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藻《春日》

江右书生

南宋初汪藻“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诸篇，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贽。说者谓其著作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词令之极则，……以大手笔推之，殆非溢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集部·别集类九·浮溪集》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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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藻居士（約西元１１００～１１９９年）

汪藻居士，字彥章，宋高宗建炎（一一二七年至一一三○年）年間歷官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為宋高宗所重。

宋紹興（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間，他與宗杲書信來往頻繁，時時請教禪學，乃至「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因第五子懍病卒，念父子之情，不勝悲痛，以此請教宗杲是否有礙禪法修習。宗杲答書說：「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所以，「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個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間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大慧語錄》卷二七）。父子人倫之情，屬儒家天理天性範圍，應該得到表現；喜笑怒罵，出自佛性，天真自然，這是禪家心性論的核心。儒家的倫理原則與禪家的心性學說在宗杲的禪學中獲得統一，他把人倫之情的本質天性與佛教的真如佛性加以等同看待，為世間即出世間說提供了心性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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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与私不并行，恩与法不两立。以公灭私、以法守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绕法者乱。古今不易之道也。——宋·汪藻《奏论邢焕、孟忠厚除授当状》

公与私不能同时并行，恩和法不能两样并行。用公去掉私，用法代替恩，国家就能治理好；用私危害公，用恩歪曲法，国家就会混乱。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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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藻 《浮溪集》卷二四《奏议公行状》：“公讳谷，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轩辕皆古国名。春秋时，童子踦以功显鲁，孔子韪之。中间谱系不传。至五季，有自歙之黄墩，徙婺源还珠者，于公为九世祖，子孙因家焉。用高资为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进士继踪起家，知名一时。……男六人，槃、棐、槩、楶、藻、彙。”卷二六《左朝请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铭》：“新安汪氏，见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乱，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赀雄饶歙间，数世而至君之高祖讳某，擢进士第。……为江南闻家。皇考讳槃。”卷二八《安人汪氏墓志铭》：“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本集中题其贯者尚有卷十七《跋叶择甫李伯时画》题：“绍兴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书。”卷十九《永州玩鸥亭记》末题“绍兴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记”。又《新安志》卷七《叙先达》：“汪内翰藻，字彦章，婺源人。自曾祖以下三世第进士。”同书卷八《进士题名》：“崇宁二年霍端友榜：汪藻，翰林学士赠端明殿学士。”《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首《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诸贤姓氏》有“新安汪藻记”。《方舆胜览》卷十六《徽州·人物》：“汪藻，婺源人。为内翰。”又孙觌《浮溪集序》称：“公鄱阳人，讳藻，字彦章云。”《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上》：“汪龙溪藻，字彦章，婺源人，迁德兴。举进士。”同书卷九四上孙觌《汪公墓志铭》：“公讳藻，字彦章，姓汪氏，饶州德兴人。……新安汪氏之徙鄱阳，盖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学中进士第。”《宋史》卷四四五《文苑传》：“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宋诗纪事》卷三六《汪藻》条：“藻字彦章，德兴人。”是汪藻先世贯婺源，后移居德兴。《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崇宁二年霍端友榜：汪藻，婺源人。”同书卷七《人物》：“汪藻字彦章，号龙溪，婺源珠里浮溪人。”（25／1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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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宋四六研究——以汪藻、李刘为例

第一节 汪藻任职经历及其四六文创作

第二节 汪藻文集及其四六文概况

第三节 汪藻四六文艺术特色

第四节 流丽稳贴又典重得体的李刘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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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的特殊文体：四六

袁行霈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后期的四六

　　四六这种文体经过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不同于唐代骈文的特点。南宋的四六作家正是在欧、苏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所以在运散入骈、多用长句等方面都继承了欧、苏的传统，使四六成为灵活多姿、便于议论的应用文体。

　　南宋前期的四六名家有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等人，其中以汪藻的成就最为突出。汪藻（１０７９～１１５４），南渡后任中书舍人，拜翰林学士，当时的朝廷诏令多出其手。汪藻当天下危难之时，受命拟诏，其处境与唐代的陆贽相似。汪藻所拟的诏令也与陆贽的作品一样，既明畅洞达，曲尽情事，又具有激动人心的情感内蕴，最著名的是《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和《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等篇。前一篇作于靖唐二年（１１２７）四月，当时徽、钦二帝被俘北去，哲宗废后孟氏临朝，议立康王赵构为帝。汪藻奉命为拟手令，既不能回避四海崩溃、宗庙倾覆的严重局势，又要维系人心，号召天下共御外侮，确是一篇很难做好的文章。但汪藻仅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就把上述内容委曲周详地表达出来，而且措辞得体，真切动人。比如后面一段：

　　缅惟世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

　　这篇文告公布之后，天下传，人心感奋，成为宋代四六中的名篇。

　　陆游、杨万里等人虽不以四六名，但都善于四六，文集中有不少四六精品。如陆游的《祭雷池神文》：

　　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滋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

　　语言浅切而气势雄放，与其诗风颇相近。杨万里的四六则工于偶对，清新自然，如其名作《除吏部郎官宰相启》中的一段：

　　方揽牛衣而袁卧，惊闻驺谷之冯招。蓬门始开，山客相庆。载命吕安之驾，旋弹贡禹之冠。搔白首以重来，问青绫之无恙。玄都之桃千树，花复荡然；金城之柳十围，木犹如此！

　　虽然多用成语典故，但语气流畅，颇似其诗风。陆、杨的四六中渗入了各自的诗歌风格因素，所以较有个性。

　　南宋中期以后的四六作家在艺术技巧上追求细密工巧，风格趋于流丽妥帖，代表作家有李刘、李廷忠等。李刘是宋代最用力于四六的文人。他的四六作品多达１１００多篇，名作也多，在当时享有盛名，如《贺丞相明堂庆寿并册皇后礼成平淮寇奏捷启》中的一节：“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风移俗易；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气夺胆寒。风声鹤唳，不但平淮；雪夜鹅鸣，更观擒蔡。信君子不战，战必胜；知人臣无将，将则诛。”此启是祝贺平定叛将李全的，典故成语运用得十分贴切，对仗工巧而又稳妥，风格也比较典重浑成。然而李刘的多数作品却未能达到如此境界，过分追求工巧妥贴造成了纤弱靡丽的缺点，自北宋至南宋初期四六的浑厚之气、奔放之风渐趋泯灭。如其《上任中书》的“玉堂草罢，又吟红药之翻；金匮?馀，还对紫薇之伴”；“幽桂遗榛菅，底敢累犯严之口；江梅托桃李，但欲熏自洁之香”等句，刻意求工，雕琢过甚，气格不高。李廷忠等人的四六也有类似的缺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宋亡，使南宋后期的四六在总体上呈轻靡卑弱之势。

　　当然，南宋后期也有一些作家如真德秀、刘克庄等，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或以理学家著称，或以诗人驰名，都不是专写四六的作家，但他们的四六作品却自具面目，与李刘等人异趣。真德秀的四六遣词造句虽然比较拘谨，但未染当时的浮靡之风，高华典重，卓然名家。刘克庄早年的四六颇好雕琢，至后期则趋向雅淡清新，笔致流畅。到了宋末，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国家倾危之际，写出了一些四六名篇，如文天祥的《贺赵郎月山启》、陆秀夫的《景炎皇帝遗诏》，词伟气壮，慷慨激越，一扫晚宋四六的衰弊之气。由此可见四六这种文体同样可以反映时代风云。宋代四六是文学史上一种重要文体，虽然有些作家把它写成徒具华美而内容空洞的作品，但四六这种文体自身是不任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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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恺
汪恺（一○七○～一一四二），字伯疆，德兴（今属江西）人。哲宗绍圣四年（一○九七）进士，调常州晋陵县主簿。历知抚、袁、江等州，江西转运使，终知全州。高宗绍兴十二年卒，年七十三。事见《浮溪集》卷二六《左朝请大夫知全州汪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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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诏右承奉郎徐度，令中书舍人试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钱B112常博士张宦，并召试馆职；左朝奉郎、新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汪恺，左承议郎、新通判潭州王棠，并与升擢差遗。度，处仁子；宦，守兄也。士以士科荐用者自此始。
三月，甲戌朔，建武军承宣使、提举江州太平观王?燮，降授濠州团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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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顶 　　

　　在黄山中部，海拔1860米，为黄山第二高峰。顶上平坦而高旷，可观东海奇景、西海群峰，炼丹、天都、莲花、玉屏、鳌鱼诸峰尽收眼底。“所谓三十六峰者，骈列舒张，横绝天表，众岫叠岭，效奇献秀，尽在一览”(元人汪泽民游记)。明代普门和尚曾在顶上创建大悲院，现在其遗址上建有黄山气象站。因为这里高旷开阔，日光照射久长，故名光明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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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县秋粮折纳记(元·汪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