而久之，燕王府的三位王子各有派别，这件事情在北京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远在南京的方孝孺也知道了这个秘密，他向朱允炆建议利用这一矛盾，离间身在前线的朱棣和留守后方的朱高炽，让朱棣后院起火，迫其罢兵后撤。
朱允炆接受了方先生的建议，让他写信给朱高炽，劝他归顺朝廷。
方孝孺写好信后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带往北京，送交燕王世子朱高炽。张安的任务不光是送信，他还负有故意散播朝廷招降燕世子消息的使命。
这种活计交给锦衣卫来做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信递到朱高炽手里的时候，朝廷派人传书世子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北京城。燕王府里朱高燧一派的宦官黄俨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前线报告朱棣——世子和朝廷勾结要背叛你了。
朱棣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平日里的确不怎么喜欢这个大儿子，也曾动过改立自己最喜欢的二儿子为世子的念头，和大儿子之间的感情疏远已非一日，加上这个消息又是从王府里的宦官那里传来的，让他觉得空穴来风必定有因。他问跟随在身边的朱高煦如何看待这件事，朱高煦趁机落井下石，说大哥和朱允炆的关系一向很好，三弟的消息恐怕是真的。两个小儿子联合起来陷害大儿子，也难怪朱棣半信半疑。正在他惊疑之时，世子的书信也到了。随书信一同送来的，还有五花大绑的锦衣卫千户张安。
朱高炽作为燕王世子，虽然不能跟随父亲左右，但在留守北京的过程中也是尽心竭力。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就努力做好世子的份内事，以求得到父亲的赏识；他也知道两个弟弟老给自己找麻烦，但他一直存有兄弟情分，处处忍让，从来没有过背叛父亲兄弟的想法。然而朝廷的密信将他摆到了悬崖的边缘——不管信里写了什么，只要他接了信，就落实了和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和自己这一派的谋臣商量之后，朱高炽决定对朝廷的密信”不启封”，根本就不去理会信里的内容。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朱棣，向朱棣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连同张安还有未拆封的朝廷密信一起送到朱棣那里，以此向父亲表明心迹。
朱棣先读了儿子的信，又拆看了朝廷的信，总算放下心来，叹道：“嗟乎！几杀吾子！”——他真的对自己的儿子动过杀心。总算朱高炽政治应变能力强，及时洗清了自己的嫌疑，一场风波才算和平解决。
靖难之役延绵四年，建文四年六月，燕军直逼南京城下，谷王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城破之日，皇宫大火冲天，朱允炆走上了潭王、湘王的老路，自焚而死。
朱棣入京后，一面对着烧毁的宫殿流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一面迅速登基称帝，同时宣布缉拿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数十名“奸党”。
自然，执行任务的仍然是锦衣卫，只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的锦衣卫已经来了个大换血，担任指挥使的是靖难之役中主动投效朱棣的山东临邑人纪纲。
朱棣以藩王而求皇位，在方孝孺这样的正统儒士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应该遭到全国人民的咒骂和唾弃。但趁着乱世浑水摸鱼，以求压对宝，立下不世之功的人遍布天下。道衍身为和尚却有定国安邦的志向，他力劝朱棣起兵，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朱棣南下的过程中，也陆续有不甘寂寞的人或选朝廷或选燕军，在乱世之中豪赌一把，以为自己拼出一份锦绣前程——纪纲正是这样的人。
纪纲自幼习武，骑马射箭样样在行，而且性格阴鸷，做事勇猛果断。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全国推广学校制度，纪纲也入学学习四书五经，纲常伦教。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纪纲经常口出狂言，结果因为”妄自邪说”而被学校开除。
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在和平时期，估计也就是为祸乡里的小霸王，若是碰上个清官，最后还可能被县级政法机关给专政了。但他生逢其时，就在离开学校没过多久，燕王朱棣举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起兵造反。纪纲觉得人生的机会来了。
建文二年，朱棣的靖难军和朝廷的护国军在山东展开拉锯战。五月，朱棣率领大军在临邑地区进行战时演习，纪纲在观察了靖难军严格整肃的军纪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闯进燕王军营，冒死拉住朱棣的坐骑，要求投军，跟随燕王效命。
要知道此时的战局还不明朗，朱棣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之数，以前也曾有人弃官军而投靖难军，但大多是朝廷官员，他们了解燕王的能力，认为燕王必胜，这才放心投奔。而纪纲却只是个平头百姓，竟然主动来投，这对于渴望民心的朱棣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况且纪纲敢于拦截亲王的坐骑，足见他胆略过人，朱棣当即就将纪纲留下当自己的侍卫亲兵。
此后诸多战役，纪纲跟随在朱棣身边，作战勇猛的同时又心细如发，善于揣摩朱棣的心思，很得朱棣的宠信，不到一年就被朱棣封为忠义卫千户，可谓是平步青云。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朱棣得偿所愿登上帝位，他不承认朱允炆的皇帝名份，废除了“建文”年号，将这一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宣布第二年改元永乐。
朱棣赏罚分明，称帝后对追随自己的人加官晋爵，扶植了一批新贵，而对于朱允炆的死忠则要赶尽杀绝。封赏加官的好人当然由朱棣自己来做，搜捕刑讯的恶人么——朱棣想到了纪纲。纪纲平民出身，和朱允炆派的那些大臣素无来往，又是靖难危急之时追随自己左右的，其忠心可以相信，只有由他出面掌管锦衣卫，朱棣才能放心。于是纪纲就被任命为锦衣卫指挥使，成为永乐朝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
在纪纲的命运直线上升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高贤宁却一路下滑。高贤宁是纪纲在学校里的同学，两人虽然志向各异但却是好朋友，纪纲被学校开除后，两人也一直书信往来保持联系。靖难之时，纪纲选择了追随朱棣造反，而高贤宁走上了和他相反的道路——他跑到济南投奔山东参政铁铉，在朱棣率兵攻打济南城的时候，帮助这个朱允炆派的大忠臣守城。因为朱棣拿“清君侧”做幌子起兵，宣布自己不是要造反做皇帝，而是要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高贤宁就在城里写成一篇《周公辅成王论》，让守城的士兵用弓箭射到朱棣的大营里去，文章里质问朱棣既然想当周公为什么要带兵攻打成王的城池？朱棣还算有君主的器量，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对高贤宁的文笔大加赞赏。
朱棣称帝后派人抓到高贤宁，倒不是要治他的罪，而是还记得高贤宁的好文章，想封他个官儿当当。当日被自己痛骂的人现在成了皇帝，不但不杀自己，反而许以高官厚禄，面对这样的好事，高贤宁却一口拒绝了。须知当时朱允炆派的大臣们除了极少数，大部分都对朱棣低下了头，毕竟朱允炆和朱棣都是根红苗正的太祖子孙，朱棣取代朱允炆只是皇族的家务事，转过来向朱棣称臣并不算什么失节的行为。而高贤宁虽只是一介布衣，却有着一股读书人的倔强劲儿，在他眼里，朱棣虽然是太祖的儿子，但他是朱允炆合法皇位的篡夺者，有违宗法纲常的大义，他高贤宁当日去帮铁铉守城为的是这个大义，今日拒绝朱棣的封官也是一样。
当年纪纲被学校开除，名声并不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高贤宁肯与他来往。纪纲一直记着这份难得的友情，他觉得高贤宁当初既肯和自己交往，必然不是方孝孺那样死守封建道德标杆的腐儒，而今成王败寇，自己选对了主子飞黄腾达，也不能忘了老朋友，因此跑过来对高贤宁好言相劝。结果高贤宁对他说：“你当时被学校驱逐，有造反的理由；而我在学校里吃用都是朝廷提供的，因此决不能负义投降。”
高贤宁的话不是什么春秋大义，只是一条很基本的道理：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或者升华一下，“士为知己者死”，朝廷开办的学校对不起你纪纲，你自然不必遵循学校教育的那些道理，但学校没有对不起我高贤宁，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不能做。
纪纲知道没法说服高贤宁，于是婉言回复朱棣，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朱棣说的，最终高贤宁被释放回乡，在永乐朝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瓜蔓抄中也没有受到波及，平安终老。
纪纲因为执掌锦衣卫时的种种恶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倖传的第一位，锦衣卫在朱元璋时期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特务机构，在他的手里才真正变成了恐怖大魔王。我们习惯黑白分明，像纪纲这样的酷吏奸臣怎么能有救助朋友的温情呢？于是在他的传记里，丝毫没有提到他曾经帮助过老朋友逃离官场的险恶，留下的，只有他的斑斑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