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州郡谱 ——《徽州大姓》读后 六月初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教授和黄山市政协金立民先生打来电话，要我为杨立威先生主编的《徽州大姓》写序。四十多年前我一度留意于徽州地方史，前几年到徽州古村落参观，还有目的地去祁门进行极其短暂的家族史田野调查，如今仍有意于继续家族史的研究。对论述宗族史和姓氏学的《徽州大姓》书稿，有个先睹为快的机会，是意外之事，所以很爽利地答应作序，也就不计自身的学识谫陋了。 《徽州大姓》以姓氏为单元，讲述方、王、江、萧江、许、吕、朱等26个姓氏的历史，由二十多位作者分别执笔。作者众多，体例的设计越发显得重要，阅毕全书，我发现主编和各位作者对篇章结构有着成功的规范，每篇大体要写：姓氏渊源、子姓流徙、族群分布、典型村落、聚落史迹（文化古迹）、名贤举隅、重大事件、参考文献等子目。这是一般的规则，而每一个姓氏篇，还要依据该姓氏历史的特点，决定其内容和子目的取舍，如有的设有“宗谱编纂”一目，有的又有“寻根遗址”之目。这样既有统一又有灵活性的体例，就能让作者比较好地描述徽州诸大姓宗族的历史，从而揭示徽州宗族史的共同特征。 就我阅读的印象，《徽州大姓》是一部徽州宗族史和姓氏学的专著，写出徽州居民的迁徙、宗族与村落、仕宦、经商、文化教育各种活动以及知名人物。关于移徙，涉及到迁入、迁出和徽州内部不同县乡都图的移动，迁居的原因、状况和时间，依据各篇的介绍，令我们知道，造成迁移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出仕、谋生（务农、经商）和婚姻，以战争讲，中原人士的进入徽州，在西汉末年（新莽时期）、永嘉之变、唐末黄巢战争，人们为躲避战乱而南下，就中以唐末为多，不少人先到歙县黄墩，有的定居下来，有的又移徙他乡。黄墩成了中心，兼具中转站的味道。说到这里，不由得不让我想起其他地区移民史，如珠江三角洲的人说是从始兴珠玑巷移入，福建人则云来自河南光州，苏北东部的人谓原籍在苏州，河北人常常说是燕王扫北从山东或南方来的，致使黄墩与珠玑巷有了某种相同之点，学界的研究成果昭示，珠江三角洲的人并非都来源于珠玑巷，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认同，黄墩是否也是这样呢？我想值得深入研讨，不过需要肯定的是黄墩应是中原人士进入徽州的首选之区。宗族的绍述，包含得姓源流，宗人繁衍，支派世系，合族与宗人认定，祠堂的男祠与女祠，神主与捐输，祠产与保护，宗族的兴衰与村名的变化，族谱与伪谱，宗族与词讼等等，内容广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篇章的作者特别致意于宗族与村落建设的关系史，讲述家族的始迁祖择地于山水之间，规划布局，建筑民居，对于公共设施（宗族的祠堂、支祠、坟茔，信仰的社庙——土地庙、社坛，佛道的寺庙、道观、尼庵，文教的文昌阁，名人崇拜的关帝庙、汪公庙，表彰孝义的贞节坊，标志功名的牌楼，修桥筑路，设立路亭、路灯，兴修水利，建设水碓水井，修建排水系统，等等）的建设尤为致力，于是许多村落形成“八景”，乃至“十景”，在维护祖坟、讲求风水的观念主导下，人们注意于我们今日所说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创造天人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仕宦讲到世家（“四世一品”、“兄弟同科、文武进士”之类），官员之众，做官的政绩，肯定清官与“青天”。徽商是明清以来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而且是名列前茅者，《徽州大姓》对他多所着墨，是情理中的事。对徽商的去向（江浙为主，湖广次之），经营的行当（盐、典、茶、丝等业），致富之道和对社会的回馈（在居地、原籍的兴办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介绍较为细致。徽州是理学的发祥地之一，徽商又是以儒贾著称，徽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各个宗族致力于办书院、义学，举办文会，在这里形成读书治学的风气；学业的同时，在生活中形成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实物载体和风俗习惯，如文艺方面的徽剧、戏龙灯，如建筑方面的民居、村落的水口、八景；家族和信仰方面的祠堂、寺庙、社庙；契据文书的著意保存；凡此种种，成为今日文化旅游事业的宝贵资源，成为“徽学”兴起的凭，《徽州大姓》理所当然地予以注目，详加说明。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民间社会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得到了应有的篇幅，而且通过人物的刻画，使得徽州社会史、宗族史来得生动、形象。此外，这部著作对徽州历史上发生的社会问题、民众运动也有相应的关照。 这部书在文字表达方面颇有引人入胜的地方，这就是民谚、俗语、诗词、歌曲的运用，给人以清新活泼之感，除了那些宗族世系的考订之外读来颇为轻松。比如第一篇的题目是运用俗语《四角方》，开篇的话是“天下汪”、“四角方”，那么“四角方”是怎么回事，调动了读者的求知欲，读罢这一篇，“天下汪”就会抓住读者了。在《徽州汪姓》篇，又云“休宁五大姓，汪吴朱夏何”，以口诀令人容易记忆休宁的五个大姓。再比如讲到金氏的聚落阳干，引出民国年间阳干小学校校歌中的头两句话：“左顾珰溪右玉田，中间即是洲阳干”，将阳干村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介绍出来。 此书也有可以讨论之处，我觉得有三点，一是得姓渊源和远古、中古世系排列，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须知有许多宗族是弄不清楚的，排出来的世系也未必准确，因而有的篇目作者就说“姑录之，以见源流所自，非敢必其无误也”；有的篇目赞扬戴震修谱的尚实精神，反对将未经考证清楚的人氏叙入族谱，均是有识之见，惜乎未能贯彻到全书各个篇目中。另一个是写作范围问题，与徽州保持联系的外迁人员完全应当写，否则就不是“大徽州”了，然而与徽州只是同姓氏的明清以来的大名人，写进书中，就令人产生“借才”的置疑。还有一个称谓问题，有一些篇在写到某人时，名下加“公”字，大约是表示尊敬；有的在讲到某人的世代时，云“某世祖”、“某世孙”，如果是本家族的人写文给本家看，自然不妨称“公”，称“某祖”，可是给包括外姓的广大读者阅览，则不宜这样写了。 总而言之，《徽州大姓》的丰富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徽州历史的特点、地位及其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这就是：徽州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他是移民的社会，是涌现官宦、学者、文艺家的地方，是富商巨贾的产生地，他的地域虽然有限，而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一个府州，所以“大徽州”之说为颠扑不破之见；徽州是富有活力的地区，他有辉煌的历史，所创造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为今世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财富。其实《徽州大姓》之所以成书，我以为就是历史影响所致。我们今天难得见到“某某地区大姓”一类的作品，这在中古时代是常见的，因为那时的宗族谱牒，基本上是三大类，即通国谱、州郡谱和（一个个宗族的）私家谱，宋元以来州郡谱衰微，但在徽州却时有出现，如元代陈栎的《新安大族志》，明代戴廷明、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如今的《徽州大姓》，应该说是元明时代州郡谱的继承，是徽州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必然产物，只是新书在内容上、撰著旨趣方面具有时代新意，即更注重于文化资源的绍述和开发利用，尤其着眼于旅游业发展。所以一句话，《徽州大姓》是徽州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徽州宗族史的别开生面之作，是颇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专著。 读了《徽州大姓》，更激发我徽州田野调查和旅行的兴趣，是以为序。 冯尔康 2005年6月29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 
发表于 2006-6-30 12: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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