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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兼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唐力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十六世纪时，徽州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曾经一度造就了强大的徽州商帮，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在经历了从血缘到地缘、业缘乃至跨业缘的发展后，又出现了商人组织向血缘的回归，这不能不说明传统社会的结构仍在深层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研究，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关键词:商人、信仰、民间社团、血缘化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二十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 。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发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同乡会与商人的关系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对国内商业大都会宗族组织的研究尚付厥如。由汪文炳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吴山汪王庙志略》（以下简称为《志略》）和由戴振声、汪濂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的《吴山汪王庙志略续编》（以下简称为《续编》），为我们研究徽商在杭州的宗族组织提供了珍贵资料。吴山汪王庙曾于1905年重建，但汪王仍沿袭了历史上地缘神与血缘神的双重神格 ，而到抗战前夕汪王的血缘神性质反而突显出来，汪王庙成为汪氏宗族团体的所在地。十六世纪时，徽州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曾经一度造就了强大的徽州商帮，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在经历了从血缘到地缘、业缘乃至跨业缘的发展后，又出现了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这不能不说明传统社会的结构仍在深层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本文拟通过汪王庙的变迁，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吴山汪王庙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
一、 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牘》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可知杭州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历史同样悠久。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正月十八日，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三日，享年64岁。隋末天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宣城长史铁佛献表称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碑刻越国公像。” 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仅为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高祖时以保障有功封越国，称王持节歙、宣、杭、睦、婺 、饶六州军事。”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汪王庙内汪华神座上的额匾是“六州屏翰”，两侧匾联则为：“自昔州闾资圣护，祬今稼穑沐神功。”有宋一代，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半壁江山，外患内忧，国家祭起神灵的法宝，用以稳定统治，而汪华保一方平安、归顺中央王朝的事迹正为统治者所需。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追封汪华为灵惠公。此后在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赐庙额曰忠显，七年封英济，宣和四年（1122年）“以阴相下睦寇”，即保佑平定方腊起义（睦寇）而加封灵显。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以能禦災厉加信顺”，乾道四年（1168年）进封信顺灵显英济广惠王，夫人钱氏追封灵惠夫人，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徽州太守赵希远“祷祈有感，奏易信顺为昭应”，理宗端平元年（1223年）郡守刘炳给汪华庙楼上匾曰“神光”。淳祐八年（1248年）改封昭应显灵英济威信王，十二年（1252年）改封昭应广灵显德英烈王，宝佑二年（1254年）改封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增添了平息寇乱、禦災厉、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元代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明初朱元璋立国时，为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效学宋徽宗编造了汪华神兵显灵，相助平定江南的神话，颁布保护汪王庙的禁约。榜文如下：“皇帝圣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祐一方，载诸祭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神兵助顺累著威灵，厥功显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殿庭。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木，拴结马匹，牧餋生畜，非理作踐，以至亵凟神明。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痛行治罪，仍责赔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规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惟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 ”这样，徽州仅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的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了。
在造神的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共同制造了神灵故事。据《志略》陈璚序：“汪王庙见于记载者若徽州，若乌聊山，若桃花岭，若吴山，子孙散处四方，簪缨相继，盖王之仁泽入人深，而庙貎亦因之而多矣。”环绕杭州与的徽州本土4座汪王庙，徽州民众制造了不少灵验的故事。其一是歙县乌龙山的汪华忠烈庙。明学士程敏政《汊川乌龙山越国公庙田记》 指出，该庙始建于贞观已亥（639年）。乌龙山地势险要，“据汊川之上，琅水东出，璜水南下，至此合而北流，底于浙溪。山形蜿蜒，沂流而上，峭壁断崖，皆黑色，不可正视，山因以名，而庙占其胜，故其神益灵而人尊奉之者不懈益虔。” “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建立之初，忠烈庙就被神化。《志略》介绍，“王庙塑有二武士介两兵立于门首，土人谓之毛甘将军、汪节将军。毛甘者歙县人，汉建安之乱率家保乌聊。汪节者绩溪人，唐神策将军，家在大徽村，有神力。二人与王虽异世，民间特以有功故类而祀之。”汪王与守门神超时空的结合，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二是休宁乌聊山的汪王庙，“高二十八仞，周八里，西有四水合流，山上数石园而白，水中有鱼号为神鱼。人莫敢下网罟。有张姓者临渊偶羡。庄客探其意旨，取雷公藤为药焉，侵晨鱼皆浮起。土人咸詈张之饕餮也。张以为意起于己，未尝使彼药之，具疏控王庙中，后数日张与同庄数人皆死。”其三则是绩溪桃花岭汪王庙，“桃花岭有汪王庙颇具形胜。梁间悬一铁匣，父老传云明高帝尝过此，以签卜适得第一，匣中所封即此签也。”其四则是杭州吴山汪王庙，《志略》汪文炳序载其“访遇火德庙住持老衲为言：王庙灵爽素著。”又据张越《杭都杂詠》可知，汪王庙于“咸丰八年以发匪猖獗，效灵助勦，钦加‘襄安’二字。”吴山汪王庙汪华神位上所书封号：“历封襄安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唐越国公，”其中第一个封号 “襄安” 就是在“效灵助勦”太平军所得。这些神灵故事告诉汪氏族人和广大民众：汪华有保地方平安、扶助忠义、灵验等等的神力。在民间社会，民众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需要神灵的抚慰。在汪王的信仰中，国家与民众找到了结合点，这是汪王庙长盛不衰的缘故。
汪华具有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如汊川乌龙山汪王庙，“宋端明殿学士程泌建。本朝汪永庄亦公远孙，偕乡众修葺，又于庙之左买地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亩赡其用。” 绩溪“忠烈庙宋太平兴国五年知县事范阳卢远始建。……国朝载之祭典，有司春秋致祭。洪武丙辰知县唐昊新创殿宇。” 。除了前揭4大汪王庙之外，在徽州六邑各乡都有汪王的行祠，是为忠烈行祠。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徽州六邑“忠烈行祠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各乡多有之”。最著者歙县六所，休宁五所，婺源7所，祁门1所，黟县3所，绩溪2所。在这些行祠中，歙县“衮绣乡棠樾龙山，以宋孝子鲍寿孙父子遇寇于此，有感神应得脱。景定四年鲍氏因请立庙”。“县东新馆，成化六年里人汪斯端等告官重造。”休宁万安山忠烈庙“迄今岁正月十八公生日，有司致祭。弘治十二年庙毁，知县翟敬命里人张用伦等处置，助僧惠端重建。” 绩溪行祠“在一都外坑，国朝弘治初里人胡永安捐赀建。”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汪王庙还是忠烈行祠与宗族祠堂是有差别的。《五石脂》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著，支祠以数千计。” 这些数千的祠堂散布于汪氏聚居的村落。祠堂具有排他性，只归一姓一族所有，其构建也是排外的，不可能由外姓斥资建置。而上揭各县乡的汪王庙或行祠则是汪氏与他姓共有的。
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忠烈行祠一样，也是具有地缘、血缘的双重属性。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汪王庙“毁于寇（指太平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修复被太平天国毁坏的庙宇，《志略》篇首两序言的作者汪文炳 与原钱塘知县 陈璚登七宝山大观台考察，“见其地背江面湖，颇踞形胜，邦士大夫崇德报功有自来也。今鞠为茂*，非守土者之咎乎？爰约缙绅暨王支裔谋所以修复之，并辑王庙志略一卷。”“邦士大夫崇德报功有自来也。”“ 爰约缙绅暨王支裔谋所以修复之。”充分显示了吴山汪王庙的双重属性。然而，在抗战前夕的1935、36年，《续编•宗盟》清晰地告诉我们，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血缘性占了主导地位 ，具备了宗族组织的性质。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 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頴川侯鲁成公黒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頴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 汪华是汪侯44代裔孙。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谓也。” 。前揭《五石脂》在指出徽州大姓以汪、程为最著的同时，还指出“且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15《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续编•宗人录•汪学沅条》也说：“自七十六世煦公由徽迁浙省闻堰镇。该镇有汪氏宗族，全镇大多汪姓。” 可见汪氏迁居江浙各地市镇者甚众，并十分重视宗族关系。明清时期徽人宗族的商业化，对形成强大的商帮，使徽商执商界牛耳数百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移居浙江的汪氏中，商业繁华的大都会杭州是其主要的方向。
徽商在杭州的活动由来甚早，势力甚大。大抵南宋时徽州木商、茶商等在杭州已相当活跃。明代成化后，大约弘治、正德间，徽商在杭州已是人多势众，据万历《杭州府志》卷19《风俗》所载：“杭州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患在成化时未炽，故志不载，今不为之所，则杭无卜吉之地矣。”在寄居地占有坟地田产 ，是入籍的前提，为此往往会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徽商在杭州组成强大地缘、血缘联盟，“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风至清代康熙末年以后更为严重 。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3《志乘》载，明代万历年间的 “文宇公（元台）以业鹾故，自黟县宏村迁居杭州，先后四世皆葬于灵稳，并睛山麓建筑宗祠”。可见该家族在4代后的康熙末年已入籍杭州，并修筑起汪氏振绮堂宗祠。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是徽商在杭州“必胜斯已”的可靠保障。徽商的会馆、公所也带有强烈的血缘性 。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遍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 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还，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二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组织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寄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徽商籍贯乡里者虽较明清时期更少，但他们的地缘认同仍是十分强烈。《宗人录》籍贯登记项中，族人是否能明确地填写自己原籍所属徽州何县，是考量其与桑梓之地联系的一个指标。我们把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分别加以考察。52个籍贯乡里者，都明确地填出原籍所属县：休宁9人，黟县11人，绩溪9人，歙县14人，祁门3人，婺源6人。82个寄籍杭州者，所迁源头不明32、歙县29人，休宁8人，黟县9人，绩溪1人。婺源3人。71个寄籍异地者，所迁源头不明37人，休宁15人，歙县14人，婺源3人，绩溪1人，黟县1人。这样，就可以把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的联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籍贯乡里者，全部都能确认自己所属本土县，其指标为1；第二个层次则是寄籍杭州者，其指数为0.61；第三个层次为寄籍异地者，其指数为0.48。根据统计数字，我们制成《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如下：
《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
歙县 休宁 婺源 绩溪 祁门 黟县 不明 总计
籍贯乡里人士 14 9 6 9 3 11 52
寄籍杭州人士 29 8 3 1 9 32 82
寄籍异地人士 14 15 3 1 1 37 71
总计 57 32 12 11 3 21 69 205
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根在徽州。
2、徽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徙。
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2人，其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82世，休宁82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善公遂占籍。”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入籍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上表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我们曾指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的血缘网络，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 。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力，建立垄断。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百业俱存、无货不居。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从籍贯乡里的52名徽商来看（其中8人并非居杭州，他们中6人在上海，1人在汉口、1人在郑州），休宁商有2人从事典业，3人从事银行业，2人从商行业不明，2人从事绸业。婺源商3人从事木业，1人从事典业。黟县商人3人布业，2人绸业，2人典业，4人行业不明。祁门商2人纸业，1人典业。绩溪2人经商行业不明。歙县商人因盐业垄断地位的丧失，从事行业为纸、扇、木、茶食、洋行、银行等，行业不明1人，磁器业4人。《宗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如从事磁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祿三兄弟。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由汪氏的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
移民从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二次迁徙寄籍杭州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上“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91世祖转迁杭县。”经过三次迁徙寄籍杭州者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
移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也以寄籍杭州者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4人，明末清初20人，康熙4人，乾隆5人，嘉庆1人，咸丰7人，同治9，光绪13，民国9人，不明8人。可见，万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明清之际则是一个高潮。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的势头，直至民国。
通过《宗人录》，还可进一步分析移民迁徙的原因。共有8人在籍贯项上书写了迁徙杭州的原因。如世传国医的汪原澄，其祖上“清光绪26年由安徽休宁县以通判分发来浙，民国历长稅局，遂安居焉”。又如，经营绸业的汪维瀛，其“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再如，担任教员的汪宝珊，“原籍安徽婺源，自91世祖迁江苏如皋，本人曾考商籍拨入仁和县学。” 前在政界现专攻书画艺术授徒的汪峻，“62世祖由安徽歙县迁浙江萧山县入籍，86世祖迁杭读书遂入籍，今三世矣。”8人中，因宦途迁徙者2人，因商籍考试或读书各1人，因经营盐业迁徙者4人。因此，做官、科考与经商是徽州人迁移是三大原因，而经商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3、旅杭汪氏的世次与血缘认同。
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第一要素。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在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19个族人没有填写“收姓后世次”。其中第一个层次6人，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潆，都是籍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他们虽籍贯乡里但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第二个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第三个层次有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籍贯为“曾祖渟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上海至锡鲁公入籍贯中拔贡及举人”。又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为：“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硏到九世入籍”。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就填为“江苏青浦”。上海地方法院推事的汪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东关”。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且对徽州的认同已大打折扣。但是，从总体上看，旅杭汪氏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明确登记自己的世次，其血缘世次的认同大于地缘源头的(县邑)认同23个百分点，可见，徽州人的血缘认同倾向是最为强烈的。这也是抗战前夕徽商组织血缘化的基础所在。
三、吴山汪王庙的结构功能与控制机制
抗战前夕的徽商虽然具备了在大都会重建宗族组织的前提条件，但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换言之，商人为什么愿意为宗族组织投入时间和金钱？
陈璚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为《志略》所写之序，阐明了重修汪王庙的时代背景，“今日者强邻虎视，世变孔棘，较诸唐宋之时为尤甚。安得如王与钱王者数辈号召乡闾固结民心，练成劲旅，虽有外侮亦何足忧。半樵（汪文炳之号）仰承先德，终访得王庙址而复旧观。吾知其关心世道，必有以仰俯异代，同为欷歔不已者。又知人之输者，必深明乎捍灾御患，崇德报功，亦云集而响应也”。这一“捍灾御患”的时代特征到1935、1936年是愈演愈烈。虎视眈眈的强邻日寇正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国，东洋商品入侵已泛滥成灾。战前杭州的时局混乱，商会软疲无力，社会黑势力猖獗，人心浮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于是有建立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动议。徽商“云集而响应”，重新祭起有平息寇乱、禦災厉、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的祖宗神，并非仅仅追求精神的抚慰，而是有跨行业的互济，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商业风险的实际效用。这些效用体现在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实际运作之中。
1、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续编•宗盟》为我们了解吴山汪王庙的组织结构提供了可能。现将《宗盟》披露于下：
“组织管理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三月十日同族会议议决。庙宇荒頺，势将就此，负责有人，共谋修理。
（一）本会名称定为杭州市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
（二）本会组织 1 、凡汪姓皆属会员，额制无定。2、由会员中公推执行委员七人担任会务。3、由执行委员七人中互推常务委员三人管理会务。4、由常务委员三人推一人为主席。
（三）本会会址 暂设运司河下缎局司巷十号
（四）本会经济 1 、修葺屋费。2、本会基本金。3、年例春秋祭费及诞祭费。
（五）本会筹备财政问题 1 、赶印捐启，由会员分担向同族劝募。数目不拘多寡，交汪显掣给收据。2、俟捐有成数再行召集临时会议筹备方策进行”。
由《宗盟》可知，汪氏族人“皆属会员”，且“额制无定”。由族人所召开的同族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汪氏宗族组织的名称是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其常设领导机构由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主席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同族会议选举产生。我们据《宗人录》整理成《1935 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情况表》与《1936 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情况表》，对之加以考察。
1935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情况表
收姓后世次
名号
年龄
职业
籍贯
地址
附记
91 濂／亦泉
65 前浙江长兴县县长,自 85 世祖高进公从安徽休宁水南村迁居江苏镇江遂入籍 浙江杭州清波门蔡官巷 28 号 执委兼常委并主席。
91 显／炎忱,55 律师
90世祖炳春公由安徽休宁迁杭入籍杭州縀局司弄 10 号,执委兼常委。
妻黄氏 49 岁妾姚氏 33 岁子大望 8 岁欢喜 7 岁大午 6 岁美辰 3 岁大冬 2 岁
89 绍功／翹公 40 律师,74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富阳 杭州湧金桥厚德里 4 号 执委兼常委。
92 寿鋆／溎汀
52 前浙江简任职84世祖登甫公安徽休宁迁居江苏宜兴县入籍 杭盐桥吴牙巷 9 号
执委。
92 乃新／秋坪 47 政83世祖迁杭杭州宝善巷 7 号 执委。
崇年 执委。无登记
93 宝珊／铁生
47 教员原籍安徽婺源，自91 世祖迁江苏如皋本人曾考商籍拨入仁和县学 浙杭菩提路东蕙宜村后吉庐
执委
92 宝传／习斋 25 会计师
同上
同上
候补执委
87 秉桐／华生50 律师56世祖道安公由歙县迁婺源后进又辗转迁浙江萧山县 杭下羊市街 186 号候补执委。幼子正丰 10 岁就读
行志 不明，候补委员
92 筠／秋庭48 现任浙财政厅第 4 科科长 84世祖登甫公安徽休宁迁居江苏宜兴县入籍。杭州法院路长康里 4 号候补执委
92 乃辅／迺甫 47 商83世祖迁杭。杭州横河桥泰昌里 1 号 候补执委
1936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基本情况表
收姓后
世次
名号
年龄
职业
籍贯
地址
附记
90 秉忠／夷白63 第一届众议院议员
世居休宁由山乡忠义里新塘大社管人氏嗣迁半路亭花村 82 世祖三茂公迁居扬州 浙江杭州清波门外西湖学士桥 9 号及 1 号 执委兼常委并主席
90 文镛／侣笙69 商
安徽休宁通讯处：杭州封木巷 32 号裕和绸庄执委兼常委。幼子基字根浦年十一孙宗干字逊生十四均肄业学校寓海宁长安镇民权弄４０号
92 寿鋆／溎汀 52 前浙江简任职 84世祖登甫公安徽休宁迁居江苏宜兴县入籍 杭盐桥吴牙巷 9 号 执委兼常委
91 濂／亦泉65 前浙江长兴县县长
自 85 世祖高进公从安徽休宁水南村迁居江苏镇江遂入籍 浙江杭州清波门蔡官巷 28号 执委兼常委
91 显／炎忱55 律师
90世祖炳春公由安徽休宁迁杭入籍杭州縀局司弄 10 号
执委兼常委。妻黄氏 49 岁妾姚氏 33 岁子大望 8 岁欢喜 7 岁大午 6 岁美辰 3 岁大冬 2 岁
88 峻／蔚山
64 前在政界现专攻书画艺术授徒 62世祖由安徽歙县迁浙江萧山县入籍 86 世祖迁杭读书遂入籍今三世矣 杭州市白马庙巷 14 号惜阴庐
执委兼常委。旋因出门就事而辞职
联茀/子周 执委兼常委。任事九月因病出缺。无登记
89 绍功／翹公 40 律师 74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富阳 杭州湧金桥厚德里 4 号 执行委员
94 光华／宝镛59 木业
安徽婺源南乡官坑现住江干化仙桥塘上 65 号茂兴木行 执委兼常委
93 宝珊／铁生47 教员
原籍安徽婺源，自 91 世祖迁江苏如皋本人曾考商籍拨入仁和县学 浙杭菩提路东蕙宜村后吉庐执委兼常委
92 乃辅／迺甫 47 商 83世祖迁杭。
杭州横河桥泰昌里1号 执委兼常委
89 昌顺／叔成 36 浙江建设厅交通管理处职员 自六安县迁居镇江入籍 杭州延龄东6弄31号 候补执行委员
92 宝传／习斋 25 会计师 自 85 世祖高进公从安徽休宁水南村迁居江苏镇江遂入籍 同上 候补执行委员
93 祖翼／斐卿 40 交通界 84世祖由安徽柏峰迁杭 杭州桂林里2弄10号 候补执行委员
92 琦／仰韩 46 现供职浙江省建设厅 清初由安徽休宁迁江苏吴县 杭州市龙舌嘴77号 候补执行委员
91 本培／养铭 26 政 69世祖光庭公由安徽休宁溪阳迁歙县西乡为梧竺源村始祖 杭州佑圣观路三益里39号 候补执行委员
1935年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由12人组成，其中商界仅1人，其他政界4人、律师3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2人。商人占8.3%，政界占33.3%，律师占25%，教员、会计、分别占8.3%。不明占16.7%。这个班子是以政界为主，律师也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了徽州商人亟需政界人士的保护。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律师在社会生活与商业活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教员与会计是因管理所需而设。
“丙子年（ 1936 年）改选各委员”。管理委员会扩大为16人，其中商人4人，政界6人、律师2人、职员1人，教员1人、会计师1人、不明1人。商人占25%，政界占37.5%，律师占12.5%，职员、教员、会计师、不明分别占6.3%。政界的人数进一步上升，由4人增至6人，律师由3人降为2人，政界与律师仍占绝对的多数。商人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能在管理层较好地反映商人的声音。教员与会计的人数不变。
对比这两年的管理层，在人员上有了一些变动。先来看三位常委：1935年的主席汪濂系原浙江长兴县县长，1936年改任执委兼常委。执委兼常委律师汪显仍留任，执委兼常委汪绍功律师则降为执委。执委8人的变化如下：在浙江从政的汪寿鋆由执委升执委兼常委，政界的汪乃新、不明职业的汪崇年已退出管理层，不再担任执委。教员汪宝珊则由执委升为执委兼常委。候补执委5人，其中会计汪宝传仍留任，商人汪乃辅则由候补升为执委兼常委。律师汪秉桐、不明汪行志、从政汪筠都不再担任候补执委。留任者占58.33%。大体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退出管理层的也有四成多，说明这种公益性职务流动性也是比较大的。
1936年的管理委员会又增添了9个新人，加上留任的7人，共16人。新班子大多是新人。新的主席由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汪秉忠担任。执委兼常委9人。除留任的汪寿鋆、汪濂、汪显、汪宝珊、汪乃辅外，新添了商人汪文镛、从政的汪蔚山、不明职业的汪联茀、木商汪光华4人。蔚山、联茀旋因故辞职。律师汪绍功由执委兼常委降为执委。候补委员5人，除汪宝传留任外，其他4人均为新增补的，他们是职员汪昌顺、商人汪祖翼、从政的汪琦和汪本培。相比较而言，新的管理层代表面更广了，职员也有了自己的代表。商人由原来只有1人为候补委员，增加为4人，且有3 人为执委兼常委。律师的比例有所减少。教员和会计仍各一人。从政和从法的8 人，占管委会的一半。新进入管理层的族人占新班子的56.3%。管理委员会是由同族会议推选的，其成员的增加，代表面的扩大，各类职业成分的合理配置，都显示了这一民间社团内的民主色彩，以及对外交往，处理纠纷的实际办事能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两届管理委员会都是以休宁汪氏为主。1935年的委员中休宁6人，占全体委员的一半，歙县、婺源和徽州各2人。1936年，休宁汪氏达8人，也占一半，歙县、婺源、徽州仍各2人，寄籍异地与籍贯不明各1人。通观《宗人录》，休宁会员共计32人人，歙县共计57人，两地委员与会员人数的比例是不对称的。说明休宁汪氏在杭州的势力最大，是吴山汪王庙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重建宗族组织的热心也最高。
汪王庙是汪氏宗族组织的固定资产。由于汪王庙地处杭州西部吴山下，且“庙宇荒頺”有待修理。所以管理委员并没有设在汪王庙，而是设在执委兼常委、律师汪显的家。《宗盟》之（六）说“本届会址暂设清波门外学士桥九号，所有捐款交由汪夷白掣给收据。” 1936年的地点则改为杭州清波门外学士桥9号，这是新管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汪秉忠的家。他们同时承担起收取族人捐款的任务，有着浓烈的家族色彩。汪显和汪秉忠都是休宁汪氏。捐款是该民间社团开展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
管理委员会的职业组成与全体会员的职业组成是否相应？《宗人录》的205名会员中职业众多，政界达33人，中西医生6人，工程技术人员4人，法律界（含律师）10人，教育界8人，军界2人，职员8人，会计1人，报业2人，学生21人，不明3人，从商（不明行业）36人，典业8人，绸业8人，丝业2人，棉织业1人，纸烟业7人，瓷业4人，木业4人，布业4人，衣业3人，古玩业2人，旅店业2人，盐务1人，茶食业2人，广货业1人，交通业1人，钱业1人，橡胶业1人，扇业1人，鱼业1人，地产业1人，银行业12人，洋行4人。可谓百业齐全。民国年间徽州盐商已衰落，重要的商业有典业、丝绸业、布衣业、纸烟业、木业和瓷业这些传统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地产业、银行业和洋行等新兴行业也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将职业类别进一步归并，各类从商者107人，占52.2%，政界占16.1%，法律界占4.9%，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3.9%，学生占10.2%，军界与报业分别占1%，会计占0.5%，不明占1.5%。据此，我们制作了《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
从政 律师 教育 职员 从商 会计 军界 报业 学生 不明
1935年管理层 4人，占
33.3% 3人，占
25% 1人，占
8.3% -- 1人，占
8.3% 1人，占
8.3% -- -- -- 2人。占
16.7%
1936年管理层 6人，占
37.5% 2人，占
12.5% 1人，占
6.3% 1人，占 6.3% 4人，占
25% 1人，占
6.3% -- -- -- 1人，占
6.3%
全体会员 33人，占
16.1% 10人，占
4.9% 8人，占
3.9% 8人，占
3.9% 107人，占
52．2% 1人，占
0.5% 2人，占
1% 2人，占
1% 21人，占
10.2% 3人，占
1.5%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清晰地反映出在杭汪氏族人职业是以商业为主的。占全体会员半数以上的商人，在1935年的管理层所占比例却仅为8.3%。1936年的管理层，商人的比例增加到25%，但仍与商人的实际人数不相对应。这里，学生尚未成年，只是随家长而登录。若不计学生，则各类职业的比例还将有所变化：商人占58.2%，政界占18%，法律界占5.4%，教育界与职员分别占4.3%，会计占0.54%，军界、报业分别占1.1%，不明占1.6%。商人几占六成，而商人在管理层的比例却只占25%。反之，从政人员在全体会员中所占比例仅为16.1%或者18%，但其在管理层却占至33.3%或37.5%，超过了一倍。这个落差约为4：1，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汪氏宗族同盟中从政与从商的地位对比，或者说是当时社会上对官与商的地位对比。显示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的民国年间，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商业大都会，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本位社会。
《汪王庙管理层与全体会员职业分类所占比例对比表》说明在杭汪氏宗族各类职业间已形成一个互为奥援的网络。两届管理委员会中从政与从法的族人占了管理层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管理委员会主席分别由原浙江长兴县县长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担任，他们担当起汪氏宗族在杭利益的代表。律师在两届管理层中受到充分的重视， 1935年管理委员会就设在律师的家中。在法制不足以保护正常商业贸易的局面下，求助于本族律师自然可以将解决纠纷的成本降到最的限度。从政从法的族人是商人利益的保护者。而商人的捐助则是宗族组织的物质基础。这与徽州贾儒结合 的传统是相合的。
其二、从《宗人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07名汪氏商人之间，借助于吴山汪王庙这一民间社团，加强了商业网络的功能。徽商之所以久盛不衰，是与其内部自成系统相关的。徽商虽然百业俱居，却有主干商业--盐、典、茶、木，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十分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遍布大江南北的徽州典当业，是徽商在商业运作中融通资金必不可少的。清末，盐业改纲为票，徽商已失去在两淮两浙的盐业垄断地位，茶、木业也面临帝国主义的竞争与压迫，典业在银行业的擠压下，已失去原有的空间。在这种情势下，杭州汪氏的经营行业也与时俱进有了变化。其中，银行业、洋行和新兴产业已加入到徽商的经营网络中去。在《宗人录》中，有从事这些行业的族人名单，他们分布于上海等地。现据此制成《汪王庙〈宗人录〉所载从事新式行业族人名录》如下表：
汪王庙《宗人录》所载从事新式行业族人名录
收姓后
世次 名号 年龄 职业 籍贯 地址
92 颂圻 28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世居休宁下溪口 上海新闸路甄庆里7路
90 偶唐 43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80世祖稽芝公由安徽休宁县溪口镇迁居杭州，82世祖静安公再迁平湖县乍浦镇。 上海同孚路大中里152号
90 梅峯 30 同上 同上 上海文监师路北福建路口
押当公所内
懋章／达成 37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寄籍浙江慈溪迁苏州已4代 现住苏州葑门内十全街本人住址上海爱文义路大通路口联珠里28号
抚民 32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寄籍浙江吴兴 世居湖州小河头油车巷5号本人上海青岛路尚勤里6号
89 绍元／任三 52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明万历间由歙县西川迁浙江富阳屠山 上海福煦路慕尔鸣路康口
乐村56号
89 梧凤／少鹤 34 上海浙江兴业银行 85世祖景煦由安徽休宁县西乡郝
村迁居上海江湾镇 上海江湾万安路1105号
91 原润 35 汉口浙江兴业银行 世居休宁东乡汪村 汉口中山路兴业里5号
忠潆／翰卿 27 郑州浙江兴业银行 安徽歙县 郑州浙江兴业银行
88 善均／衡璋 48 上海中央银行 世居安徽休宁县富昨村 上海新闸路1452弄12号
增寿／耆傅 32 上海信孚银行 寄籍江苏吴县 苏州花桥巷
93 林／周之 25 银行界 自徽州县迁居至杭州相传历12世 杭州东街路金洞桥349号
91 原渠／伯轩 55 上海地方协会会长 86世祖似园公由安徽休宁县汪村迁居苏州入浙江钱塘县籍 苏州城内吉由巷7号
92 希／叔明 63 上海渔市场秘书 84世祖道公由安徽柏峯迁居杭城 上海爱文义路小沙渡路口文德坊18号
90 承墉／柳汀 40 上海市土地局 80世祖稽芝公由安徽休宁县溪口镇迁居杭州82世祖静安公再迁平湖县乍浦镇 上海南市梅溪弄28号第二家
92 有龄／子健 59 律师 82世祖文宇公由安徽黟县宏村迁杭州 上海西摩路660弄15号
承宽／颂良 59 律师 江苏青浦 上海西门外大吉路公共体育场隔壁198弄1号
89 寿伦／ 42 上海伦记地产事务所 88世祖耀山公由绩溪余村迁居上海 上海新闸路551弄40号
增礼／仪周 43 上海德孚洋行 寄籍江苏吴县 苏州花桥巷
91 升燨／啸云 57 上海元芳洋行 72世福师公由歙县徙居坦川82世汝卿公再由坦川迁苏入籍即苏州景德路江耕荫义庄 上海江湾青年村
金云／曙之 47 上海启新洋灰公司 安徽歙县 上海麦根路259弄6号
振镛／润知 42 上海元丰油漆公司 寄籍江苏吴县 苏州花桥巷
润／泽农 44 上海地方法院推事兼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 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东关 上海小西门尚文路和德坊5号
以上共23人，大多旅沪。其中银行业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主，有7人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人为汉口浙江兴业银行，1 人为郑州浙江兴业银行。加之上海中央银行和上海信孚银行。以及1名在杭州的银行界人士，共有10人组成汪氏银行从业人员圈，这显然是有利于经商族人融通资金的。加上8人从事旧式典业。107人中竟有18人从事与金融相关行业，占从商人员的16.8%。这些人大多直接与浙江金融业相关，服务于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汉口、郑州的派出机构。这个金融网络不仅是旅浙徽商，而且为江南徽商所依重。从《宗人录》可知，移居上海的杭州汪氏宗族同盟成员还有11人，他们的职业分别是报界2人，医生2人，政界1人，教育3人，商业2人（典业与纸业）、大学生1人。移居上海而与杭州汪氏保持密切联系的族人共计29人，占《宗人录》的16.6%。
此外，还有移居或寄籍他地而与杭州汪氏有密切联系者25人，他们中苏州11人（其中7人寄籍苏州，在上海工作），南京2人，镇江1人，南浔5人，河南1人，郑州1人，汉口2人。所以加上在上海工作的29人，杭州汪氏《宗人录》中在他地的汪氏族人共计47人，约占宗族同盟的四分之一弱。而上海、江苏与杭州相毗邻，关系最为密切。这就构成了一张以杭州汪王庙为中心分布于江浙沪的宗族网络。强大的血缘关系，是旅杭徽人诸多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基本网络。此外，他们与本地人的婚姻网络，以及地缘、业缘、跨行业的网络等等，都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起着作用。应该说参加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并不包罗所有在杭的汪氏族人，参加者只是其中的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者。所以，汪王庙的组织有三个层次，一是管理层，二是会员，三是与会员有联系的其他汪氏族人。第三个层次是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这张网络对他们也会发生作用。
宗族血缘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家人、族人，知根知底，最易建立信用。如《宗人录》载，91世维瀛、维贤兄弟的祖上“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大约在明清有之际寄籍杭州，从事两浙盐业。民国年间随着徽商对盐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个家族改事绸业。维贤的父亲“90世祖銮公迁吴兴”。维瀛一支仍留在杭州从事绸业，銮公迁吴兴从事丝业。丝、绸两业间的互补，在家族内即可实现。銮公在吴兴南浔镇有了发展，他的另二个儿子，维贤在南浔继续从事丝业，维善则在南浔从事典业。到92世，维贤的三个儿子，闳声从事教育，相声从事钱业，骏声读书。南浔一支与杭州有着密切联系，在吴山汪王庙《宗人录》里全部登记在册。《宗人录》对非居留杭州的族人的重视，足见杭州汪氏之交易活动扩及江南、华中。借助族人间的信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活动中的谈判成本、信息成本和解决争议的成本。
2.祭祀仪式――汪氏宗族的控制机制
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宗族同盟，讲究的是亲情乡情，并没有设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那么它又是怎样规范族人的行为，从而使该民间组织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要了解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就必须要懂得徽州。在徽州，买卖关系上重视的是契约文书，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更多地是强调宗法关系,属软控制 。在传统社会里，“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 ”徽商在经商地十分重视重构宗法关系。如《汪氏谱乘•序》载有：“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鹾两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禴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凡春露秋霜之候，令族姓陈俎豆、荐时食，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数十年来，人物既盛，礼文器具未尝稍弛。”移居各地的徽商都重视尊祖敬宗的仪式，以求实现“收族”的目的，从而强化从商族人间的合作与诚信。徽商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 这是明清时期徽商成功的内在机制。抗战前夕，当着杭州徽商不得不回过头来强化宗法血缘关系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便是修理汪王庙、恢复祭祀汪华的活动。
吴山汪王庙把徽州本土祭祀汪华的仪式搬到了杭州。庙内奉祀者共21人，其中正殿3人，正中是汪华的塑像和神位，两旁是汪华的两个从弟铁佛与天瑶的神位。后殿供有18人的神位，他们是汪华的祖父母、父母，妻妾5人，儿子9人。每年有三次祭祀活动。第一次是夏历正月十八日，汪华的生辰；第二次是夏历二月择日曜日为春祭期；第三次是夏历八月择日曜日为秋祭期。《志略•祭仪•值祭》指出：“由管理会执行委员按期敬谨备办，并先数日函知各同宗，不限籍贯，亦不限人数，届期诣庙与祭。”只要是同宗汪姓者，不管身份地位，都可自愿参加。
每当祭期，汪氏族人聚于吴山汪王庙，临时推世次最长者一人为主祭。从《宗人录》可知，在205名在册族人中，世次最高的是83世汪锦培，号正锡，52岁，从事扇业，他的籍贯登记是“55世祖遇公由安徽绩溪尚田迁居歙县北乡富场。现居徽州歙北富场后街。通讯处杭州保佑坊舒莲记扇庄。”世次居次的是85世，共有4人，他们是汪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年龄分别为48岁、27岁、23岁，都从事磁器业，籍贯与汪锦培同，仍是原籍徽州。住址，杭州太平坊永大利磁器店。再次的是86世，共3人，他们是汪德宏、德宸、德孚，年龄分别是36岁、30岁、28岁，都从商，籍贯安徽绩溪，地址杭州南星桥德和茶食店。世次最低的是97世汪春涣，号泳舟，47岁，籍贯寄籍湖北黄冈，从事棉织业，地址杭州寿安路29号汪恒泰棉织厂。旅杭汪氏世次之差竟达15世之多。从汪氏世系总体的90世代上下的长时段来看，分支之间相差15世代也是很大的数字。这里特别要注意，世代发展最慢的都是在徽州本土的，这实际反映了徽州人的婚龄是较迟的。与我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所作的统计，即徽州男姓的平均育龄为32.5岁，女生平均育龄为23.67岁相合。移籍他乡者的世代发展较快，但也有差别，这与移居地的诸多因素相关，也与移居者事业的成功与否相关。应该说1936年的主祭人非汪锦培莫属。主祭之外，还有鸣赞者一人，读祝者一人，司香、爵、帛、馔二人。祭祀的过程是一个十分繁琐的宗教仪式，但其繁琐而又神秘的仪式过程，也是使族人对祖先生出敬畏之情的“收族”过程，也是族人祈福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增强汪氏在杭族人的内聚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汪华诞辰日，在香烟缭绕的大殿上，族人们队列整齐肃立于汪华塑像前，乐队奏乐，主祭者要三上香，带领参祭者三鞠躬，献上奠帛、初献爵，二鞠躬，乐止，由读祝者宣读祝文。《祝辞》如下：“中华民国 年惟 王诞日裔孙 等谨昭告于 王祖之神前敢致祝辞：绵绵遐胄，祚分周鲁。世挺伟人，荣光继武。于铄王祖，诞质含灵。纂祺承业，台耀岳精。越在隋昏，时丁屯剥。争窃皇符，競窥帝箓。洪惟我祖，屈迹乘机。发踪逥玉，壮气横飞。列壤分麾，云腾风烈。保障六州，群生衽席。功惩治定，履素鸣谦。虔奉天禄，弟后兄先。吉日良辰，惟王将诞。俎豆馨香，伏惟尚饗。”读完这篇歌颂祖先汪华的祝文，乐声再起，主祭者诣神位前亚献爵、终献爵，二鞠躬。再行送神仪式。全体肃立三鞠躬。礼成，主祭者、陪祭者和参祭者列队退出。在春秋两祭，则另有春秋祭文 。文中追念祖先“滋大荣光”的业蹟；强调祖先“含灵保世”、“生英死灵，作东南万家之保障”的灵验。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有：“维共和改造，民称直到与今灵爽式凭”，也就是说社会变迁，兴民国共和改造后，祖先的灵爽依旧，仍为汪氏的依托。
汪氏聚会远不止一年三次的祭祀活动。《志略•祭仪•祭费》指出：“除每年由师陶经手在贤师堂祠产项下拨助拾元，又子健捐助拾元，斐卿捐助二元。余无的款由寓浙宗人聚餐月会余资储积补助。”可见，在汪氏族人之间还有“聚餐月会”，每月聚会一次。在杯筹交恍之间，在浓浓的亲情、乡情氛围里，族人们互通信息，一旦有事便互济互助，实现跨行业的合作。我们知道，会馆、商会和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在跨行业组织这一特征上是相同的。商会在跨行业这一特征上是内涵最小，外延最大；会馆次之，而商人的宗族组织，内涵最大，外延却最小。这一演变曲线正说明抗战前夕社会动荡、法制窳败，徽商不得不把商业信用收缩到宗族与地域圈子。1927年前，新兴的商会把各业商人最大限度地整合在一起，以商业法规将融资、信息、交易、贩运的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将商业利润最大化。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显然与1927年前相比，这是倒退，充分说明了传统社会结构即使在近代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近代以来，商人及其思想家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王韬）、“以商立国”（郑观应）、商人“是握四民之纲者”（薛福成）等的新观念，但是在传统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是在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里，当着国家处于弱势时，商人才得以一展抱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势国家对商会的限制和扼杀，迫使徽商不得不回归传统民间组织――宗族和同乡会。社团组织只是商人进入市场的工具，现代工具的失灵，传统工具的重操，这不仅是徽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商人的悲剧。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的这一段历史，为我们考察国家、民间社团、商人间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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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5 23:26:02
发表于 2006-9-6 13:5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