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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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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21 17:3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柯庆施
----来自亲历者的回忆
柯六六
江淮文史 2012年第二期

延安审干运动中令人震惊、至今难忘的一事是柯庆施被怀疑是 “叛徒”。康生要先整倒柯庆施,接着整倒一批老干部。

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

1942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1942年4月13日中央直属机关成立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康生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柯庆施是中直学委成员之一。
1943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4月2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设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康生、彭真、高岗等担任委员,全面展开审干工作。1943年7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抢救失足者: “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回忆:“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轮番逼供。”
柯庆施在“抢救”运动中被怀疑是 “叛徒”,受到批斗和停职审查。
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洪戈回忆: “1942年后,我调到杨家岭中央机关总支委当秘书,李富春同志是书记。大约在1943年7月十几号,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西门墙上出现几个字: ‘柯部长是特务’。夏之栩首先发现的这些字。”
原江西省公安厅厅长黄庆荣回忆: “1943年夏,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墙上出现一个标语。那天下午3、4点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柯老主持会。突然中央警卫科长杨时在会上宣布礼堂墙上有标语说:‘柯部长是特务’。这次的中直机关整风大会开成了批斗柯老的会。后来是小组开会审问他。”
杨尚昆回忆:“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
杨尚昆1986年回忆: “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杨尚昆说: “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 ‘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 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中共早期党员,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 ‘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 ‘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政委李东野将军回忆: “是毛主席听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叫喊声,及时制止对柯老进行的斗争审查会,但柯老已经受了不少罪。这事是毛主席亲自制止的。他住的窑洞离大礼堂不远,得知是在斗柯老,马上说,不能这样搞,赶快停下来。”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回忆: “我在延安参加过一次斗柯庆施的会,会议只开了半天。后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里讲,说那次会再也开不下去了,再开下去就要炸了。”
原中顾委委员袁宝华回忆:“柯庆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审干一开始没多久,高潮还没有掀起来,杨家岭就要开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根据是什么呢?在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康生就根据这个。大家都讲,这几个字很可能是康生派人刻的。批判揭发柯庆施的大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全体干部都参加,接着还开小会揭发批判。” “这件事后来让毛主席知道了,马上纠正,说揭发批判柯庆施是个错案。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传达下来,说毛主席讲话了,对柯庆施不要批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柯老是硬骨头

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韩光回忆:“延安整风时,把柯老整得很厉害。柯老是硬骨头,什么违心的话都不说。”
原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赵毅敏介绍:“我1930年调到东北,在中共满州省委当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时我曾被捕,在狱中将近四年,出狱后,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延安整风时,柯老挨过整,平反得比较早,他没有戴帽子。整他的问题,主要是党派去东北,他没有去成,结果说他是逃跑、叛党。当时,东北整个党被破坏了,有的人乱说,说了自己再说别人。”
原安徽省省长周子健说:“柯老在1943年康生搞‘抢救运动’时挨整,我听说在大礼堂斗柯老,他根本不说话。1933年前后我在北京安徽会馆的安徽中学念高中一年级,其间参加了革命,我就知道柯大鼻子,在北方局很有名。我去延安时,同路的是陈少敏的爱人张秀岩,张大姐告诉我:‘有个柯大鼻子,在白区就他没有被捕过,他消息灵通,听到消息马上就转移。’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对我们说:‘你们不能照延安的办法(整风)。’所以我在西安办事处没有经过那样的整风。”
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回忆: “延安整风时开批斗柯老的大会,我参加了。那是康生搞的,那时候讲特务多如麻,从白区回去的人都受到怀疑。我占了便宜,因为我从北方局调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算是从根据地回延安的人。斗柯老,问他为什么没有被捕?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
洪戈同志回忆: “斗柯老的一次大会,一次小会我都参加了。那次主持大会的是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们。会议是事先布置好的,首先是中办警卫科长杨时上台说: ‘请柯庆施同志交待!’有一些同志发言、提问。有很多人上台发问,要柯老交代。柯老当时也感到很突然,没有精神准备。统战部在大礼堂的小舞厅开会斗过柯老,后来有中央领导过问此事,对他的审查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
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云回忆: “我参加了斗柯老的大会,是中央妇委派我去的。柯老站在台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第一排的xx站起来指问柯老: ‘你做了十几年地下工作怎么没被捕过?’我当时心里想,这个问题问得真有意思,陈云就没被捕过。没被捕,是本事大呀!当时,我看到柯老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不回答。柯老挨整,整得很厉害,我们年轻,不懂为什么。柯老夫人曾淡如那时在中央妇委工作,整风时怀疑她是‘四川红旗党’,被关起来,挨整自杀。”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中央妇委在整柯老的妻子,看管起来不让回家。一天晚上她不见了,找不到了,就去整柯老,要他承认是他把老婆搞走了。柯老根本不知道!后来在一口枯井里找到她,她被整的跳井自杀。那时候整人整得厉害!”
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史坚介绍: “延安整风前,我调到黄河工委工作,主要做阎锡山的地下工作。离开延安时,柯老还没结婚。整风后期,我和爱人任敬回到延安,去杨家岭后沟统战部看柯老,见到他的妻子,很贤慧的女同志,柯老留我们吃饭,让她给我们做好吃的。柯老那时正在挨整,对我说: ‘我什么话也不说,将来总要证明,谁是主观主义。’ 他还说: ‘叫我开会我就去,不叫我我就不下山。’他就知道整他是错的。整他整得厉害,开大会上台让他交代。他的妻子曾大姐挨整时自杀了。不久中央给他平反了。”
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彭克回忆: “我见过柯老的妻子曾大姐,30多岁,小个子、白白净净的,对人挺好的,很能干,会做饭。我听说柯老被整得很厉害。统战部的女同志们告诉我,她们看见柯老每次从杨家岭开完批斗会回来,天色都很晚了,他弯着腰缓缓爬上山来,她们看着心里挺不好受。”
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石龙场(今同石乡)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40年春,曾淡如奉调到延安。由于长期在军阀家庭作教师,以掩护地下工作,故先住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所接受审查。同年夏,她的老上级张曙时等均回到延安,对淡如情况作了证明,她才被正式分到延安女子大学任干部科长。女大与陕北公学合并为延安大学后,调中央妇委任秘书。1943 年7月延安审干时,康生搞“抢救运动”,把国民党统治区几个省的共产党打成“红旗党”(外红内白的假党),对曾淡如进行重点审查,致使她含冤投井而死。
邓力群说: “柯老在延安挨整那段时间,天天喝酒,我有时和他一起喝,边喝边聊,我们交谈很多。柯老对江青非常反感。”
原中央水电部副部长王林回忆:“延安整风,搞‘抢救运动’时柯老夫人自杀了,这事我知道,那时闹得很厉害。整柯老是康生干的,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批评了康生,(还)批评了好几个人。我跟柯老在北方局工作时关系很不错的,所以出了这件事,我们都很意外。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李富春当部长。我那个学习小组是组织部的,是准备参加七大的,大家就追问李富春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整柯老?实际上大家是对康生不满。后来,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讲了十几条,讲了柯老夫人的名字。毛主席承认的错误。”
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曹瑛回忆: “柯庆施的爱人得知柯被抢救,就投井自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每口井都加了木盖加上锁,这才知道这事。后来幸亏中央发现是错误的,很快纠正了。”

中央开大会宣布柯庆施同志历史清白

黄庆荣说: “1943年秋到1944年春,我在延安给柯庆施同志当警卫员。我当时在中央警卫科工作。柯老受审查停职后,中央调我去给他当警卫员,我每天白天陪他,晚上回到总收发室睡觉。他还有一个公务员叫二娃子。二娃子和柯老的关系很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柯老那时被停止了工作,我就陪他打打扑克。柯老每天以酒代茶,一天喝两大茶缸高粱酒,上午一缸,下午一缸,一缸约有四两酒。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酒。还吸烟。我在他那里工作时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情绪很好,给我讲讲革命的经历,还讲讲做工作要注意的事。中央统战部一周开一次科长们参加的会审他,他都参加的。平时他不出门。我去了一个星期左右,曾大姐就自杀了,说她是 ‘戴笠派来的特务’等等。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过话。我知道在审查他的期间,毛主席找他谈过三次话。王若飞等同志都找他谈过话。1944年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央机关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发在大会上宣布:一,经过中央在外边的调查,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与柯庆施同志谈话了解,现在宣布,柯庆施同志历史清白,没有政治问题。二、中央决定追查揭发人。柯老恢复工作后,中央派我保卫柯老的工作完成,我又调回中央警卫科,在中央书记处总收发室工作。”
原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回忆: “1943年延安整风,中直学委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要柯老交代,他站在台上很沉得住气。在小礼堂开过几次审查会。廖鲁言主持统战部对柯老的审查会。廖鲁言对我说: ‘你要多注意柯老,不要出问题。’ 我和柯老等统战部的一些同志住的窑洞都在同一个山坡。我就去看柯老,我说廖鲁言要我来看看你。他说:‘行啦,我不会自杀!’开审查会审问,他们想象不出你们在白区是怎么样工作的,提的问题都是:你怎么没被捕过?你坐过谁的车?都是这样一些问题。柯老在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对这样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却要问这种问题!柯老一般不回答。统战部开会整他,我参加的。柯老当时的妻子叫曾淡如,四川人。他们结婚时间大概一年左右,整风时挨整自杀了。过了半年多,大约在1944年春中央给柯老的结论肯定他没问题,说他是党内最老的一个同志。我当时在王若飞的党务研究室兼着工作,给柯老的结论,是王若飞叫我抄的,毛主席批的,加了两句话,大意是:‘他遵守党的纪律’ 及 ‘他在延安搞调查研究整理材料是有成绩的。’ 这两句话是毛主席亲笔加上去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部门可以查到。有很多领导同志都找柯老谈过话。毛主席跟他谈过话。刘少奇同志到统战部来跟柯老谈话, 我看到刘少奇同志来的,说把你搞错了。周恩来同志去找过他。张鼎丞等很多同志都去看望他。孔原去看他,他不见。”
安徽省文化局原党组书记、代理局长钱丹辉回忆: “1945年冬,我在新华社察哈尔分社当社长, 张家口解放后,一位七大代表(青年大学生)到新华分社串门,我们素不相识,但一见如故,他也是在延安 ‘审干’被打成 ‘特务’的,他告诉我,在延安 ‘审干’到了热火朝天、特务遍地之时,诬告柯庆施是国民党大特务,延安上下震惊。当时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也被打成特务,周回到延安得知此事,当即向毛泽东提出,证明他秘书是冤屈应予释放,柯庆施是老同志,在白区一切周都了解,如此二人才被洗刷诬告之词。”
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金城回忆: “1944年2、3月份,毛主席亲自来到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出席由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局系统 (包括边区系统及联防司令部系统)的干部大会,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抢救运动’的错误,并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 ‘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查出了问题,但也搞得过火了,误伤很多同志。我现在代表党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主席说着,摘下帽子向台下鞠躬敬礼。”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批评了康生的逼、供、信错误做法。以后,党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指示。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展开了甄别工作。绝大多数被“抢救”的干部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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