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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瑜 朱琴珊 薛攀皋 徐 简 苏世生 黄凤宝 汪志华是新中国第一代优秀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者，是一位生前未以专家见称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科技管理专家。 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汪志华即已投入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在科学院早期发展中，他从科学院和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开拓了科技政策的研究；创建了比较完整的科学计划管理体系和规程；主持领导院刊（《科学通报》）、院报（《科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为科学院培养了一批科学组织管理干部。 在创造共和国科学辉煌的征途上，留着汪志华的深深足迹。 热血青年 汪志华，安徽省休宁县人，1917年生。父亲汪镇堃在江苏南通经商。汪志华两岁丧父，家中由同父异母的长兄继续经商，维持生计。 汪志华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是在南通度过的。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数学系，后转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志华历尽艰险，千里跋涉， 1939年到达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在这里，他主攻数学，也倾心文学和哲学，还喜爱音乐。 1943年大学毕业后，汪志华在云南大学和昆华高级工业学校讲授数学。这时昆明各大学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汪志华参加进步集会，阅读进步报刊和革命书籍，他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痛心疾首。 1945年冬天，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惨案激起了昆明全市大中学生的觉醒，纷纷起来反抗反动派的镇压。汪志华是位热血青年，他积极参加时事报告会和为四烈士抬棺送葬游行等活动。他与张璧华在前此一年结婚，这时他们倾其所有，为支持“一二一”运动作了捐献，不仅卖掉了一些衣物，甚至把唐敖庆等几位朋友赠送给他们的一对结婚戒指也捐了出去。这次运动促使他在政治上更加追求进步，他敬佩在腥风血雨中领导斗争的共产党。 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后，1946年春，汪志华与唐敖庆等一起离开昆明，搭乘敞蓬卡车从昆明出发，一路辗转颠簸，回到上海。1946年秋天，汪志华到清华大学任数学教员。 来到清华大学，汪志华好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1947年参加了党所领导的读书会。他“在读书会里，有机会读到党关于时事和政策的文件，毛主席的著作，同时自己也阅读了些关于革命理论的书籍。”该会后来发展为党在教员中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他在会中担任宣教工作。 汪志华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使他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 勤奋努力和良好的悟性，使汪志华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8年5月，华北12院校学生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大会，风暴迅速席卷全国。针对司徒雷登的诬蔑，清华大学张奚若、朱自清等110名师长发表严正宣言，表现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断然拒绝美国施舍的救济面粉，汪志华也在宣言上签了名。此事影响很大，广泛见诸于报端，后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也曾特加评述。 经过多年斗争的考验，1948年11月，汪志华在清华大学经杨捷介绍入党。教职员支部和学生支部合并后，汪志华担任支部委员，负责组织学习。他积极参加清华大学巡防委员会护校，参加新闻资料组，负责编写教联会壁报，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汪志华为新中国的即将诞生而欢呼。他强烈地意识到，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将首先落在共产党员的肩上。他作好了准备，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遗余力地站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最前线。 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许宗琪给汪志华写了这样的推荐鉴定：“汪志华，理论修养好，写作能力强，工作责任性强，组织性强，可作市委宣传工作。”1949年4月至8月，汪志华被安排在北京市高级工业学校当政治教员，担任中学党组织东城区区委委员。1949年8月，又奉调到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工作，吴玉章是筹委会主任，汪志华担任主任秘书。1949年9月，汪志华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他为中国科学院的奠基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初创时期奋勉奉献 汪志华是最早参加筹建科学院的成员之一。1949—1952年，他是院党组成员。在行政方面，他先后任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1949.10—1950)，调查研究室主任(1951)，计划局一处处长(1952—1953)，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1954—1955)。此外，他还被任命为院新闻秘书(1949年12月29日)和院长会议秘书(1951年2月3日)。建院伊始，他在院部机要、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宣传等部门都是重要骨干，在院党组和院长的领导下施展才华。 一、参加研究机构的接管与调整 科学院建立于1949年11月，它是以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汪志华到院办公后，就参加接收北平研究院及其在京的所有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汪志华还随郭沫若、竺可桢等院领导去被接管的单位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参与院里讨论研究所调整组建方案。他从参加接管工作起，善于抓住一切机会，获取研究机构的历史沿革、学科发展水平、研究队伍状况等方面的资料。他博闻强记，有惊人的记忆力，日积月累，不仅熟悉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对科学院各所的情况也了如指掌，成为受人们赞誉的科学院“活字典”。 二、参与起草办院方针与基本规章制度的文件 1950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是决定全院方针任务的重要会议。汪志华是会议筹委会的委员，又是负责起草文件的会议秘书组成员。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对办院方针达到共识，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暂行条例》；一致通过了《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聘任暂行规程》、《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任用暂行细则》和《中国科学院技术人员任用暂行细则》；确定了各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正如郭沫若院长所说的，通过这次会议，科学院“大厦的骨骼已经建立起来了”。 汪志华负责或参与起草会议的重要文件，特别是几个条例、规程和细则的第一稿，均出自其手。这些文件的主导思想，是依据集体智慧、历史经验和科学院建院早期的实际需要提出的。汪志华以其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透彻理解，对院领导意图的正确领会，以及对科学院全局情况的了解，融会贯通写出初稿，为建立科学院大厦的骨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探索办院的道路，1953年科学院办了三件事。 一是3月派出以钱三强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学习苏联组织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汪志华是代表团秘书，在访苏期间做了大量笔记，回国后参加起草访苏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并按分工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苏联科学工作》和《介绍苏联科学院生产力委员会》。这两篇文章被收进科学院出版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向苏联科学界介绍的《中国近代科学概况》，是汪志华起草的，此文集中反映了汪志华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二是从4月6日起组织由副院长率领的检查组，前往京内外各研究所，检查在本年正式开始按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三是9月召开全院所长会议，总结建院4年的成绩，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今后工作方向与重点。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院党组于11月19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呈送《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在党组书记张稼夫的领导下，汪志华参与了报告的起草。由于他经常深入实际，勤于研究方针政策，又熟悉情况，在起草报告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为科研计划管理初步奠基 1951年2月3日汪志华从办公厅秘书处调任办公厅调查研究室主任，从此步入了科研计划组织管理工作的领域。汪志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科学院如何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为此，他做了深入的思考与和研究。 建国初期，有一种倾向，认为联系生产实际、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是人民需要的科学，理论科学是人民不需要的科学。1951年1月7日，郭老在《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一文中，批评了这种短视行为，并呼吁“国家的科学行政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也放进科学研究里去。”同月，汪志华在起草《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简称《要点》)中提出，在科学院“为了实践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针，1951年的研究工作计划，应根据下列3个条件作有重点地发展：(1)国家工业、农业与国防建设的需要；(2)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3)主观的力量与可能。即是说应该使主观力量与客观要求，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国家目前需要与长远需要均取得适当的配合，来进行我们的工作。”2月2日，郭沫若院长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所做的《要点》报告获会议批准。《要点》是科学院建院后，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首次做出全面而简练阐述的文件。9月，汪志华又在为郭老起草向第二次院务扩大会议报告的《本院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当前的任务》中提出：我们的研究工作包括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两方面。对于理论科学也必须予以十分的重视。为了我国更长远的利益，为了准备科学建设工作的积极开展，必须在这方面订出有远见的切实的计划。汪志华始终坚持必须正确理解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不为政治风向变动而动摇。 汪志华为科学院科研计划制订与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做了奠基性工作。1951年8月，他到计划工作部门不到半年，就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各研究单位全年工作计划的制订与检查办法》，经院审定后下发。1953年科学院正式开始按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为此，科学院于1952年9月召开所长联席会议进行部署。汪志华同计划局一处人员以及中宣部科学处何祚庥一起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起草了《关于制订科学工作计划的几点意见》。9月26日由计划局副局长丁瓒代表计划局在所长联席会议上报告。《意见》就为什么要制订科学工作计划、制订科学计划依据的原则与应注意的问题、我国科学工作的基本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最后对北京各研究所的工作任务提出参考性的建议。《意见》是科学院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一份最全面的指导性文件。 1954年，为了加强学术领导，科学院撤销计划局，成立院学术秘书处和四个学部筹委会。汪志华到学术秘书处任专职学术秘书，其他学术秘书均为院内外知名科学家。从此汪志华的工作相对集中于科研的综合计划及其宏观控制管理方面，并参与起草科学院较长期的科学事业发展计划。《中国科学院1953—1957年科学事业计划纲要草案》是汪志华于1952年开始起草，并在有关部门配合下于访苏前写出草案初稿，以后几经修改，不断完善，于1955年由院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1955年，科学院开始编制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当时，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尚未启动，国外也无编制长远科学规划的先例，只能摸索进行工作。1955年9月15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以及随后产生的全院远景计划草案，都是在学术秘书处和各学部的科学家与科研管理人员进行大量工作后，由汪志华总其成。汪志华在中长期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年计划局长 从1956年至1965年，汪志华先后任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十年里，他与谷羽、夏光韦、张兴富、贾国璋等团结共事，融洽相处，为科学院的计划管理工作做了许多贡献。 计划局是院机关的一个综合性业务管理部门。它在党组和院务常务会议领导下，负责组织编制全院的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和条件保证的计划，并配合兄弟部门组织实施。 一、建立组织管理队伍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大部分研究所里还没有设计划机构。院部和研究所的计划工作由一批业务秘书或学术秘书承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归队干部”，既懂业务，又有工作经验；一部分是从研究室抽出来的骨干；还有一部分是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出来的“尖子”；素质都比较好，但没形成队伍。汪志华思想上尊重他们，工作上依靠他们，并从科学院的事业发展考虑，以他们为基础，着眼于培养、提高，建立一支组织管理工作的干部队伍。 （一）引导干部提高认识，热爱本职工作。 由于对计划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度曾经有部分同志不太安心于组织管理工作。对此，汪志华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循循善诱。1956年他请杜润生同计划局和宣传局的干部座谈，杜润生针对当时一些干部的思想状况，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讲了个人与工作的关系，要求大家一要稳定下来，二要积极起来。干什么，学什么，精通业务，做好工作。汪志华自己也常与同志们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重要的是，他善于结合实际工作，引导大家提高认识，对工作感到兴趣，逐渐地热爱本职工作。 （二）组织干部学习政策，学习业务知识。 由于汪志华经常列席党组会，凡是中央和院党组有关的政策，可以传达的，他都及时在不同范围内向干部传达，并结合实际工作讨论学习。每年制定计划之前，他都要组织干部学习党的政策，结合科学院的情况，明确指导思想。他带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时，列出书名，要求他们学习业务知识。他还规定政策研究室从事国外资料调研的同志每天一小时学外语。 (三)带领或组织干部到研究所去调查研究。 一些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如研究工作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研究工作的分类、遗传学中的学派之争等，他都带领干部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手把手地教干部订调查计划，找科学家了解情况，分析调查结果，写简报，最后写出调研报告等。对计划局负责编制的事业计划和条件保证计划，汪志华都要求首先做好调查研究，作为制订计划的依据。 (四)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 汪志华自己的工作作风很严谨，对干部要求也很严格。他在向党组汇报或向大家介绍调查情况时，事实有根有据，观点鲜明，建议具体可行。别人向他汇报时，他听得很认真，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未经深入调查，未经认真的分析、整理，汪志华这一关不好过。但是，大家很乐意有机会向他汇报，认为那是一次促进和提高。 汪志华的文字很有功底。送他审阅的材料，不论是简报、报告稿、计划说明，甚至一份普通的文稿，他从不“圈阅”了事，而是字斟句酌，认真修改，有时改得原稿面目全非，工作人员看了他的改稿，可以从中得到文字修养方面的提高。 在审核事业发展条件保证计划时，对有关的数字，汪志华也是一丝不苟。有时同主办的干部一起打算盘，认真核实。 (五)要求干部重视资料积累。 汪志华对每年的研究计划、人员、机构、基建、财务、物资等计划，都要求统计、积累资料，作为工作的基础。1964年，计划局还编制了《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简况(计划局归口单位)》和《中国科学院大区分院研究机构简况(计划局归口单位)》。《简况》的内容包括每一个研究所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是一份可贵的基本资料。 就这样，汪志华培育了一支懂政策，精通业务，具有严谨工作作风，热爱本职工作的组织管理干部队伍。 二、计划工作抓重点 汪志华在计划工作中注意抓重点，通过重点体现政策。 重点项目选择的依据一般是：(1)长远规划中的重点；(2)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3)基础科学中，对国家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或意义重大的前沿学科。 汪志华科学知识面相当广博，因而，他善于发现科学的“生长点”。如：上海实验生物学方面的科学家建议开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汪志华马上与生物学部商量后，把有关项目列入计划，在条件上予以支持；兰州地质所一批年轻科研人员，根据石油勘探的大量资料，分析研究，提出要系统研究“陆相生油理论”，汪志华听取了地学部有关专家意见后，认为应予支持，将之列入“理论规划”，并请年轻人在学部大会上作了报告。 在编制事业发展计划和条件计划工作中，汪志华也同样强调保证重点。 | 
发表于 2006-6-7 18: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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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7 19: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