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感悟汪曾祺

汪睿

杨凌艳    2007-02-28 12:00

中国文坛还算是幸运的，二十世纪末叶出了个作家汪曾祺。一个随和的老头，不经意间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汪曾祺的名字是与《受戒》、《大淖记事》联系在一起的。

汪曾祺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两文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其作品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篇篇闪光。他的笔下，有食色，有男女，有民风，有民俗，八十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汪曾祺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更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这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浑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决定了他作品特有的文体价值。汪曾祺，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之一，他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其作品中很多场景取材于此，一如沈从文的湘西，他肄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经师从沈从文，其作品明显和沈从文的风格相似。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后在一个京剧团任编剧，在此期间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依我看来，这个被江青逼着写下的剧本，却是八个样板戏中最有文气的一个。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他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汪曾祺敢于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中国文人一般分两类，一类兼济天下，一类独善其身。汪曾祺先生大约可算后一种人。汪曾祺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趣味，更多的时候，他走的是陶渊明的路子，一心志在泉林。但他毕竟是现代文人，很难真正出世的，所以我们透过那些洒脱的文字仍时时感受到他的济世之心。在汪氏笔下，一草一木总关情，像《人间草木》、《葡萄月令》、《昆明的雨》、《夏天》、《冬天》等等，无不洋溢着生之趣味，显示出作者的文人雅趣和逸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水则意溢于水，山山水水在他笔下都是有情物，常常“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众说纷纭之中，胡河清与摩罗对他的探究可谓别具一格。胡河清先生说汪老先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中有三种躲避解脱的办法。一是躲入有着极强“间离效果”的京剧，“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闹剧、悲剧和喜剧”；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让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状态”；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爱情之中，“编造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历史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摩罗先生则在胡河清躲避解脱说的基础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瞒”和“骗”的“温馨”，甚至把他视作“一个个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剧”——“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而在我眼里，他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浇着了菜菜青了，灌着了树树绿了，或者浸活了种子长出了庄稼，甚至什么都没润泽只自个儿活泼出一曲天籁，都顺其自然，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