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府刻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府刻书业(2005-1-20 1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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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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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林
本文论述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刻书业的兴起与发展，作者经过详细调查，搜集大量资料，介绍了徽州府出版业居于全国出版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全国出版中心之一，在地方出版史研究中做出了贡献。
地处皖南山区的黟、歙(含今黄山市徽州区)、休宁(含今黄山市屯溪区、祁门、绩溪县以及今划入江西的婺源县)为古代的徽州地区。这一地区在秦、汉设歙、黝县，汉末新立新都郡，晋改设新安郡，隋改立歙州，唐代后境内6县定型。北宋末年，平方腊起义，改名徽州，元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建国后曾为徽州专区(地区、行政公署)属县，6邑人习称徽州地区。1934年9月4日，将婺源县划入江西省，于1947年8月16日仍将婺源县归还安徽。1949年5月2日解放婺源后，又将婺源划入江西。1987年11月27日，区划变更，撤销徽州行署，设立大黄山市，又将绩溪县划入宣城行署，增划进原属古代宁国府(宣州)的太平县(今改设黄山区)。解放后升休宁县屯溪古镇为屯溪市(为徽州专区驻地)，建立大黄山市后，改设为屯溪区，为大黄山市驻地，增划歙县(县城为古代徽州、路、府治所)部分地区在县属岩寺镇增设徽州区。但至今这6县人民仍只承认自己是徽州人，中外学者们仍称徽州地区。当今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人文学已超越国界，成为势头不小的徽学流派。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别具特色的重要区域文化的徽派文化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其中，最突出的部分应是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
地处深山茂林中的徽州6邑，在历史上向以它辉煌的政治成就，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五彩缤纷的灿烂文化，环境优美的黄山、白岳、新安江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历代名人向往的地方，向有“文献之邦”、“东南邹鲁”、“东方瑞士”的称誉。源远流长的徽州之学，简称“徽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举凡哲学、艺文、史地，无不自成体系，历代卓有建树；绘画、雕刻、古代建筑无不具有鲜明独特的地方色彩。山青水秀，景过西方瑞士的黄山、白岳为历代士人，尤其是乱世贵族世家趋之若鹜的落根场所，使徽州地区早在唐宋时期文风就很昌盛。宋代形成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故乡就在徽州。宋、元、明、清各代徽籍理学大师更是代不乏人。理学的发展，文化的昌盛也带动了多学科、多领域徽学的日益发展。明末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曾赢得针对程朱理学挑战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清初的文字狱打击后，徽学的主流演变为集哲学、经学大成的皖派朴学，又称徽派朴学、皖派经学，成为中世纪末我国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分清代经学为7派，共收163位经学家，其中徽派经学家收76人，占总数的46．62％。徽派著名的支派还有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四雕(砖、石、木、竹)、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墨、歙砚、古建筑(祠堂、牌坊、民居)、徽调、徽菜等饮誉海内外。
徽州虽地广人稀，但士林繁茂，著述弘富。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载，明代徽州籍进士392人，清代226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清歙县本籍和寄籍进士有296人，举人近千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据吴建华的《清代徽州状元》(载《徽学通讯》1989年第l期增刊)和近代学者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统计，仅为清代329个二级行政区划(215府、73直隶州、41直隶厅)之一的徽州府有本籍状元5人，寄籍状元13人，占清代114个状元总数的15．7％。徽州著名的科举故事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歙事闲谭·科举故事》卷十一)，“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新安理学》卷十一)，“一科同郡两元者”(《休宁碎事·万青阁偶谈》卷之一)以及歙县唐模村村口所立的许承家、许承宣兄弟的“同胞翰林”坊。由科举及雄厚的资本爬到封建统治者最高层的历代不乏其人。歙县城中心大街上矗立的许国石坊的主人许国为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官至一品。歙县人引为自豪的“宰相代代有，代君世间无”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在嘉庆皇帝外出巡狩期间以宰相身分留守京师，代理皇帝处理政务的曹振镛等均为徽籍著名的重臣。类似重臣在清代任军机大臣的就有2人，军机章京19人。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清代本县籍京官就有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
徽州地区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风日盛，学派蕃立，加上徽州世族、家学渊源以及文化素养极高的徽商重文兴教，使徽州地区学者林立，著述繁多。《[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统计，徽人著作4千余种，7万余卷。郑惠在《略谈徽州古代刻工》(载1988年第2期《徽学通讯》)中说徽州历代著述人有1852人，著书4175部。蒋元卿在《皖人书录》中收皖人著者6000多人，其中徽人占1/3，著述17000部，其中徽人占1／4。
这些丰富的稿源为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文人学士和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讲究珍藏文物、书籍，为刻书业寻求珍善本提供了条件。徽州地区多树木，能工巧匠世代相传．又为全国著名的传统工艺产品“文房四宝”的产地，有悠久的刻书历史和长年形成的技高艺精的出版队伍。这些都为唐宋以来已是区域刻书中心的徽州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出版中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隆、万后，大批文化素养很高、资金雄厚、富有经营管理才能和魄力的徽州儒商、官僚、学者介入出版界后，使当时的全国出版局面为之一新，迅速扭转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坊刻业一向不发达的出版格局。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一向发达的徽州官刻、家刻虽然仍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比之迅速崛起的坊刻很快就显得黯然失色了。随着徽州府公私刻书业齐头并进。明后期的徽州府出版业很快跃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执全国刻书业的牛耳，并直至清道、咸前仍维系着全国四大刻书中心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重点地区之一。
一、古代出版业的产生和宋元时期地方刻书中心的形成
徽州地区的出版业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主要依据有宋·王谠在《唐语林》卷七上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售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争节之，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日：‘尔非争月之大小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在离唐王朝颁布禁止私印历书不到半个世纪，至黄巢起义后的唐王朝已无力干涉民间私自印售历书的事了，仅斥去了之。它给我们透露了唐歙州即今黄山地区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信息。元稹在长庆四年(824)冬十二月十日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时已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古代扬、越包括今安徽东南地区。这两则记载已明确不过地提示徽州地区已产生出版业。但大约在五代时期也不出后唐宰相冯道所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册府元龟》卷六Ｏ八)。
宋元时期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安徽地区已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沿江府州刻书带。笔者为写《安徽省志·出版志》，整理了一部《历代皖版综录》资料，从历史文献、历代书目和现存实物等方面进行排列，现已掌握安徽地区截至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图书不下万种，涉及上千家出版机构及个人。笔者根据这个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150种，加上重版、修补版和重印版，计有200余起。这还不包括程大昌、朱熹、大小吕东莱、吕乔年、汪纲、祝穆等皖籍官僚、学者在外地所刻的图书。
笔者对95种皖版宋代刻书分类，官刻84起，64种；家刻31起，31种。其中，徽州官刻的《黄山图经》在宋代就印刷过4次。最早的官刻本要数北宋时期的《[祥符]歙州图经》。
宋代徽州官刻机构为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学，还有州署等。南宋淳祐六年(1246)在今歙县城(故徽州治)南门外建紫阳书院以取代州学，仍用徽州州学、新安郡斋等名义刻书。紫阳书院，缘于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世称紫阳夫子及城南5里有紫阳山而起。朱熹生于尤溪，寓居福建路建阳(今福建建阳)。其外公祝确，字永叔，淳厚孝谨，朱熹曾作《祝公遗事》以遗表弟祝康国，使藏于家。祝氏系歙县世族，朱熹每去歙县，常游于紫阳山，因有紫阳夫子之号。紫阳书院建成后32年，元兵南下，时南宋戍将李铨在抗元斗争中拆毁书院。入元后又草创紫阳书院于南门内，为徽州路儒学，明清时期为徽州府府学，是历代著名书院，也是各地以紫阳命名中的最大书院和最大的书院型刻书机构。南宋时期，徽州直署州学、新安郡斋所刻超过20起(种)，总卷数超过800卷。著名的出版物有嘉泰四年(1204)沈有开刻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150卷、《目录》30卷(今北京图书馆藏嘉定十五年(1222)赵彦卫对旧版漫裂者刊而新之印本及端平元年(1234)知州刘炳重修补版)。该书是因江佃编《新雕圣宋文海》120卷，周必大认为所编语无伦次，请孝宗命吕祖谦重编。全书共收北宋800余家文章，赐名《皇朝文鉴》，吕氏也因此获赐绢300匹、银300两。开禧二年(1206)徽州通判赵彦卫刻自撰《云麓漫钞》15卷。嘉定十六年(1223)刻宋·叶适撰《习学记言》50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末有汪纲镌版于郡斋跋)。嘉熙四年(1240)刻宋·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统说》l卷(今北京图书馆藏)。端平元年(1234)重修绍定二年(1229)婺州郡斋刻宋·吕本中撰《童蒙训》3卷。咸淳六年(1270)刻宋·罗愿撰《尔雅翼》32卷及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刻其父经学专著327卷。
南宋时徽州地区本籍、寄籍以及地方官的家刻名版很多。属徽州地区家刻的有本地的祝穆、外籍的洪适、魏克愚等，属徽籍在外地刻书的有婺源的朱熹、休宁的程大昌、歙县的汪纲、绩溪的胡仔等。
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洪适(1117-1184)，在徽州知州任上积极扶持“新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生产。据他在自著的《盘州集·文房四谱跋》中称，在郡学辑刻北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5卷，附《歙州砚谱》1卷、《歙砚说》1卷、《辨歙石说》1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在新安郡斋辑刻其父洪皓撰始开刻洪皓撰《松漠纪闻》1卷、《续》1卷，终于越地。据近人王国维在《两浙古本考》中说，洪氏还在绍兴府刻《万首唐人绝句》101卷中的46卷，余版续雇婺匠竣工于容斋。所以洪遵在该版的跋里说“镂版于歙、越”。
成都路邛州浦江(今属四川)的魏了翁仲子魏克愚(字明己，号静斋)于淳祐十二年(1252)以军器监丞衔出任徽州知州，在紫阳书院以新安郡斋名义刻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撰《九经要义》9种263卷和《大易集义》64卷。其中，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九经要义》中的《周易要义》10卷(存卷1至卷2、卷7至卷10共6卷)，《礼记要义》33卷(存卷3至卷33共3l卷)，《礼仪要义》50卷(其中，目录、卷1至6、卷25至28、卷41至43为清抄配本，余为宋版)。93卷中的73卷，版刻精良，印制技艺高超，以徽郡名纸为载体，一般学者都把它当作家刻经部的代表。此书版本价值大，《四部丛刊》影印《仪礼要义》50卷就是北京图书馆的藏本，同版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珍藏。今传世的《仪礼》单疏有缺卷，可据《仪礼要义》补正。魏了翁谪居靖州(1225-1231)7年间，将周子、邵子、二程子、张子、吕氏、谢氏、游氏、胡云峰、宋汉上、刘屏山、朱子、张宣公、吕成公、李心传等宋名儒17家解《易》编为《大易集义》又名《周易集义》64卷；又取诸经注疏，撰成《周易要义》10卷、《仪礼要义》50卷、《礼记要义》33卷、《尚书要义》20卷、《序说》1卷、《毛诗要义》20卷、《谱序要义》1卷(以上5种135卷今存，其中前3种93卷中存73卷宋版)，而《周礼要义》、《春秋要义》、《论语要义》、《孟子要义》(以上4种128卷已佚)，后汇为《九经要义》263卷。据《周易要义·方回跋》称：《大易集义》、《九经要义》梓成后，书板在歙县城南紫阳书院，至丙子岁(1276)因元兵入徽州而毁，《九经要义》版片全毁，而《大易集义》版片仍存，说明魏氏在新安郡斋刻完魏了翁撰《大易集义》、《九经要义》10种327卷大型经学著作。笔者认为，洪、魏二氏家刻本均刻于州学，可归入官刻。
朱熹在外为官讲学期间刻书很多。如他在漳州任上刻《易》、《诗》、《书》、《左氏春秋》，合称《四经》，又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注，合称《四书》。尤其是绍熙元年(1190)所始刻的《四书》，从此为地方官的主要刻书内容。他还在淳熙间刻其父朱松撰《韦斋集》等。他的子孙整理刊刻他的著作更是绵延不断。如其裔孙朱鉴就在端平乙未(1235)将其集注《楚辞集注》16卷刊刻。原刻仅有山东聊城海源阁旧存，为朱熹所作《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楚辞后语》6卷的最早最完备的合刻本。朱鉴还在兴国刻吴必大记录整理朱熹的讲学笔记、门人对话为《师诲》，是朱子语录中的重要一种。他的家乡徽州府刻其著述更多。如淳祐十二年(1252)刻王珌续编《朱子语录》40卷，世称“徽本”，与李道传池州刻本《晦庵语录》、李性传都阳刻本《续录》等均为朱子语录类名刻。咸淳六年(1270)刻黎靖德编次的《朱子语类》140卷。该书系黄士毅分类编辑的分别刻于池州、饶州、建安的“池录”、“饶录”、“建录”的《朱子语录》的合编本，嘉定十二年(1219)刻于眉州(今四川眉山)，世称“蜀本”的《朱子语录》140卷。黎氏将黄氏的蜀刻本进行整理，删减重复，分为26门，仍为140卷，题名《朱子语类》。宋末，徽州府刻朱熹的《诗集传》，字体秀劲，线条绵密，版面精致柔活，与临安书棚本相媲美。
朱熹的表侄和学生祝穆也是家刻大家。祝氏世为歙县大世家，家产几占州城之半，世号祝半城，室名祝太傅宅。祝穆学识渊博，不愿出仕，晚年与子祝洙客籍建安府崇文县(今属福建)。据《季沧苇书目》载和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国时所看到的祝太傅宅在嘉熙三年(1239)刻自撰《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70卷，因受刻资限制，分次开雕，随雕随印，成《前集》43卷、《后集》7卷、《续集》20卷、《拾遗》l卷。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卷六中全文转录了祝太傅宅干人吴吉在本书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开雕前申报两浙、福建转运使的录中，我们推知淳祐初(1241)刻自撰《四六宝苑》比《方舆胜览》的部头更大。淳祐六年(1246)开刻的《事文类聚》也分为《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0卷，计168卷。这3部家刻大部头书国内已成绝版。唯其子祝洙在28年后重整凡例，于咸淳二年(1266)至三年(1267)在寄籍地再版《方舆胜览》现仍见存，可窥见家刻原书概貌。元麻沙坊刻元·富大用、祝渊两人增补改纂的《事文类聚》7集336卷1327目中可窥见祝氏原版4集170卷885目的概况。
祝太傅宅和祝洙上述刻书经申报并得到批准的两浙、福建转运使保护版权的榜文均刻在书序后，作为录白。据文告所述，一旦出现违禁，允许祝氏告发，追人毁版，断治施行，惩处是很严厉的。它成为迄今发现的安徽地区刻印书籍中最早的官方保护版权的文件，也是全国见诸全文的最早的版权保护文件。
绩溪胡仔(1110-1170)，为宋直臣胡舜陟(1083-1143)次子。其父惨遭秦桧构陷而死后，他在浙江湖州苕溪隐居，著述有长达52．5万字的《苕溪渔隐丛话》100卷的诗话总集。初版于今属浙江的绍兴府学，分别有戊辰(1148)春三月上巳、乾道三年(1167)中秋自序，字仿欧体，雕版极精。
黟县学者汪纲是南宋时期与赵淇、韩醇、陈解元、岳珂、廖莹中、建安余氏勤有堂齐名的七大私刻家之一。汪纲刻书大都是在外为官所为。如嘉定三年(1210)汪纲在高邮知军任上再刊陈旉《农书》3卷、秦观《蚕书》1卷；又在嘉定十七年(1224)在绍兴知府任上在会稽郡斋刻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10卷，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15卷，并分别将此版转让给家乡徽州州学，以新安郡斋为号印行；又将家乡徽州州学所刻宋·叶适《习学记言》等书在会稽印行；还将洪适守绍兴刻自选《万首唐人绝句诗》前46卷与续55卷刻于鄱阳本中的鄱阳部分刻于绍兴府，以成完璧。
休宁学者程大昌(1123-1195)，于淳熙四年(1177)写成《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得到孝宗皇帝的赞许，诏付秘书省庋藏。今北京图书馆藏程大昌在淳熙七年(1180)以敷文阁学士衔守泉州时，于翌年在郡学刻自撰《禹贡论山川地理图》5卷，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记载有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的地图册。
元代徽州路作为区域性刻书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元代安徽地区刻书52起46种中，徽州境内刻书就达28起27种。其中，官刻8起8种，家刻20起19种。元代徽州的官刻本署名徽州路儒学又名徽学、紫阳书院。著名的家刻有方回、郑玉、朱升等。
徽学所刻名版有延祐七年(1320)郡守朱霁刻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尔雅翼>32卷，元末刻元·洪焱祖撰《续新安志》10卷以及重印宋·魏了翁撰《大易集义》64卷。据方回《周易集义》跋称，宋末戍将李铨在拆毁紫阳书院时仍有《大易集义》版片。至元二十五年(1288)紫阳书院山长吴梦炎重修魏氏《大易集义》原版加以重印。宋版元印本《大易集义》又名《周易集义》，今存北京图书馆。
歙县方回(1227—1307)校刻了很多书籍。今北京图书馆就藏有方回所办的虚谷书院在大德三年(1299)刻元·释园至(《书林清话》说是李弥逊)撰《筠溪牧潜集》7卷(有的著录为7类不分卷)，贞元间刻元·鲍云龙撰《天原发微》5卷。
歙县郑玉(1298—1358)的三乐堂在至正问刻自撰《师山先生文集》11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明修本9卷)，其专著《春秋经传阙疑》45卷，生前由王季温负责刊校。
歙县理学家倪士毅(1303-1348)于至正三年(1343)重新校刊至正元年(1341)五月由建阳书商刘叔简日新堂刻的自著《四书辑释大成》36卷。原因是刘刻不善，爱即旧本，重加校定刊版。
休宁朱升(1299-1370)是元末明初的重要家刻家。先后刻自辑《小四书》4种5卷，即宋·方逢辰<名物蒙求》l卷、宋·程若庸《性理字训》1卷、元·陈栎《历代需求》1卷、宋·黄继善《史学提要》2卷，《四书》、《五经》旁注9种，以及《地理五行书》、《墨庄率意录》等。
婺源县绅士汪同在休宁浯田创办的商山义塾也是著名的家刻。最重要的刻本要数元正二十四、二十五年刻本院山长，休宁学者赵汸的经学专著《春秋属辞》15卷，《春秋师说》3卷、《附录》2卷，《春秋左氏传补注》10卷，为居正校本，校勘印制均佳，还有《春秋集传》、《春秋金锁钥》共有5种。
还有绩溪汪梦斗刻其祖父宋·汪晫撰《西园康范诗集》等4种4卷，歙县郑氏丛桂堂刻元·陈柽撰《通鉴续编》24卷，胡一桂刻自撰《易本义附录纂疏》15卷，休宁程景山辑刻其曾祖父宋·程泌撰《沼水集》60卷等均很有名。
宋元时期，徽州已是安徽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区域刻书中心。所刻书籍，按刻资渠道为官刻、家刻两种。所刻图书一般均具有部头大、印制精、名版多等特点以及宋元版共有的时代特征。宋代徽州地区笔、墨、纸、砚闻名全国，号称“新安文房四宝”，为贡品。徽州宋版印书以本地所产名纸为载体，字大疏朗，纸墨均佳。现存世的徽州宋元版均为国家级上乘善本，有不少版本为历代翻刻影印的祖本，向为书林珍重。 二、执明清时期全国刻书业牛耳的徽州府刻书业
明初，徽州府刻书仍沿官刻、家刻两个刻书系统继续保持和发展其地方区域性刻书中心的地位。明隆、万后，大批商贾好儒、亦贾亦儒式的“徽商”介入出版界，使文人辈出的徽州地区“村墟刻镂”。
随着坊刻业的崛兴，徽州府的刻书内容更加广泛。由初期注重经史、丛书、类书，进而转为迎合多层次读者需要而包罗万象，并以刻工精、校雠审、插图美等徽派特色，有效地克服了明代坊刻本普遍存在的改窜质差的毛病，从而享誉读者，彪炳出版史册，并自明季至清道、咸间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保持了近3个世纪的全国出版中心和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据笔者的《历代皖版综录》的统计，全省截至建国前所出版的千家万部古籍中，徽州地区占3/4以上。仅明清两代徽州府的家刻、坊刻就超过800家，刻书品种达数千种，也占全省刻书总数近3/4。历代徽州名版迭出，尤其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为刻书业献身的学者和出版大家。
(一)经久不衰的徽州府官刻
明代徽州府官刻有府署、府学(儒学，又称新安郡斋)、紫阳书院以及各县儒学等。据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统计，万历前，徽州府官刻31种图书，占同期安徽地区刻书总数的1/3以上。其中有不少为近百卷的大部头图书，如《批点史记汉书》实为两部正史，《四书集注》实为4部子书的总称，程敏政编辑的明人诗文大成《皇明文衡》、《新安文献志》等超百卷。
除周氏所记以及紫阳书院刻书外，府城的官刻还有洪武二年(1369)刻宋·罗愿撰《鄂州小集》6卷、《附录》3卷，弘治十四年(1501)府学刻明·陈理自注《音点春秋左传》16卷，十六年(1503)府署刻宋·朱松撰《韦斋集》12卷、松弟朱槔撰《玉澜集》1卷，正德二年(1507)府署刻元·胡炳文撰《云峰胡先生文集》13卷，十一年(1516)新安郡斋刻明·李东阳撰《怀麓堂诗稿》20卷、《文稿》30卷、《文后稿》30卷、《诗后稿》10卷、《南行稿》1卷、《北上录》l卷、《求退录》3卷，正德间知府张文林刻程敏政裔孙程泽濂辑、明·程敏政编《唐氏三先生集》28卷、《附录》3卷，嘉靖二年(1523)府署刊魏·王肃撰、明何孟春注《孔子家语》8卷，嘉靖间歙县署刻明·方元勋编《症治答难》8卷；万历二年(1574)府署刊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60卷，十四年(1586)新安郡斋古之贤刻明·姜宝撰《周易传义补疑》12卷，三十九年(1611)歙县署刻明·姚文蔚编《右补编》10卷，万历间徽州府学刻教授袁中道撰《珂雪斋集选》24卷等。
徽属其余县的官刻有嘉靖中绩溪县署刊元·舒頔撰、曾孙明·舒旭、玄孙明·舒孔昭等辑《贞素斋集》8卷、《附录》1卷、《北庄遗稿》l卷，弘治六年(1493)休宁儒学刊《春秋师说》3卷，十年(1497)重刻元·吴澄撰《仪礼逸经逸传》2卷，万历十七年(1589)刻《中和遗直集》10卷，三十二年(1604)刻明·冯应京辑、戴任校正，瞿九思编次《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等。还有柳塘书院于万历问刻明·李廷机选、叶向高注《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5卷等。
紫阳书院不仅是徽州府的最高学府，也是明代著名的刻书机构。其明代主要刻书有成化三年(1467)知府龙遵叙刻元·方回编《瀛奎律髓》49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明·毛调元撰《镜古录》8卷，崇祯间刻明·梁于涣撰《铁桥志书》3卷等。
徽州府官刻的方志更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的明版本的本地区的方志就有明·彭泽修、汪舜民纂《[弘治]徽州府志》12卷等13种近200卷。还有各类政书也是徽州府官刻主要内容。
明代徽州府的官刻本具有版本精良、纸优墨匀等特点。今上海市、河北大学、湖南省图书馆及安徽省博物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藏有明成化间徽州府同知张英所刻的宋·胡安国撰《春秋胡传》38卷及《附录》5种5卷为国家级善本书。万历间古之贤刻《周易传义补疑》12卷，今北京、上海、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也是国家级善本书。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上所说的《皇明文衡》、《篁墩程先生文集》两部书均系明休宁籍学者程敏政所辑撰的近百卷大书，分别为正德间由推官张鹏和知府何韵校刻，都是当时著名的官刻本。还有弘治十年(1497)徽池二郡祠司员刻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100卷、《先贤事略》1卷、《目录》2卷及正德二年(1507)知府何韵与罗缙刻元·胡炳文撰《云峰胡先生文集》12卷等均为当时的名版。连上海图书馆藏明建邑书林詹张景翻刻《重刻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札》8卷，安徽省图书馆藏书林林雅夫重刻此书，都是现存的国家级善本书，可见原版徽刻图书刻印之精。明代徽州府官刻名版还有安徽省图书馆藏万历间书林周氏重刻的明·何胤言辑《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天梯日记故事》4卷，明·吴天洪撰《徽郡重刊造福秘诀》2卷、《续刊新安脱凡子吴望江先生经验集略》1卷及徽郡原版叶子谷撰《醒睡编》9卷等。
清代徽州府官刻本以各类志书和政书为主，各级官署刻印各类专著已很少，只有紫阳书院仍为徽州府最大的官刻机构。
紫阳书院位于徽州府城(今歙县徽城镇)，是全国著名的古代书院，也是全国众多以紫阳命名的书院中最大的书院。该书院自宋迄清，几经兴废，至明清达极盛。尤其是雍正间由歙县学者施璜主讲期间及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户部尚书曹文埴与乡绅鲍志道、程光国等人的倡议下，由淮南盐运司提供经费加以扩建，使之达到鼎盛。该书院早在南宋淳祐间开始刻书，历明清不衰，入清则更加频繁。据《[民国]歙县志·艺文志》卷十六载，早在康熙初，宣城施闰章在给徽州知府曹冠五的信中就提到“拙诗蒙镌置书院”。此后，刻书更多，仅笔者查到的清版和排印的15种书中载有卷数的12种就达275卷。著名的出版物有康熙三十年(1691)刊歙南清·吴日慎撰《周易翼义集粹》3卷，雍正三年(1725)刻清·施璜辑、吴瞻泰、吴瞻淇增订《紫阳书院志》18卷附《四书讲义》5卷，雍正本《程朱阙里志》8卷、《卷首汇增》1卷，乾隆十三年(1748)刻敕撰《仪礼义疏》48卷、《卷首》2卷，《钦定礼记义疏》82卷、《卷首》一卷，以及《御选唐宋诗醇》等。紫阳书院所刻大部头图书刻印均佳，堪称书院本的代表作品。
清后期，该书院刻、排的名版有光绪七年(1881)刻清·汪绂撰《书经许义》12卷、《首》2卷，《诗经诠义》12卷、《首》1卷、《末》2卷，《乐府外集琴谱》实9卷；光绪九年(1883)刻清·汪绂撰《乐经律吕通解》5卷附《乐府外集琴谱》4卷、《首》1卷等。 (二)日益发展的徽州府家刻
明清时期，徽州府学术繁荣，硕儒宿学替出，著述丰富。不少世蕴儒仕之家以著书、刻书、藏书为荣。如明初的大儒朱升、赵汸，前期的显宦程敏政、胡宗宪、毕效钦及潘璜、鲍松、方谦等都是著名的家刻家。隆、万后迄清末，徽州府家刻一直盛而不衰。明末到清前期著名的家刻有汪道昆、汪启淑、汪梧凤、鲍康、程瑶田等。家刻的主要内容是本人、先人及师长贤哲的诗文集杂及经、史、子、集方面的著述。
明清时期家刻百卷以上的出版大家不乏其人。
休宁学者程敏政(1445—1500)，家刻自撰及先贤著作200余卷。其中，弘治十年(1497)刻元·吴澄撰《仪礼逸经》2卷，弘治间自刻《新安文献志》100卷、《先贤事略》2卷等，首尾完备，纸墨均佳，为国家级善本书。成化十八年(1482)家刻程氏宗谱以及其子程埙在正德元年(1506)辑刻程敏政遗著《篁墩先生文集》93卷、《外集拾遗》l卷、《又行素稿》1卷、《杂著》10卷、《别录》2卷等均为著名的家刻善本。
歙县的毕效钦于嘉、隆间刊自辑《五雅》5种73卷，万历间刻自辑《十九家唐诗》19种20卷及梁·江淹撰《江光禄集》10卷等。
抗倭儒将，绩溪的胡宗宪(1512—1565)在戎马倥偬的官宦生涯里兴文重教，编刊图书。所刊图书具有部头大、刻印精等特点，多名版善本。如嘉靖间刻明·唐顺之撰《荆川稗编》120卷，四十一年(1562)在浙江总督任上与桐城吴用先等刊明·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142卷，装订成80册。所刻《诗说解颐总论》2卷、《正释》30卷、《字义》8卷等书均为国家级善本书。他与门人郑若曾编定的《筹海图》13卷，除嘉靖四十一年在杭州自刻外，其子孙们曾多次翻印，并径署胡宗宪名，为世人所不齿。
歙县岩镇(今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诗人、剧作家汪道昆(1525—1593)的家刻以大雅堂为号，刻书超过百卷，所刻书多善本。著名的刻本有万历间刻自撰《春秋节文》15卷、《副墨》8卷等，为国家级善本书。万历间刻自撰的《大雅堂杂剧四种》4卷，附徐渭撰《四声猿》4种4卷，所附4幅双面大版，为版画家黄应瑞(伯符)所刻，刻印精美绝伦，为徽派版画中的上乘之作。汪氏辑刻的《列女传》16卷，由仇英绘图，刻工讲究，为徽派名版。此版后归清歙县鲍廷博。
祁门籍戏曲作家郑之珍(1518—1595)的高石山房家刻书虽然不多，但刻自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3卷，插图古朴，为徽派版画中的转折作品。
歙县西溪南的盐商世家吴养春(?一1626)的家刻泊如斋是徽州府历时最久的家刻之一。其后人至清康、乾后仍在刻书。所刻书多名版善本，如万历间刻宋·王黼等奉敕撰《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30卷，由著名的画家丁云鹏、吴左干绘图，虬村黄氏刻工中的高手黄德时上版；明·吕坤注《闺范》，又名《闺范图谠》、《古今女范》10集6卷，也是由歙县虬村黄氏剞劂高手黄伯符(应瑞)、应淳雕版。由宋·吕大临纂、元·陈翼校补、罗更翁考订《泊如斋重修考古图》10卷也是由丁云鹏、吴左干、汪耕等丹青大师摹图(传原图为宋代李公麟画)。这些都是徽派版画中的代表作。他与吴勉学等人协作出版的宋·朱熹撰《朱子大全集》60种112卷，以及最早具有期刊性质的类书——由明·江旭奇编辑、吴养春校阅的《朱翼》(不分卷)等书，都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休宁的经学家吴继仕的熙春楼所刻自著的《六经图》、《音声纪元》、《七经图》、《四书图考》等经部图书为当时的名版，向为士林所推崇，至今仍为国家级善本书。其中，《六经图》6卷，后有“图像俱精，字纸兼美，一照宋本，核刻无讹”广告式识语，比之实物也毫不夸张。
歙县岩镇(今黄山市徽州区驻地)的制墨大师程君房的滋兰堂最先采用套印技术，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对其最后定本的大型推销墨制品广告画册的《程氏墨苑》14卷，附汇聚诸名公赠诗序跋为《人文爵里》9卷，并将评介程墨的文字辑为《程君房墨赞》7卷的墨印本《程氏墨苑》中的50余幅墨图改印为四色、五色彩印。《程氏墨苑》的插图出自艺林高手，刻印精审达到“刀头具眼，指节通灵，一丝末毫，全依削鐻之神。人物故事，山水官室，细纹密镂，栩然如真”的程度，尤其是改印中的《天姥对庭图》中的红、黄诸色凤凰和翠竹非常美丽，为徽派版画和彩色套印制品中的代表作。
休宁籍官僚汪廷讷寓居金陵，开创环翠堂刻坊，刻书20余种。其中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自撰《坐隐先生全集》3种18卷为国家级善本书。尤其是自编历史人物传记插图本《人镜阳秋》等书中的插图气势雄伟，构图优美，不少是徽派版画中的杰作。作《环翠堂乐府》有《狮吼记》等15种，其中有陈所闻所著《狮吼》、《长生》、《青梅》等8种，汪氏没有注明作者，为世人所诟病，但其刻本中插图极精，还是有功书林的。还有万历三十九年环翠堂本精订陈大声《草堂余意》也很著名。
歙县的学者兼机械研制大师毕懋康(1575—?)的家刻或主持徽州先贤程敏政等人和宋明人文集及自辑唐诗20余种，230余卷，并积极参与地方的联合出版活动。如《袁中郎先生全集》23卷的徽州版本是世人公认的最好版本，毕氏不仅积极参与了这一出版活动，还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该书写了序言。
戏曲艺术家，歙县的潘之恒(1536--1621)，在万历间刻书多种，尤以自刻《亘史》近百卷为著。此书在他卒后6年(1626)由其子潘弼亮编定，以鸾哮轩为号刊行，比自刻本更精善。
清代休宁籍藏书家汪森(1653---1726)的裘抒楼、梅雪堂、碧巢书屋、小方壶、拥书楼、华及堂是江南著名的藏书楼和家刻堂号。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开馆，其曾孙汪汝藻献家藏图书137种。著名的刻书有康熙十七年(1678)汪氏碧梧书屋刻清·朱彝尊辑《词综》36卷，此版汪氏家刻于乾隆九年(1744)以裘抒楼号加以重校补版印行。康熙四十四年(1705)汪氏梅雪堂刻自辑《粤西诗载》25卷、《粤西文载》75卷附《粤西丛载》30卷，康熙四十六年(1707)汪氏华及堂刻自辑《华及堂视昔编》6种6卷，以及精刊自撰《小方壶存稿》18卷、自撰《裘抒楼诗稿》6卷等十多种200余卷图书。
歙县诗人程梦星的漪南别墅，以刊刻清·朱彝尊《经义考》300卷(实为298卷)为最有名。
休宁籍的藏书家金檀所刻书多精善本。康熙五十八年(1719)燕翼堂刊《贝清江先生全集》40卷，康雍间刻《文瑞楼丛刊》又名《文瑞楼丛刻》、《文瑞楼汇刻书》3种7l卷以及雍正六年(1728)刻明·高启撰《高青邱集》27卷等，均为当时名版。
祁门县著名的藏书家、大盐商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7ll—1799)兄弟家富藏书，在扬州建有“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丛书楼”等藏书楼。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开馆，他家献书最多，计有776种。马氏兄弟刻书精益求精，刻印纸墨均佳，所刻《说文解字》、《玉篇》、《广韵》、《字鉴》、《经义考》等书在书籍出版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向有“马版”的称誉。尤其是清·朱彝尊所撰《经义考》7种300卷，因篇幅太大，写成后无人敢承印，马曰琯不惜千金为之刊行。康熙中刊刻的由马曰璐编辑的《小玲珑山馆丛刻》6种13卷，以及雍正七年(1729)小玲珑山馆影宋本《宋本韩柳先生年谱》2种8卷等也是名版。
歙县世家、藏书家汪梧凤(1726—1771)的不疏园，在乾嘉间刻汪氏父子自著及学者著述7种100余卷。
歙县的经学大师程瑶田(1725—1814)著述24种，统名《通艺录》。乾隆三十五年(1770)精刊自撰手写《琴音记》2卷，嘉庆八年(1830)自刻《通艺录》21种42卷。程氏家刻本为当时著名的家刻善本。
歙县印痴、藏书家汪启淑(1728—1799)，在杭州小粉场开办飞鸿堂、开万堂藏书楼，藏书数千种，古印万纽。四库开馆，他家献书600余种(一说524种)。但存世短，大约在嘉庆间散失殆尽。他生平致力于整理所藏古玩，所著和辑刻精雕细镂的摹拓多达20余种，350余卷，印工极其精美，在我国美术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歙县籍的古籍整理大家鲍廷博(1728—1814)，一生以书为命，献身于古籍整理和刻书事业。家富藏书，四库开馆，廷博命其子士恭献书626种。鲍廷博收集整理的古籍数以千卷，刻书连同子目不下250种，1000余卷。尤其是以由他亲自整理校定的内容涉及经史考订、算学、金石、地理、书画、诗文集、书目等方面。偏重于仿制宋元旧刊，以“广博见长”、“以网罗遗编为主”的大型丛书《知不足斋丛书》30集222种834卷(许承舞《歙事闲谭》第9册说32集，误)为著。这套大型丛书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始，其孙鲍正言于道光三年(1823)刻竣最后一集，是鲍氏祖孙三代，历经3期，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的大型出版工程。该丛书问世后学术界为之倾倒，知不足斋成为时尚，仿效版本蜂起。鲍氏知不足斋所刊的单行本也多名版，有不少著作有赖于它的刊刻才得通行于世。如著名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成书后，蒲松龄无力印行，死后50年书稿一直摆在家里。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鲍廷博刊行于世，也是现存最早的刻本，又称杭州青柯亭本，因是严州太守赵起果倡刻，又称赵本。此本后成为各种评注本、石印本、铅印本的祖本，即通行的16卷431篇刻本。
歙县以盐箧发家的官僚江春在扬州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刊时文，先后以康山草堂之名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补刊宋·姜夔撰《白石道人四种》16卷，四十四年(1779)刻宋·龙大渊等纂《宋淳熙敕编古玉图》100卷及嘉庆九年(1804)其子江振鸿辑刻《新安二江先生集》6种10卷等，都是江氏在扬州刊刻的名版。
与弟黄履暹、履炅、履昂并称“徽商四元宝”的黄晟槐荫草堂、亦政堂，在扬州于乾隆间先后刻《山海经水经合刻》、《至圣编年世纪》、《三古图》、巾箱本《太平广记》500卷以及《三才图会》、《通志二十略》等数十种名书，总卷数超过700卷。其中，明代学者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是天文、地理、节令、气候、典章制度、风土人情、文学艺术，无所不包。它是最早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为百科全书雏形或开创者，比欧洲早100多年。黄履暹在扬州十间花房寓所延请名医叶天士、杨天池、黄瑞云等人考证药性，以青芝堂为名刊刻《圣济总录》200卷，以及名医叶桂(天士)撰《叶氏指南》10卷等。
休宁籍学者汪伋著有字书、诗、词、曲、医书等，编为《古愚丛书》，乾嘉间古愚山房刻印时定名为《古愚老人消夏录》，计17种，67卷。
歙县显宦曹振镛(1755—1835)，及其子都是乾嘉时期的编辑大家。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曹振镛自辑《宋四六选》24卷，嘉庆四年(1799)刊其父曹文埴撰《石鼓砚斋诗钞》等62卷，八年(1803)刊清·彭元瑞撰、曹振镛编《宋四六话》12卷及自著、他著多种。
侨居扬州的歙县棠樾盐商鲍漱芳是个下通官府、上通天子的人物，富甲王侯，重文兴教，关心家乡建设，善行义举的开明儒商。歙县棠樾七牌坊中间的“义”字坊就是褒奖鲍漱芳父子“乐善好施”的。他从嘉庆四年(1799)至道光九年(1829)完成《安素轩法帖》12卷的收藏、刻碑、刊行。该法帖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名丛帖，也是徽人集刻的唯一一部名帖。它收集了自唐迄明的书法大家的真迹或早期拓本，计唐8册、宋22册、元24册、明8册。
歙县盐商鲍崇城从阮元处借得精校本宋·李喷等奉敕辑《太平御览》1000卷、《目录》15卷，于嘉庆十七年(1812)在扬州进行校勘刻印，线装120巨册，为皖籍刻书家出版的最大的一部类书。
明清时期，徽州府家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谱牒。这类家刻本品种多，部头大，印制精，印数少，资料丰富，所以十分宝贵。主要品种有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名目。
徽州地区在历史上封建宗法势力很大。休、歙等县的氏族大姓，自唐宋后数百年相系比比皆是。如歙县篁墩(今属黄山市屯溪区)程氏就是江南望族之一。其始祖休父封于程，以国为姓。自第46代孙程元谭在西晋时任新安郡太守，定居篁墩。此后种族繁衍，代出名人。《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录程氏名人中有93人是徽州府人，占所录程氏人名的1/3。如再加上祖籍徽州的外地分支，如河南的宋·程颢、程颐等可达半数。徽州类似大姓还有汪、黄、胡等姓，他们都很重视修谱。
赵万里先生在《从天一阁谈到东方图书馆》中说：“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以外绝少。”著名的谱牒有明·程敏政纂修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20卷，为合族谱，共44支，录53代，入谱人物愈万。著名的郡谱有元代理学大师陈桷纂修的《新安大族志》2卷、《新安名族志》2卷，明嘉靖初由郑双溪、洪觉山始增而梓行，又经嘉靖中叶本静、戴廷明、汪孟沚、胡征卿、王充和程尚宽等补录增订再次刊行，今北京、安徽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均有刻本收藏，为国家级善本书。有的谱书卷帙浩大，内容丰富。如安徽省博物馆藏不全的隆庆中刻《新安汪氏统宗谱》总卷帙在170卷以上。歙县《十万程氏会谱》中记载了程元谭为新安太守及定居篁墩的过程，还记载了程法兄弟战黄巢，程邦杰、程仲和父子战方腊，程宗盛、程咏等参与镇压地方起义等重大史事。
入清以后，修谱之风炽于历代，历次增辑，使部头越来越大，印刷精致旷古未有。清代休宁县境内谱坊林立，谱匠萃集。此时印谱技艺日益讲究，既注意插图绘刻的精美，又普遍使用木活字印刷。印谱工艺已成为家传户习的专门技术。不少家谱迭经增修，篇幅越来越膨胀。如乾隆十八年(1753)刊印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8卷，框高51厘米，宽31．5厘米，重约15公斤。《新安武口世系谱》卷帙浩繁，装印为40巨册，一般人难以搬动。清·王玑、汪嘉祺等纂修的《汪氏通宗世谱》140卷、《目录》2卷。类似这类大谱还有清·鲍光纯纂修的《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200卷、《首》1卷。
这些分房珍藏、秘不示人的家乘族谱都具有印数少、印制精、用纸良、装璜美等特点，为家刻技艺的代表作。
这类谱书记述了家族的历史、世系变迁、官宦、学术、兴衰、丧葬、婚姻、祀典、家规家法、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宗法思想、家族制度，民族迁徙融合及经济、社会、政治史都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徽州府的休宁、歙县在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的修谱、印谱中心，成为中外谱牒学专家们研究的重点地区。 (三)异军突起的徽州府坊刻
明隆万后，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以及亦儒亦贾的学者、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内域外的坊刻网络。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称雄四个多世纪。他们雄厚的商业资本曾左右全国，成为经济中心的主宰。明·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五杂俎》卷四)清·汪喜孙《从政录·姚司纪德政图叙》说：“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近人陈去病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五石脂》，载《国粹学报》)“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徽商巨富者大多数以盐起家。万历间，歙县溪南大盐商吴养春一次向国家助饷就达白银30万两，得到万历帝嘉奖，“一日而五中书爵下”，吴姓时俸、养京、养都、养春、继志、希元6人为中书舍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山之程，稠堡、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民国]歙县志·风俗》卷一)这些大盐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淮鹾备要》卷七)。歙县江春任两淮总商时“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主办”(《[嘉庆]两淮盐法志·人物·才略》卷四十四)，得到乾隆帝的嘉奖，时人谓“以布衣上交天子”。类似盐商还有马曰琯、曰璐兄弟等。
徽商巨富后重文兴教，关心家乡建设，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均很高。黄茨孙在《草心楼读画集》中说：“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歙县丰南乡侨居扬州的乾隆朝进士吴绍浣是个精鉴赏、嗜书画的收藏家，藏有颜鲁公竹山联句，徐季海、朱巨川告身，怀素小草千文，王摩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等稀世之珍(《丰南志·人物·士林》第3册)。徽州许多大刻书家既是古玩鼎彝的鉴赏家、收藏家，更是饱学之士，簿籍书画的收藏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搜奇斗胜，献身于整理古籍和刻书事业。明·汪道昆说扬州徽商吴伯举“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太函集·赠吴伯举》卷十五)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编四库全书，全国私人献书500种以上的有马、鲍、汪、范4家，而徽州籍藏书家、出版家马裕(马曰琯之子)、鲍廷博、汪启淑3家均是4家之前列者。马家最多，鲍家最善，汪家也有特色。徽商就是以丰富的珍善本收藏和本府外埠源源不绝的稿源，加上雄厚的资金介入出版界，参与全国同行业角逐的。
他们在出书品种和版式上，以插图本、丛书、类书、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农工仕商的实用图书等，以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出版总目标取胜，很快在出版界绽露头角，使徽州府六邑之内书坊林立，并很快形成以府治歙县为中心，歙、休宁两县为重点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不少徽州书商和官僚学者们还把编、印、发场所设于南京、苏州、杭州、常州、扬州等全国著名的出版城市，迅速地改变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出版以官刻、家刻为主的出版格局。同时，以徽派独有的优势推动全国各有关出版城市的出版形势，形成徽派出版的独有特色。
徽派特色内涵丰富，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大量编刊丛书。丛书包罗群籍，最便于学。自新安程荣推出《汉魏丛书》这部公认的真正丛书后，徽州府坊刻丛书迭连推出。著名的徽派丛书有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吴琯的《古今逸史》、《薛氏医按二十四种》，程百二的《程氏丛刻》，汪廷讷的《坐隐先生全集》，江湛然的《少室山房全稿》，汪士贤的《汉魏诸名家集》、《山居杂志》，黄正位的《阳春奏》等。这些丛书，有的搜残存佚不遗余力，有功出版和古籍整理史册；有的分门别类，汇聚专业簿籍的大观，深受士林和多层次读者的欢迎。他们自己也获益甚巨。不少图书多次重印补版，跨朝更代不衰，成为长命书、常备书种。
二是大量配以精湛的插图，使之旨趣盎然。将版画插图用于书籍上始于唐代，著名的要数王玠印《金刚经》。普遍用于书籍的插页则盛行于明。而徽派刻书家们在万历以后将它们推向最高峰。已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版画艺术史中光芒万丈的万历年代。版画家、已故周芜教授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所遴选的360幅徽派版画插图中，无一不是格调新颖、画面栩栩如生的名画。
三是出书内容广泛，牢牢地把握住读者群的脉搏。明后期城市经济繁荣，戏曲、小说、实用、广告类书籍盛行。明中叶行世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新安本几乎是紧步全国最初本的后尘，并以精美的插图取胜。笑笑生针对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弄权造成种种黑暗为体裁创作的《金瓶梅》，徽州很快以插图精美并加上许多不必要的淫秽不堪的春画图以招徕顾客。有许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戏曲类书更是一版再版。如明末流行的曲本《西厢记》，插图本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不少是徽派名版。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版再版，甚至一县之内在短时期内出现数刻数版。如万历间歙县呈坎谢氏长春堂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2卷，二十六年(1598)又有歙北谢虚子观化轩重刊此书，黄德时还雅斋还有万历重刻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歙县朱元镇的怀德堂重刻《牡丹亭还魂记》，清初有重刊本。此书在歙县境内还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峰草堂重刊本，明末歙县槐塘九峨堂翻刻本等。广告实用类图书著名者要数《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潘氏墨谱》、《方瑞生墨海》及徽商设在浙江的惟善堂编刊的《典业须知》、眉山编刊的《珠谱》附《首饰秘诀》、《名物出产》等为代表。
总结明后期至清前期徽州府的出版业迅速崛起并取得成功的经验，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有三条：
一是走出乡邦，占领域外的图书市场。徽州府有不少书商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全国重要的出版城市。如明末在金陵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汪廷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十竹斋，在杭州有胡文焕的文会堂等。入清后，扬州的刻书业大部分由徽人把持。其他江浙地区的重要出版城市，徽人势力也很大。徽派的风格影响和左右这些出版城市。如明代金陵书坊林立，刊刻了大量的插图本小说，除了是徽坊所产外，其刻工不少是请徽州、宁国两府剞劂高手，所产图书，世人也目之为徽派书坊所出。
二是讲乡谊，协作出版，缩短周期。徽州书商刊刻了不少大部头的正史、类书、全集、丛书，有的广及数十种，甚至百种、数百种，卷帙多达百数甚至千数。作为私人资本，采用手工法雕印，这样浩大的出版工程，周期长是不可避免的。徽州书商们不少是儒商出身，在经营上讲乡谊，互相帮助，大搞联合协作出版活动，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出版周期。如万历间吴勉学校刻《资治通鉴》294卷附《释文辨误》12卷，装帧100巨册，就是多人合作的典型。今从现有本卷一至卷八胡三省题名后刻“新安张一桂校正”，卷九后改为“新安吴勉学续校”，卷八以前每卷末又刻“大明万历二十年新安吴勉学复校”一行，又在胡三省序后刻“新安俞允顺督刻”。一书中出现同时期人名可作为多人协作的明证。再如由吴勉学校刻的《性理大全》，除署吴勉学名外，还有“文枢堂吴桂宇梓”字样。另一位出版家吴琯辑刻的最后定本《增订古今逸史》55种，是一部摭拾宏富、刻印考究的古逸丛书，也题有吴中珩的名字。中珩是吴勉学之子，此种合作为通家合作。因吴琯在史书上虽定为福建人，后任婺源令后归宗歙县，定居徽州。还有吴勉学与吴养春合刊《朱子大全集》100余卷。这些都是徽州出版商协作出版的范例。这种协作出版有别于明代普遍存在的书版转让后剜改题名的现象。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第90页)中把这些署名现象解释为版权转让后“刷印时窜入己名”是不准确的。
三是改革印刷技术，努力提高图书的印制质量。中国雕版印刷的几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是由于徽商介入出版业后，在徽州地区或是由徽州籍印刷出版家们创造发明的。第一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实践。这项开当代彩色印刷先河的最早制品要数由歙县黄家坞著名书商黄尚文辑刻的《女范编》，又名《古今女范》。该书由黄尚文作传、程起龙绘图，黄应泰、应瑞(伯符)雕版，内容为自周及明万历间的邹元标妻，每人1传l图。该书的刊刻始自万历三十年(1602)，终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已先后用朱墨两色套印行世。这是一部传、绘、雕三方高手通力合作的典范。该书的彩色插图“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世称徽派版画中的白眉。此书也是中国图书插图中双色套版印刷的起始年代比欧洲彩印本插图书要早100多年的有力证据之一。采用彩色套印法印刷的代表作品为在此稍后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程君房滋兰堂用四五色套印的《程氏墨苑》、方于鲁美荫堂套印的《方氏墨谱》及新安本《风流绝畅图》(万历三十四年)等。第二是休宁县的胡正言在南京开设十竹斋刻坊，创制了饾版、拱花印刷术，所印《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图的艺术推向历史上的顶峰。
在徽商的着力经营下，徽州地区的坊刻本一般都具有版本善、校勘精、印制好的特点。它们与明代的坊刻本普遍存在的内容不全或错乱，甚至以伪书充数，印刷制作低劣等粗制滥造的恶劣出版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徽州地区在公私刻书竞相求精的风气的影响下，明清时期名版迭出，精善本图书很多。
关于明代前期和中期在全国的刻书重点地区，胡应麟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隆万后，浙江的吴兴和安徽的徽州地区的刻书业崛起，万历时的学者谢肇淛在评论当时的刻书业时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且版、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五杂俎》卷十三)明·胡应麟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徼州地区刻书与苏、常争价，时在嘉靖间，至隆万后实已超过苏、常。
徽派刻书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饮誉海内，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世称新安、徽派、歙刻，又称新都刻本。影响所及，左右或改变了金陵、杭州、苏州、常州、扬州、湖州等全国重要出版城市的刻书形势。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徽商对出版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它是徽州地区刻书业兴盛并保持明末至清中期徽州府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地位的主要原因和真正的动力。
入清后，徽州地区仍保持着明末出现的出版繁荣局面，许多明末名坊至清仍在操持旧业。如明末金陵的十竹斋至康熙间仍为江宁徽派名坊，后虽易主，仍刻了一些名版。乾隆问仍在刻书的树滋堂是明末吴氏的名坊。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徽州府的出版业日益活跃。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后，使这一时期的本地区的出版业出现了短暂的萧条。为培训和造就一支为其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或仰承其鼻息维系地方治安的知识分子队伍，清廷打出稽古右文的旗号，同时辅以文化高压政策，迫使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埋头读书治学的道路。在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府，源远流长的由多学科汇成的徽学更加发展，徽州府的公私刻书，尤其是家刻、坊刻又出现畸形繁荣。一批深受学林珍视的大部头史书、类书和子目多、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全集类图书，以及欣赏、实用价值高的专业类、生活类、生产经营类、商品广告类、百科全书类的书籍纷纷出版。还有迎合广大市民多层次读者需求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有所发展。不过清前期的出版物内容都比较正统，绝少触犯清廷的忌讳。同时，也不乏为蒙童课业惨淡经营的小业主，出版为孩童牙牙学语类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弟子规》、《幼学琼林》以及自编普及教材《开眼经》、《五经四书》之类。
这些多层次的读物使不少小书商、小坊主发财致富，渐成名坊。如歙县虬村黄启高初为刻工，既刻书，又售书。早年肩挑书担，走村串户，兜销塾课类图书。后来渐有资本，鸠集良工，在府城开设延古书楼，成为在藏书、刻书方面颇有名气的坊刻主。他精通书林得失，熟谙版本目录学，精刻了不少善本书。《虬川黄氏宗谱·云景黄翁六十寿序》说他：“古籍之残缺失次者，一入目必研搜补正完之”。他的5个儿子均在他的亲自督授下承继父业。同村的黄鼎瑞，也在府城开设古香书店，集藏书、刻书、售书“三位一体”。还有同村的黄利中，字义先，由种田转入刻书行业，初以自刻蒙童读物走村串户兜售，并广交缙绅，后成为“凡经、史、古文、诗、赋、试艺，无所不刻”的出版家。
在徽州府的编辑出版队伍里更多的是博学鸿儒类学者和文化素养高、财力雄厚的儒贾世家，尤其是贾而好儒、老而归儒、亦贾亦儒式的书商们。他们刻书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盈利，也不是为自己的著作传世而张目，而是一群只求名高、广传新刻的学者，或借以抬高身价的儒商。他们刻书不惜重金，取材精审，辑录诸书首尾俱全，刊刻图书十分审慎，所以所刻多名版善本。有清一代，无论是在境内，还是旅居外地客籍他乡的徽州籍出版家们，出书百卷以上的名坊很多。还有许多刻坊，因封建时代对那些“布衣”坊主名不上经传，加上时代久远，已难考证清楚。有不少出版家因长期寓居外地，占籍他乡，或先世移居，数代留居，人们已不知道他们是徽州人了。如雍正间著名的南陔草堂是活字出版家汪亮采的名坊。汪氏祖籍徽州，因外居归安，尝自署归安汪亮采。还有先世移居的毕沅、洪亮吉，世居杭州的汪远孙，扬州的汪喜孙，休宁的汪森、金檀，歙县的黄奭等著名的出版家在学者们的笔下已不提他们是徽州人了。
清代的坊刻，从时间上说，稳定时间要比明末兴起至极盛时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加上国家统一、环境相对安定等这些有利文化事业发展的条件，使清代中期以前所刻图书的品种数和总卷数的绝对数大大超过明季。
徽州府出版业的发展，除了自然条件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外，一大批坊刻名家的出现也是出版繁荣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徽州府的坊刻名家代不乏人，群星璀璨。
明后期歙县丰南著名的书商吴勉学是规模大、分工细的著名刻坊师古斋的主人。他毕生致力于编校刻书事业，所刻书内容广泛，经、史、子、集、丛书、类书并重，尤其是在传播医学上贡献最大。他所辑刻的医学丛书中仅《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痘科大全》、《东垣十书》、《刘河间伤寒六书》及明·陶华撰《伤寒六书》等子目就有78种，283卷。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而获利。及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由刊刻医学著作起家的吴勉学所编刊的图书编校审慎，版式划一，印制均佳，多精善本，当时收藏家都乐意收藏吴氏刻本。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评论当时的全国刻书业时说：“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谢氏所指的新安本《庄》、《骚》，就是吴勉学所辑刻的《二十子》中的《庄子南华经》和《楚辞集注》中的《离骚》。其子吴中珩也是承继父业的坊刻大家。据不完全统计，吴氏父子所刻包括丛书子目在内的总数超过300种，卷帙也逾3000卷。其中，今见存的以《资治通鉴》、《宋元资治通鉴》、《两汉书》、《世说新语》、《花间集》等最为著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经部》列入国家级善本的就有24种，202卷。吴氏父子的师古斋刻坊在明代粗制滥造成风、改头换面为常的恶劣出版风气盛行的明代坊刻中堪称独树一帜。
客籍福建漳浦的歙县吴琯的西爽堂也是明末徽州府以刊刻大部头史书、丛书取胜的名坊。据不完全统计，吴琯刻书不包括重版重印种数有246种，1565卷。他所刻丛书摭拾宏富，刻工考究。如其辑刻的《古今逸史》先后出版过22、26、42种等版本，最后定本为55种，223卷。这是一部传名的精善本，为历代收藏家所津津乐道。清康熙七年(1668)汪士汉据明刻《古今逸史》版完好地抽编为《秘书二十一种》94卷都是国家级善本书，可见吴氏原版刻印的精好。万历十三年(1585)辑刻的《合刻山海经水经》58卷也是国家级善本书。他所刊刻的《三国志》、《晋书》等模仿宋刻，常被书贾挖去牌记，抽去序跋，冒充宋版，可见剞劂校勘之精审，版本之精美绝伦了。该刻坊盛于万历间，崇祯末年其后人吴钺仍在刻书，已是强弩之末了。
歙县程荣于万历二十年(1592)编刊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以汉魏人著作为主，间有晋、梁、陈、隋人著作，专收古经逸史、稗官野乘之类的大型丛书《汉魏丛书》而著称出版史册，开明代广刻大型丛书的风气。这部丛书子目38种，计251卷，以编校审、篇目全、刻印精，成为古代大型出版丛书之祖及著名的精善本。自程刻问世之后，因程刻而起的丛书有万历间武林何允中辑刻的《广汉魏丛书》76种，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王谟辑刻的《增订汉魏丛书》86种，448卷等。程氏还辑刻了关于农家园圃知识的《山居清赏》15种28卷，以及多种精善的单行本。
休宁县的布衣程百二与当时著名的学者焦竑、胡应麟及西人利玛窦友谊深厚，所刻图书均由歙县虬村黄氏刻工高手上版，由焦、胡、窦等人为之作序、审稿，所以出版的版本精美，刻艺超绝，为世人所重。所刻《程氏丛刻》为国家级善本书。尤其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百二任总编辑刻的《方舆胜略》18卷附《外夷》6卷中的《外夷》全载利玛窦的《世界舆地全图》，开汉籍引入西洋地图的先河。《方舆胜略》是以明·陆应阳辑《广舆记》为主要参考资料，对照《明·一统志》编辑而成，为明代通俗地理学的开山祖。
万历间杭州刻坊胡文焕的文会堂名气很大，所刻图书世称“胡文焕版”，所出图书内容广泛，为名家撰写的序跋著称的武林名坊，所出大型丛书名震万历、天启间，所刻丛书版式、字体划一，半页10行，每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花鱼尾，是明刻本中的佼佼者。但从原书中查不出总书名、总目录，又不断地变换丛书中的子书，则是坊刻本的典型标志。胡文焕，字德文，号全庵，徽州府婺源县人，博学多才，家富藏书。青年时经商南北，遮富后在金陵、杭州操刻书业。他在万历间在杭州文会堂编刊的《格致丛书》，杂采诸书，更易名目，随印数十种即刻一书目，多次交换，各部子目均殊，使世人很难精确地确定该丛书的具体子书品种、卷数。笔者综合各家收藏的子书品种及书目著录凑出不同子目近350种、900余卷。他所编刊的《百家名书》子目多至154种，其中标有卷数的70种就有219卷，子目中有不少与《格致丛书》相同。又编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5种20卷，编为《胡氏粹编》。所辑刻的《诗法统宗》也有45种，其中5种就有66卷。编刊的《寿养丛书》16种36卷，又有《延寿书》13种25卷、《佛经汇要》18种54卷等丛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胡氏刻书总子目在600种以上，1300余卷。其中，胡氏自编自辑的有《文会堂诗韵》、《文会堂词韵》、《文会堂琴谱》及《祝寿编年》、《万世统谱》、《省身格言》、《华夷风土志》、《寰宇杂记》、《皇舆要览》等二三十种。尤其是所作传奇《余庆记》，编辑《群音类选》26卷，为明代罕见的曲选，可惜不载宾白，仅存录曲。
明末最著名的坊刻要数休宁的胡正言(1584一1674)在南京创办的十竹斋刻坊。胡氏自万历末定居南京鸡笼山，在北极阁筑室设坊，自号十竹斋主人。十竹斋为明末清初金陵的徽派名坊。《休宁县志》说他“所摹历代篆文、法帖、印存、图谱，不下数百卷”。向以刻艺精湛，制品色泽鲜明为艺林珍视。今传世的所刻30余种200余卷印本，涉及版画、书法、篆刻、杂技、语文、传记、诗文、医学，尤以天启七年(1627)创作的第一部采用其首创的“饾版”、“拱花”法印制的雕版套色版画集《十竹斋画谱》及崇祯十七年(1644)创作的《十竹斋笺谱》，开现代彩色印刷的先河，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的丰碑。
此外，歙县的汪云鹏，字光华，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以刊刻插图本小说为主。著名的刻本有《养正图解》、《有像列仙全传》、《重校孝义祝发记》、《新绣红拂记》、《会真记》、《琵琶记》、《北西厢记》、《赛征歌集》等，以及翻印汪廷讷的《环翠堂精订五种曲》、黄琏的《欣赏续编》等插图本文艺小说戏曲类图书。其中，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刻的元曲插图本《琵琶记》，列图38幅，精雕细镂，画面富丽动人，为徽派版画的上乘作品，出版不久，金陵书坊和杭州起风馆等地书肆多次翻刻。《北西厢记》，又名《元本出相西厢记》也很快被起凤馆翻刻。
歙县的黄之寀以经营经、史、子、集类图书为主，今传世的刻本不下40余种，200余卷，版本都比较精善。如署名黄刻的《二十子》20种143卷，为吴勉学原版。转版后，黄氏将原版中的“吴勉学校刊”一行挖改成“黄之寀校刊”的牌记。经对照吴刻本，黄刻少《吕氏春秋》，以《楚词(辞)》取代。细加检索，《庄子》、《楚辞》的篇末仍有“吴勉学校刊”遗漏没有全部挖改。这是典型的坊刻转移版权现象。黄刻也有名版，如万历间刻明·彭好古编《道言内外秘诀全书》，宋·吕祖谦撰《吕东莱左氏博议》及战国时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等。
歙县黄正位的尊生馆则是校刻戏曲小说的名坊，尤以辑刻大型戏曲丛书《阳春奏》著名。该丛书多次刻印，分元、明专辑，目前能见到最多的子目38种。在此之前，尊生馆还刻过《草玄》、《虞初志》、《云仙杂记》、《琵琶记》等书，影响之大，“悬之国门，纸价为贵”。他在万历间刊刻的带图由永乐中周王府长史瞿佑编辑的新闻趣事集《剪灯新话》及后来由李昌期续编《剪灯余话》又名《重增附录剪灯新话》4卷，均为明代禁书。
歙县郑思鸣在金陵状元坊经营的奎璧斋又署金陵书林郑大经四德堂，是典型的徽派插图本名坊。著名的刻本有万历间所刻的《歌林》初、二集，所收子目多达40种。清初仍为金陵名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就收录6种121卷。文学类书籍的名版更多。
汪应魁的贻经堂刻书内容广泛，讲究版本和印制质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就著录有《春秋四传》、《诗经集传》、《礼记集说》、《周易传义》等书近百卷。
唐琳在杭州设快阁刻坊，天启初刻《快阁藏书》10种58卷，至天启六年(1626)再刻已增订为21种，124卷。唐氏刻本精好，为当时名版，今仍为国家级善本书。
歙县的黄一桂是著名的刻工兼刻坊主，所刻书多为名版。天启七年(1627)刻明·叶进卿撰《叶向高全集》7种118卷，以版印精、装璜好而享誉古今。
休宁的黄嘉惠以校刻文史戏曲类图书而闻名当时。所刻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130卷，辑刻宋·苏轼、黄庭坚撰《苏黄风流小品》6种16卷均很著名。
徽州府在明季类似上述刻坊很多。如歙西鲍氏耕读书堂(天顺五年刻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新都吴氏树滋堂(万历二十五年刻《秦汉印统》8卷)、休阳吴氏漱玉斋(万历十八年刻《王维诗集》、新安余氏双荣精舍(重刊《地理大全》)、歙县岩镇汪济川的主一斋(刻《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及新安黄诚、休邑屯溪高升铺等都是明代小有名气的刻书名坊。徽州府刻书百卷的名坊也不少，这里不再罗列了。
入清后，徽派著名的刻坊不在少数，著名的出版大家很多。下面仅举几个典型。
著名的献身出版事业的休宁县穷布衣孙默(1601-1668)，在扬州以留松阁为号刻书。康熙七年(1668)五月，他穷死于扬州，在临断气的当天还打开蔽笥，理四方朋友书札，交待其子自省、自益。原准备辑刻诸家诗词选集，以百人为一辑，因无力刊行未果。自康熙三年(1664)始开刻自辑《国朝名家集》，又名《留松图词集》。历年有续增，至最后刻本已有19种，43卷。
歙县柔岭张潮(1650一?)，出身于世代书香。其父张习孔原有家刻诒清堂，刊刻自著和家谱。迨及张潮虽仍延诒清堂为号，间以霞举堂为号刻书，已是清初徽州府最大的坊刻主，校刊地主要在扬州、杭州。今传世的刻本包括丛书子目达300余种，注有卷数的凡360余卷。其中，辑刻的《昭代丛书》、《檀几丛书》、《杂著十种》及自编的明末清初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虞初新志》等最为著名。尤其是专收当代小品的大型丛书——《昭代丛书》，内容广泛，旁及四部。张氏原定每年选刊50种(详该书《选例》)。因受清初文字狱的影响，他没有按计划完成规划，只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1697—1703)编刊了甲、乙、丙3集146种146卷。张氏开编刊昭代丛书的新风气。从此，昭代丛书时有续编、改编多种。与张氏刻本相贯串的有续至第11集561种。就张氏入编的3集中就有《宁古塔纪略》、《异域志》、《旗军志》等，保存了清初大批文献资料。因此，张潮刻本及其续刻本仍不失为名版，今为国家级善本书。但必须指出这套丛书有类似明坊刻本对有的子书采取斩头去尾，以及从长篇中截取部分另立篇名的毛病，为四库馆臣所讥。
歙县程哲的七略书堂刻书传世的有30余种，660余卷。尤其是3次为其师王士祯精刊《带经堂全集》，累达300卷，所刊正史《旧唐书》200卷等都很著名。
歙县盐商世家黄爽在扬州的汉学堂刻书，不同的子目多达400多种，400余卷。最著名的要数道光中刊刻的多达350种，303卷的大型《汉学堂丛书》，又有多达215种，215卷的《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还有《清颂堂丛书》8种62卷均很有名。其中《知足斋丛书》和《汉学堂知足斋丛书》还是国家级善本书。还有黄氏编刊的《黄氏逸书考》多达368种。
在徽州古代出版史上别树一帜的要数程伟元的萃文书屋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两年先后两次排印旗人曹霑(字雪芹，1715—1763)写、高鹗补《红楼梦》(初名《石头记》)120回本，世称程甲本、程乙本，既是《红楼梦》最早的印本，又是此后风靡各地印本的祖本，也是日、英、法、德、意、俄、罗、匈、朝、越等多种文字译本的祖本。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不少饱学之士及谢职官员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不少弃文经营书业的儒商本身就是官僚、学者。他们的刻书事业往往很难分清是家刻还是坊刻。对于徽州这块尊崇儒商的特殊文化地区来说，大部分刻书主是兼而有之的。在这些出版家群体中，尤以明代歙县丰南吴勉学、吴养春、吴瑁、汪士贤，清代小溪项纲、长塘鲍廷博、江村江昉、潭渡黄晟等刻书家为艺林尚重。鸦片战争后，徽商经济日趋颓势，徽州府的刻书业也渐渐退出古代四大刻书中心的地位，日渐式微。
从徽州古代出版业发展的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其发展主要取决于雄飞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徽商经济和高度发达的徽派文化。
三、徽州地区对古代出版业的贡献
徽州地区古代出版业无疑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和最突出的部分。徽州地区人民对古代出版业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培养造就一支技精艺高的出版队伍和对雕版印刷技术的革新和革命方面，创造革新套印技术，采用饾版、拱花方法，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顶峰，开现代彩色印刷的先河。
(一)刻艺精熟的徽州刻工和“光芒万丈”的徽派版画
在改进雕版印刷技术方面，安徽地区的劳动人民更是劳苦功高，尤其是明清时期徽州府出版界的贡献更加突出。主要表现是徽州、宁国两府历代都有一支刻艺精熟的刻工队伍，尤其是徽州府歙县虬村的黄氏刻工跨朝更代，是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罕见的刻工世家和独领刻书史风骚数以百年的徽派版画，把雕版印刷的技艺推向至善至臻的高峰。
徽州府文风一向很盛，是“文房四宝”等工艺美术品制作业的故乡。它有悠久的刻书历史，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世代相传、身怀绝技的剞劂队伍。明清时期，徽州府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后，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形成黄、汪、仇、刘、吴、项等几个世守刻书业的刻工家族群体。
据《中国美术人名辞典》、《中国善本书提要》、《徽派版画史论集》、《中国古代版画展览目录》、郑振铎、赵万里等传抄的《歙中镌刻名手录》、《黄氏宗谱》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之际，徽州府著名的刻工总数超过500人。这些剞劂能手在徽州府富有进取精神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形成左右全国雕镂刻书行业形势的徽派风格。他们精湛的技艺为杭州、南京、苏州、湖州、常州、扬州等重要的出版城市的刻坊主所倚重，不惜重金延请聘用，使这些城市的刻坊成为不是徽州人办的徽派刻坊。
郑振铎在《中国版刻图录序》中说：“歙县虬村黄氏诸名手所刻版画盛行于明万历至清乾隆初，时人有刻，必请歙工。”何卜吉也在《中国书知识》中说：“万历、崇祯之间，歙县刻工多半居南京、苏州一带。因此，南京、苏州的书坊极盛。”(第19页)那些设在外地的徽派刻坊更以徼州刻工为主。在这支队伍里首屈一指的要数黄氏刻工。
黄氏刻工始于唐末定居于歙县虬川及黄潭的第22代。在明正德间，虬村的黄文显、文敬、文汉兄弟刻艺已很著名。至清道光间的第33世的开梧、开簇、开文辈计12代，跨两朝四个世纪，有名的刻工不下三四百人，名气很大的高手也不下百名。黄氏刻书所刻名版书中今存世并系名的多达241种。这还不包括早期迁徙于苏州、湖广、荆州、广德州、宝应、湖州、池州、襄阳府、北京等支系。黄氏刻工在初期只是参与同村仇氏刻工合作刻书。嘉靖后，仇氏刻工遽落，黄氏刻工奋起而成为徽州府的刻书大姓。至万历前期，黄氏刻工已形成线条劲秀有致，刀法精妙入微，画面、版面生动活泼，形象俊逸缜密的独特风格。他们在徽州府刻书业的鼎盛时期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同时，他们奔走售艺于大江南北，推动了苏州、杭州、金陵、湖州等重要出版城市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他们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少见的累代刻书巨族。
“徽刻之精在于黄，黄刻之精在于画。”
徽派刻书业的最大优势是美轮美奂的版面插图。徽派版面插图大都出自黄、汪、刘等徽州剞劂大姓的高手。其中，十之八九出自歙县虬村黄氏刻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仅是刻书能手，而且多能书善画及自行布稿的版面雕刻大师。他们对于难度大、内容复杂的画稿也能从理解制作上充分表达画家的思想境界，栩栩如生地再现画面，达到渲染环境、烘托主题的目的，做到阐工尽巧，神达韵臻的地步。在众多的徽派插图本出版物中，黄氏刻工参与插图的名工不下百人，插图书数百种，而称得上为木刻画家的也不下30余人。他们精雕细刻的版画刀法精湛传神，当时就有“雕龙手”、“宇内奇士”的称誉。
著名的插图本书，初期要数嘉靖间黄钟所刻的《文房图》。此本插图人物造型简略，线条板滞，刀法不活泼。万历十年(1582)祁门郑之珍的高石山房刻自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插图由黄铤主刀，一变传统技法，使之成为与金陵世德堂、富春堂插图相媲美的版画集。以后，徽派插图本图书竞相豪华，精工富丽，渐渐形成独特细腻、大胆泼辣的艺术风格，世称徽派版画。万历以后，徽派版画与徽州府的刻书业一样达到极盛。斯时，无论是在徽州本土，还是徽籍书商设于金陵、杭州、苏州等地的书坊，以及各出版城市的著名刻坊都不惜重金聘请徽州地区刻工，致使徽派风格成为左右全国重要出版城市出版形势的重要流派。
著名的黄氏所刻插图本，不仅在徽州府境，而且在域外也很有影响，明代杭州最盛行的雕版画，几乎全出于徽派名刻工之手。如杭州起凤馆刻《王凤洲、李卓吾批评西厢记》插图的黄一楷，为顾曲斋刻《古杂剧》的黄一凤，又与黄应淳、黄一彬合刻《原本牡丹亭还魂记》。黄应宠刻《图绘宗彝》，黄子立刻《水浒传》。黄一彬为吴兴凌濛初刻《西厢记五剧》中的20幅插图，还与黄伯符、黄亮中、黄师教、黄旸谷合刻《闺苑》，与黄桂芳合刻《青楼韵语》等。黄应光刻过《昆仑奴杂剧》，又为香雪居刻《校注古本西厢记》，还与黄应瑞合刻《元曲选》，与吴凤台、姜体乾同在武林容与堂刻多种传奇与小说，如《琵琶记》、《玉台记》、《红拂记》等，以及与歙县黄子立、黄汝跃同刻崇祯本《金瓶梅》等书。黄应瑞还刻过《程朱阙里志》、《状元图考》等。应瑞所刻插图版画缜密精整，所刻器物仕女无不精绝流畅。黄应祖在金陵为汪廷讷环翠堂刻汪耕画《人镜阳秋》、《汪廷讷坐隐图》等书。还有黄建中刻陈洪绶绘《博古叶子》、《九歌图》，黄镐为黄嘉育刻《古烈女传》，黄伯符、黄应泰、黄庆应合刻《女范编》，黄应泰还与黄麟合刻过《方氏墨谱》、《程氏墨苑》，黄应泰、应瑞还合刻程起龙绘《古今女范》等，黄应孝、黄秀野合刻《帝鉴图说》，黄诚之、士衡合刻《遗香堂绘像三国志》，黄君蒨刻《彩笔情辞》，黄奇刻丁云鹏绘《养正图解》，黄一明刻《风流绝畅图》，黄子和刻《清夜钟》、黄吉顺刻《女开科》，黄真如刻《盛明杂剧》，黄中秀为芥子园刻《第七才子书》，黄光宇刻《太霞新奏》，万历四十五年(1617)，黄刻图像《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本等。清·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盛赞新安刻本《水浒传》中有汪太函序，《养正图解》刻本“梨枣极工”，丁云鹏所绘图像被刻得“飞动如生”。
这些都是有精美典雅的徽派插图的名善版图书。周芜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收插图360幅，其中标为黄氏刻工的作品就有50余种。黄氏刻工主刀的名版还有黄文枝、仇以寿刻《新安文献志》，黄玙刻《竦坑黄氏统宗谱》，黄锓刻《[嘉靖]徽州府志》，黄龙刻《郑师山集》、黄应乾刻《古今印章》，黄德时刻《宣和博古图》，黄际之、黄松如刻《黄山图》，黄和卿、黄子明刻《[康熙]徽州府志》，黄杭鼎刻《(道光]徽州府志》，《[道光]歙县志》等。吴勉学所刻多精善本，全赖黄氏刻工高手如黄一桂、黄一绪等为其主刀。
这些刻本中的插图风格各异，匠心独运。如由黄应澄创绘，黄应缵书写的《明状元图考》，在诸黄的通力合作、精雕细刻下图文并茂，至臻完美。所以郑振铎说这本书的插图，“几乎没有一点地方是被疏忽了的。栏杆、屏风和桌子的线条是那么齐整；老妇、少年以至侍女的衣衫襞褶是那么柔软；大树、盆景、假山，及至屏风上的图画、侍女衣上的绣花，椅上垫子的花纹，哪一些曾被刻者所忽略过?连假山边生长的一丛百合花，也都不曾轻心的处理着”。
万历丙辰(1616)黄桂芳、黄应甫等人合刻的张梦征绘《青楼韵语》中的10幅插图，人物在版面上的位置成比例地缩小，整个画面繁杂的人物和背景被处理得十分匀称。而《古今女范》中的200幅插图，郑氏称之为：“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州版画最佳者。”郑振铎在《劫后得书记》中盛赞黄一中精雕细刻的陈洪绶绘《水浒页子》中的人物，“须眉毕现，目睛若有光射出纸面”。
徽派版画传神若此，所以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说：“我国版画的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1400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其时欧西木刻画固犹在萌芽也。”可见。徽派版画在中国乃至世界版画史及古代书史上的历史地位。
徽派版画除黄氏刻工主力外，著名的版画作品还有新安汪忠信在杭州为杨尔曾的夷白堂刻《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刘应祖、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合刻明末新安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插图100页。洪国良还参与刻了《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吴骚合编》、《怡春锦》、《孙庞演义》、《怡春锦续集》、《醋葫芦》等书的插图。洪国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版画高手，但他刻了诸如《金瓶梅》、《怡春锦》正、续集等书中猥亵下流、不堪入目的春画图为后世所不齿。还有新安的汪文佐与刘果卿同刻《牡丹亭记》。与黄一彬同受聘为吴兴凌氏、闵氏刻书的刘呆卿、郑圣卿刻《西厢记》、《琵琶记》等书都是徽派版画插图本中的名作。还有汪成甫为张氏白云斋刻《吴骚合编》等也是徽派名版。徽州其他刻书大姓中的名家不少与黄氏刻工中的木刻版画家们同享盛誉。
(二)彩色印刷术的发明
在徽州刻工们精湛熟练的雕版技艺的影响下，万历间徽州府用套印技术印刷彩色画册，天启间胡正言用自己创制的饾版、拱花法印刷笺谱、画谱，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历史的顶峰。
在明万历三十至三十四年(1602—1606)间，徽州府发明了套印法，又名套版印刷法。这是明代，也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革命。它的印刷原理与近现代的石带、铅印、胶印等印刷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开现代印刷技术的先河。它是继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我国对世界印刷史的又一重大贡献。
所谓套印，就是用两块以上的版片，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的书页上，印出两种以上颜色的图书或图画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印出的图书，既便于阅读，又能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的快感。
在套版印刷术发明前，印刷界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或为美观计，采用朱、墨、蓝印或多色刷印。其法是用双色或多色涂版印刷。即在一块书版上根据文、注、疏等或在图样上涂上不同的颜色印在书页上。这种印法虽然精致多彩，但绝非同一版式套印，而是分次捺印或盖印而成。
用这种办法印制彩图、彩页的历史较久。宋代的“交子”、“见钱关子”等纸币就是两色以上精湛的印刷物。《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载，景定五年(1264)元旦造金银见钱关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一小长墨印，宛然一‘贾’字。”《宋史·贾似道传》也载：“复以楮作银关”，“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宋史·食货志》载，徽、池两州曾是宋代纸币“会子”用纸的产地。今东至县永丰镇在宋代曾为铸钱场所而设永丰监。为了减轻运钱的负担，南宋景定间在此印刷“见钱关子”，采用朱墨两色。
1983年东至县文物考古队和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调查组在该县废品中转仓库内发现了这套关子钞印版的票面文版、尾花版、敕准版、关子库印、关子监造印、国用钱关子印、关子富富印、颁行印等大小共8块，厚度均为0．4厘米的金属刻版。它们的被发现雄辩地说明了这类精致的多色印刷物绝非套印，而是停留在采用涂色技能或多次捺印、盖印的基础上。用此法所印的图书，早期要数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朱墨两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其中的经文用朱色大字，注解为双行墨印。就是郑振铎先生得到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印制的彩印本《花史》也不外乎是采用这种方法印刷，在着色上精益求精而已，绝非套版印刷法印出的制品。
万历后期，印刷技术十分精熟的徽州府的出版家和刻印工匠们不满足仅掌握这种旧式的印刷技术，面对当时崇尚豪华的刻书风气，力图在印刷方法上找出新路。套印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他们创造发明出来了。现存的《闺范》10集套版双印本、丁云鹏绘《程氏墨苑》中的四彩、五彩插图后印本及《风流绝畅图》等都是此法印制的早期作品。它们产生的上限为万历三十年，下限为万历三十四年。证据是《闺范》的原版《女范编》的编者是黄尚文、绘图者程起龙、刻者黄应瑞都是歙县黄家坞人，万历三十年还采用一版单色印刷。现北京图书馆所存《闺范》10集6卷本则是套印本，系在原版墨版的基础上加以批评、圈点，用朱色。对照两种版本细勘，原版有黄惟兆、程起龙的序文，此版已改为程涓序。今再据程涓所著《千一疏》的序、跋考证，程涓卒于万历三十四年。因此，可断定这部最早的朱墨套印本的印刷时间在1602—1606年之间。另一个证据是著名的制墨名家程君房的滋兰堂多次修订出版的《程氏墨苑》，起初都是一版单色印刷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程大约出狱恢复墨业后，为进一步与其原店伙，后来的死对头方于鲁竞争，将《墨苑》的后印本中的《天姥对庭图》、《巨川舟楫图》等50幅图改用四五色彩印。这套广告式的彩色版画集被郑振铎先生称为“国宝”，是梦寐中不能忘的三大伟著之一。但仔细勘查，可看出这些彩图系采用涂色和套印相结合的印刷法印制的，是套印法早期的作品。而万历三十四年(1606)新安黄一明镌刻的《风流绝畅图》中的几幅小巧版画中的人物、衣履、窗帏乃至肤色、目光都印得很出色，从而显示出套印技术的越发精熟。王重民先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套版印刷术是在1602—1606年间由徽州府刻工发明的，并作了一篇题为《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的论文，指出此术后从徽州传到湖州，又传到南京、苏州、杭州。约在17世纪50年代，南京和湖州的套印技术已达极盛，60年后直至18世纪，此术在苏州与从欧洲传来的西洋画风结合起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西欧人直至18世纪才知道套版印刷。
套版印刷术经过休宁籍出版家胡正言在金陵十竹斋加以改良，形成更加先进的“饾版”、“拱花”法加以完善，使雕版彩色印刷技术更臻完善，进一步开拓了近现代彩色印刷技术的先河。
饾版印刷术是在套印法的原理指导下，把所需要的颜色、版样分别雕出一块块小板，然后堆砌拼凑，似如饾订，按序多次套版印刷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分别勾摹下来，依照画面加以分部摘套，并依次分别刻色板多次印刷。一幅画往往要画几十块板，按轻重先后套印六七十次，使印出的画面颜色深浅、阴阳向背无异于原作。拱花法是用凸凹雕版嵌合压印在纸上，使纸面拱起花纹的无色印刷，类似现代的钢印，与现代印刷术中的凹凸印刷相似。此法可使画面中的流水、白云、鸟类羽毛、花叶的脉纹显得更加剔透、素雅。用饾版和拱花法印出的彩色图画极尽造化之神功，把徽派版画的技艺推向顶峰。这是继套印法之后又一重大的印刷技术突破，是中外版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安徽地区出版界对世界印刷史的又一重大的贡献。
胡正言在南京十竹斋与广大徽派刻工切磋创制此法后，分别于天启七年(1627)、崇祯十七年(1644)印制出《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书。所印花卉、蔬果鲜翠盎然，禽鸟的羽毛、草虫的网翼脉络清晰，雨后的柳枝流晞，风前的荷露欲滴，枯叶虫啃的瘢痕宛然，连虫丝也袅然粘牵，没有异色的经凸版压印的花瓣脉纹也历历在目，水波云霭也均跃然纸上。
这两部彩印画册是稀世的珍宝，传世极稀，今仅北京图书馆有原版收藏。《画谱》出现后不久就有翻刻本、影印本，不下十数种，但都较原版大大逊色。《笺谱》不见有二三集，没有发现有翻刻本。1934年鲁迅先生与郑振铎聚资，委托北京荣宝斋采用饾版、拱花的遗法，翻印《十竹斋笺谱》百部，神韵几与原作无异。1952年郑振铎再度主持翻印《十竹斋笺谱》，也与原版毫不逊色。
总之，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灿烂的一页。徽州地区的古代劳动人民在古代出版业中的贡献，为祖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和推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徽商在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主要参考资料
徐学林撰《安徽省志·出版志》古代部分及历代皖版要目、《安徽出版简史》(稿本)、《历代皖版综录提要》(稿本)、《皖情文库·安徽古代出版史话》。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等。
(本文作者单位：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据《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木 刻 版 画 名 手 汪 忠 信
安 徽 歙 县 木 刻 版 画 名 手 。 曾 于 万 历 三 十 八 年 ( 公 元 1610 年 ) 刻 陈 一 贯 绘 的 《 海 内 奇 观 》 十 卷 的 插 图 ， 内 容 以 风 景 为 主 体 ， 描 写 了 各 个 地 方 的 特 殊 风 光 和 自 然 情 调 。
（可我怎么也搜不到图） "清·王玑、汪嘉祺等纂修的《汪氏通宗世谱》140卷、《目录》2卷。"
《汪氏通宗世谱》140卷!!!!!!! 可惜看不到啊 可惜哦，许多东西都已失传，的确是一大遗憾。 此贴不错,建议列入精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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