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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健文 洪达科 王齐昭
引言：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商业舞台上，徽商是最主要的商业群体之一，他们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品德、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婺源徽商是徽商中的一支重要而独有的力量，剖析婺源徽商的商业道德及成因，对于推进诚信建设，打造诚信社会；对于秉承老徽商传统，打造新时代徽商群体；对于内地县市实现突破常规，谋求发展，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婺源县古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1934年划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解放后，又划隶江西至今。明清时期，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贾人数之多，在商界屈指可数。婺源徽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他们独具特色的经营之道外，与其普遍遵循“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是分不开的。
婺源徽商商业道德的表现及其特点
其一、以诚待人。自古以来，许多商人都具有唯利是图、狡诈哄骗的本性。可是婺源徽商却不大一样，他们认识到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此乃经商长久取胜的成功之道。因而，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忌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尔诈我虞，主张“以诚待人”。如婺商朱文炽在珠江经营茶业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鬻茶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卒无怨悔”。婺源徽商在与他人合伙经营，或受雇替他人经营时，也遵循一个“诚”字。如王熙恩，“其姻兄见其诚实，邀同业茶，尽交掌管。姻兄殁后，有劝熙自谋生理者，熙以戚谊难辞，钜艰独任五十年，毫发无私”。
其二、以信接物。婺源徽商在经营活动中素“以诚信著”，重承诺、守信用，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人家的事情，都守信不渝。如婺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业茶三十余年，人争附股，账册明晰，丝毫不苟”。程焕铨也是个以“信”经商的典型。他虽“与兄弟业茶亏折负债数千金”，但曾受番禺友人张鉴之托，替他管领“宗人运盐二万有奇往海南”。到海南时张鉴已死，宗人欲想乘机瓜分船上货物，程焕铨力争不可，坚持将货物守璧交给了张鉴之子。婺商詹谷“贸易崇明，为江湾某任事。某年老归家，值发逆窜东南，崇邑孤悬海外，道途梗塞近十年。谷竭力摒挡，业乃大振。后江湾某之子至崇肆，谷将历年出入市籍交还，涓滴无私”。
其三、以义为利。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和“利”的问题上，婺源徽商与人交易时，大都能做到“轻财尚义”，非义之财不取。如商人江灵裕，贾于温州总理茶务期间，“恒泰银号沿市籍未销，误兑四千金，裕悉返之”。又如潘呜铎，有“方某运茶，不得售，欲投申江(上海黄埔江)自尽。铎照市高价，囤其茶遣归。后寄番(洋商)售，余息银五百两，分文不取仍与方某”。茶商詹世鸾曾“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舍”，其后贩茶入粤，恰逢许多徽州茶商因遭火灾而窘困不得归家，遂纷纷告贷，“鸾慷慨赀助，不下万金”。
其四、仁心为质。婺源徽商还十分讲求仁爱之心，“不困人于厄”，不乘人之危而牟利。如婺商俞文浩，因咸(丰)同(治)间米价昂贵，出谷平粜，村人感之。盐商李廷玑“运盐两浙间，凡盐户有欠货者，恰其贫而毁其券”。婺商戴公选在湖广受灾之际，“输赀运米以赈，楚民赖存活者甚众。逋券盈匦，贫不能偿者，悉焚之”，其仁义之举备受人们称颂，竟至“义声三楚”。余圣材也是个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与族人合资重资业茶粤东，牙侩亏空，归鬻己产偿之。其同业者欲以屋抵偿，材弗受，焚其券。正是由于婺源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之根本，因而出现了许多颇具声誉者。俞起鸾承父茶业客粤东时，不为粤俗繁华所染；李汝霖业茶至上海，妓馆赌场绝迹不至；俞荣虽以茶业致饶裕，但布衣蔬食如故。更有著称者如詹瑞增，他佐理父习茶业起家。光绪间，日本讲求茶务，有日商慕詹瑞增名，以重金聘其帮业茶，他恐权利外溢，坚辞拒谢。又如茶商王云翔，“生平好善嫉恶”。广东李某闻其名，欲以大权付之，翔侦知李入日本籍，常改华茶为日茶，斥为卖国，遂严词拒绝。他们的这些做法和爱国精神，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故在各地的方志、谱牒中留下名字，以风来者。
婺源徽商商业道德的形成原因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儒家的思想道德在这里占有比别处更高的位置，崇儒重道，乃是婺源人千古恪守不变的传统。
一方面，婺源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能坚守“诚、信、义、仁”，与朱熹理学对儒学的系统倡扬及在徽州的兴盛，有着极大的关系。
徽商的起始虽在朱熹理学形成之前，但它的兴盛乃致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却是在南宋之后，特别是在明清两代。这个时期，恰是朱熹理学思想和伦理道德在徽州盛行的时期，不仅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而且成为士、贾、农、医和百工立身处世与行为的指南。这就使得在徽州的历史上，徽商与理学两者有着久长而密切的姻缘，有着扯不断的复杂关系，从徽商的立身行事到它的经营方式、商业道德，无不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同时，徽商经商致富以后，又不惜重金在寓居地和故里投资办学馆、建书院、兴社学，延请名儒教育乡族子弟，这又有力地促进了理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如婺商读屋泉人孙有，“置租兴社课文，及襄建本都书院、京师文明会，均领袖捐赀。道光乙酉、丙戌修邑志及造文庙、考棚，倡输千金。工告竣，费缺，复捐五百金”。又如和睦村人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再如盘山人程世杰，“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立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凡此种种，可见这里封建文化的发达，与徽商的热情倡导和竭资尽智是分不开的。徽州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之邦”，婺源又被称为“书乡”，这正是徽商与理学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结果。
另一方面，婺源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能坚守“诚、信、义、仁”，与其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有着极大的关系。
崇尚文化，“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地区商人的一个重要特色。作为谋生来说，他们是商贾，可却从不放弃对文化知识的喜爱，“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所以他们重儒而不轻贾，右儒亦又右贾，贾儒结合。统观历史上的婺源商人，从其业贾的经历来看，他们大多先儒后贾，贾而后儒的也有。
先儒后贾者如：城东邑庠生董大田，“少习举业，博览群书，善诗、古文词。因父老，弃就商”。长径人程泰仁，“幼业儒，以孝著闻乡里。嗣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众举经理徽州会馆，六县商旅均服其才。咸丰间，业茶上海”。带川人朱昌孝，“幼读书，以父年迈，弃砚就商。设钱肆于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夫不下数千人”。
亦儒亦贾者如：汾水人吕宗洛，“弱冠，随父贾于姑苏。持筹余暇，涉猎群书”。晓起人汪承修，“耽吟咏。贾于浙，爱西湖山水，游迹所至，必有题咏，每为通人称赏”。太白薛村人薛呜鸾，“父业茶亏蚀，殁负债数千元，母老弟幼，鸾婉言与债主商缓，兴复父业，夙债完清。嗜书史，善诗赋，卷不释手”。
先贾后儒者如：西源人俞廷杰，“早失怙，弃砚就商。……晚家吉安，建寄观楼，与同志诗文倡和。太史郑出守吉州，题日望重儒林”。中云人王质诚，“弱冠后，经商扬州仙女镇。……工书法，老年好作擘窠字。著有《随意吟诗稿》”。江湾人江晋，“父经商折阅累债数千金，临没嘱晋与弟分偿，晋日：弟有目疾，自顾不暇，安能偿债。乃商，诸索负者请缓，独偿；后耐艰辛，清还前款以及葬祖墓、治亲丧，均不累弟。幼入塾仅六月，后自涉猎群书，遂能诗，语多天籁；有诗稿，末梓”。
婺源徽商正因为生长在这种“儒风独茂”的社会环境下，自然大多“贾而好儒”，他们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虽以经商为业，犹不失儒者气度，故而，从婺源徽商的整体来看，一般都很讲究商业道德。
“贾而好儒”的徽商能够“仁心为质”，“以义为利”，在经营活动中坚守“诚信”商德经商，其积极面和主流应该肯定，这是他们当年能在激烈的商争中成功获胜、雄踞江南与晋商共执商界之牛耳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诚以待人和言而有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和行为指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宝贵精神遗产，而且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文中事例均引自《婺源县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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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6 17:05:21
发表于 2006-9-16 19: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