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烟渺渺———汪曾祺与云南 编者按:汪曾祺在云南呆了七年,写了大量有关云南的文字,他那些散谈的文字让一代一代读者反复咀嚼,倍加珍爱。土生土长的云南作家黄尧如今来写一本汪曾祺与云南的书,他循着汪先生文字里记叙过的典故一一补述自己的体验与情感,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毕竟黄尧数十年浸泡在云南的文化氛围里。有文学评论家言云南的一些作家写不出云南的“份”来,黄尧不在此列,他的文字让你津津有味…… 一、“解读”之解
云南教育出版社约请几位朋友写一点“解读”著名作家、画家、名人有关云南的著述、创作的文字,开列出来的名单就成了“一对一”。被“解读”的有冯牧、汪曾祺、宗璞等,这算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中宗璞先生是仍健在并著述不断的。宗璞先生在知道这件事后给我通了一个电话,说她对云南朋友的一番好意是领受的,但说到“解读”,她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写到云南、昆明的文章不多,散文略能成其束的则更少,倒是小说有写到昆明的,她提醒我“这你是知道的”。宗璞先生在说完这番话后,直截了当地说:“你说散文应当是真实的吗?”我说,应当是真实的。先生说,既是真实的,如在文章中有些人、事需要再来一些说明,疏漏、错讹的给予补充订正,这些旁人也是可以做的。至于小说,既是虚构,那就不大好“解读”了。我说,“解读”——照我的理解,也可说由此扩展些相关话题,大可不必是对原著的诠释。我有些强词夺理,先生也就在电话里笑笑了事。
过后,我却想了又想,如果是汪曾祺先生还在呢?对于我的要“解读”他,也有一通电话么?但汪老的一脸“莫名其妙”,几乎是肯定的情景。倘若要硬来,偏偏要“解”出一大堆文字来,汪老虽不至切肤,但极有可能要逼出一两首他的打油诗来。因为这样的事汪先生是做过的。
汪老自1939年来昆明就学西南联大,至1946年离去。这段经历在他的多种文字里皆可读到,我不能口罗唆。其中也有“打油”诗趣,倒是无讽无讥,同“逼”没甚关系。
1993年春天,汪老来昆参加第一届“红塔笔会”,过后写了一篇《七载云烟》。“云烟”有两重含义,这一点不必有特别的解释,倒是在“采薇”一节里,先生说:“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一首打油诗。”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 饵块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 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薻堪漫吃, 更循柏叶捉昆虫。
在这首八行诗后,除开六、八两句外,汪老句句加注,竟成六条“篇后注”,达七百字之多,比诗倒长出了十来倍。这说明,汪老写下一点什么文字,是深怕“读者看不明白”的。有些该加注释来说明的,已经尽其所能,尽其所愿地加注了,概无存着谜底“蒙”人,也无留着“狗尾”给人“续貂”的意思。因此,在先生二十来篇涉及云南生活的文字里,大体是明明白白,一看就懂。这是先生的风格,也是先生对文字功底,尤对散文体格的理解。先生说过,“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又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引自《蒲桥集·序》)倘若你要读下来,先生的文章很难说有什么故意的章法,倒一如怀抱清茶,促膝聊天,亲近浅淡,真是很少有不明白的地方。
此外,先生也已申明他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撮其大要”,免得口罗唆。倘若要来“演义”,要来饶舌,他是“可以写一大本”的。
这样说来,我们这些人来搞什么“解读”,就大可置疑了。用了师长不忍拂逆你的意思,甚至是不能言的处境,这便不仅多余,而且可恶。
可细检这伙人的初衷,似乎也不尽是无聊,原因是大家看来,先生们留下的这些文章,是殊为珍贵的。冯牧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在较长时期内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还是杰出的组织家。早年,在“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大潮中,他是率了一批人来云南的。尔后,这批英气勃发的年轻人,成了中国文坛的翘楚,各领风骚,至今不陨。这批人的文学的发轫,可以说同云南这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的哺育不无关系,而冯牧是最早促成这种结合的人,也是以文学的形式最早“发现”这块土地的人。他走马滇边,深入秘境,踏歌山寨,豪唱大江,那些篝火中,马背上拾取的文字,又岂是寻常文章可比?汪曾祺的路子,可以说与之大相径庭,一个少年学子,被沦陷的逃亡浪潮逐到了这座小城,他似乎自始有属于自己的一分安适的心情,但决然宣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而不言西南联大庙堂之高的,恐怕只有汪曾祺一人。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提起昆明旧时的生活,一不留意就引起“闻一多先生要出城看桃花,我就坐在小马车的后面,颠颠地到了上马村”———说“不留意”,是说先生绝无要用闻一多来帮衬自己的意思,那实在是一个少女生活中最一般的情景。1993年,先生踏访昆明,邀我去寻访故地,居然在龙泉镇龙头村寻到了抗战时期“疏散”时寄宿的旧居———一所至今尚存,略显凋敝的农家小院。小院的老主人已经故去,年长的晚辈确曾记得“几个小姑娘在耳房上读书”的情景,且告诉先生,这房迟早要拆了,而“一大家子人在村前村后早有了新宅”。先生屈身往楼梯上爬了几级,便又回来,站在廊檐下久久不语。我只是觉得那耳房怎就如此地狭小,似乎绝难容下这些回忆;我更难揣摩的是先生内心翻腾着什么。
汪曾祺的“泡茶馆”、宗璞的“小马车”,都是些不显惊奇的平淡生活,一如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尽是随俗似地平淡。我们说这些文章的宝贵,大略是说这样的能照见旧日影子的文章是少的,但“文”外的人应当是比文章更富实也更多彩的。“文见其人”从来都存着误解,当然也就有“误读”,行于文章,大抵只是如同感冒“发表”出来的东西一样。因此,那样的“平淡”也不尽是平淡,那样的“平淡”甚至未见平淡。这大约是“解读”的一种理由。
冯牧、汪曾祺、宗璞三位先生都是有一个浓重的“云南(昆明)情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彼此又都很熟悉。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次,是冯牧带领一班作家来参加云南的“红塔笔会”,汪老是受邀者之一。两位先生触景生情是有的,冯牧每每回忆起云南的军旅生活,话题要开阔得多;汪老则在一旁为有兴趣问这问那的人做着小小的“注脚”,比如“干巴菌”是如何拿来吃的,“烧饵块”又是怎么回事,等等。一个出大味,一个撒作料,很有意思。总之,是没少了“解读”,“解读”云南,“解读”昆明———那场合,不必有海鲜大宴,也不必有精致的散点,有一些云南、昆明的山野风味(总是很丰足)作了引子,(汪老是要有一点酒的)就有源源不绝的话题。因此,我们的“话题还可说开了去,尽管两位先生已乘鹤归去,也会有朋友加入到这些“话题”中来,况且“文”在人亦在。这是“解读”的另一种理由。
鲁迅先生说过:“安宁和幸福是需要凝固的”。(《伤逝》)姑不论我们现在是否安宁和幸福,然而,我们在“凝固”自己的岁月,却是无奈的事实。先生们的旧时文章、新近话题,都是生命与经验的“凝固”,恐怕并非妄论。一个人的生命途程无论长短,总是要有一些个“驿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间陋室、一所寮庐,当然还有牢狱。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背着走,总要在哪里寄存一些梦魇、一些猜念、一些情愫、一些聚了又散的朋友、一些来了又去的问候。当然还有冷了的苦茶,淡了的美酒;当然还有鼓鸣马啸,铁血腥风。久久,能携去的,当然只是些“凝固”了的东西,能充大荒的饥馑,创痛的疗救,也能在躁乱中抚出安宁,衍生似是似非的幸福。因此,“凝固”并非“僵固”,它是要稀解,可以稀解的,当然不是药救。至少,我看先生的文章,那份回望人生,归于淡泊与通泰的“安宁”是令人称羡的。这是我“解读”来自己消受的,当然也可以说了出来。这算是理由之三。
一件事有三层理由,便可以去做。
汪曾祺是散文大家,有人说,他的散文比他的小说好。我没有听到先生苟同此说。若依我的看法,还是先生的小说最好。但先生对散文及散文写作深有见解,这却是真的,由《蒲桥集·自序》为证。
先生的用文开面很广,但若要做个规定,只说那些与云南、昆明有关的篇什,这就很为难。其实先生的散文“游击”性是很强的,说到哪里,“闪击”一下云南的事体人文,也是有的。在《蒲桥集》里,先生是将有关云南、昆明生活的散文归为一束的,共八篇,可见他的重视,对“地域性”的认定。实则,先生的另两束文章,一是有关西南联大生活的回忆和明史人物的考评,也都可以算是写云南的。这样随便数数,也不下二十来篇,够多的了。先生尚有早期小说,确凿地标明“写在昆明”某地,实写昆明的地理人文背景的有《老鲁》、《落魄》两篇。尽管先生对“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认定了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但小说毕竟还是小说,只是这两篇作品,若无非此及彼的规定,我确不忍割爱,它们是“地域小说”最好的例证了。1998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全集》,皇皇八卷,是辑录最近也最全的了。“写云南、昆明”的文字更见丰富,是谅无遗珠了。
我不认为我来给先生的文章做“注”是够格的,好在这还同要做的有区别。前头已经说过了,是围绕一个云南话题,“同题”开聊,这体例似乎也没有过,就看能聊出一些什么来。 二、昆明的雨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了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里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地、近于夸张的旺盛。
汪曾祺先生对“昆明的雨”如此倾情,这在他的林林总总的风物描写里也是不多见的。
换个位置,自小生活在昆明的我,确不知一个“雨季”也是可以令人怀想的。后来有了南北见识,果然“想念昆明的雨”。
其实,昆明没有“雨季”。
昆明还不属那种雨、旱分明的大陆性气候。不知先生何以得来这样一个附着了概念的印象。在云南之南,在滇西之侧,那才叫雨季呢!亚热带季风气候将一年裁为水旱两段,自每年的清明后数日至十数日(傣历新年后),雨季陆续到来,其势仿佛三鼓之军,陷阵厮杀一刻,天崩地裂。届时,山梁坍塌,宇宙晦暗。那里的草木是常绿的,此时,那绿是“疯”绿,恣肆汪洋。
昆明的雨不似那样威猛,昆明的雨是自边地而来的斗笠抖落的水珠。
昆明的绿也不似那样狂野,昆明的绿是小家璧玉。
昆明是时时季季都会有雨的,无论春夏、秋冬。四季有雨,因此有“情”。 晴过了很多天,昆明人就会说“该下雨了”,于是雨就来了;阴晦了许多日子,昆明人会说“也该晴了”,太阳就出来了。昆明,大约是惟一一个能“呼风唤雨”的城市;昆明人(包括那些久居昆明,在习惯上成了昆明人的人)是生活在温室的最奢侈的人。
昆明人甚至不知雨伞和阳伞的区别,通常用一把小巧的尼龙花伞既遮雨又挡阳。 昆明人穿“四季衣服”。一样的天气,有人着棉,有人穿单衣,有人穿短衫短裙,有人穿长衣长裤,一街冷暖杂陈,四时风景。昆明人还发明了一句话:“一年无四季,有雨便成冬”。这是专门用来吓唬外地人的。其实,下雨必降温,降得多了,昆明人就嚷嚷受不了。对“四季如春”,昆明人既不承情,也不感恩。 1991年4月汪曾祺在昆明大发书兴 但问起在昆明居住了50年以上的人,对昆明的雨,大约会引出一番感慨的话来,似乎旧时的雨和现今的雨是不同的。
我很小的时候,是喜欢下雨的。清明前后的雨尤其可人。
东边日出,西边雨,昆明叫“太阳雨”。这时节的雨是娇羞的雨,仿佛闺阁的帘子,一撩,天地就淡妆出来了。在雨与太阳的两界之间,必是有彩虹出现的。七彩的霓桥从灿烂的云顶飞投下来,随着雨脚跚跚,微风拂拂,在广袤的大地上巡游、移动。“虹”,昆明人叫“杠”,疑是误解。偏这么叫,不求理喻。昆明土语中类似的偏执是不少的。
这时,孩子们就裸着头出来唱:
又出太阳又下雨, 栽黄秧,吃白米; 白米香,扳倒甄子喝米汤……
为什么栽的是“黄秧”呢?始终无解。大约渴雨甚久的小秧是黄色的吧。至于“扳倒甄子”却是写真。昆明人家多用甄子蒸米饭。米在漾清之后下锅,略略过心之后,就要捞起,“撇”出米汤来。新米的米汤清香糯滑,真是解馋得很。
到了傍晚,就要看天相。
孩子也有唱的: 火烧天,mei’mei出来打偏偏 火烧地,mei’mei出来放个屁……
“mei’mei”不知是哪个字。昆明也用吴语中的“囡”,但不读“NAN”,而读成“NUO(尾音带儿化)”,但并非泛指小童,而专指女儿。“打偏偏”是“拍掌”的意思,“火烧天”预示明日大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