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汪世显族属的看法

汪受宽

本人发表过一篇对汪世显家族族属看法的文章，帖在这里， 请本家们指教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一）
汪受宽

摘要：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关键词：巩昌汪氏  徽州汪氏  族属  通谱


巩昌（今甘肃陇西）汪氏，自蒙古国汪世显始著，是陇右百数十年军功望族。巩昌汪氏族属，由于文献及碑铭记载的含混不一，在20世纪前期已被学者叹为“殊可怪也”， 近年更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巩昌汪氏在蒙元史中地位甚巨，而徽州汪姓家族史又为社会史研究之重要课题，对此问题的辨析，在古代民族融合史中有典型意义。

一、辨巩昌汪氏为汪古族
《元史•汪世显传》早就明确地记载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称：“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今甘肃漳县境)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平，郡县望风款附，世显独城守，及皇子阔端驻兵城下，始率众降。”汪古部历史经周清澍先生专题研究，其结论为学界所公认。汪古族，指“金元时期阴山以北部族。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汪古的基本成份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 元人姚燧所撰《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详言汪世显家族汪姓的由来，云：“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 姚氏当是根据汪家人提供的行状资料，称汪世显之父姓王名彦忠，汪骨族人，因族名Onggur，迻为汉字可有许多不同的写法，汪世显遂改王姓为汪姓。
20世纪上半期，学界对汪世显族属并无歧见。《新元史•汪世显传》完全采信姚燧所说，言：“本姓王，父彦忠，隶于汪古部，故改姓汪。”慕寿祺撰《甘宁青史略》卷十二“汪世显降蒙古”条，所加按语，亦直称其“系出旺古族。” 王树民先生抗战中游陇，观看《陇西汪氏族谱》后，在日记中言：“《族谱》自称为唐越国公汪华之后，汪达即其子也，始居陇西云。以《元史》校之，汪氏之姓实为旺古族之简称，《族谱》所记，殆未足凭也。”
巩昌汪氏家族碑铭，出土或存世者较多。张维撰《陇右金石录》，收录了汪氏六通碑文。《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公布了总共十六通碑的资料。吴文所录20世纪70年代由漳县汪氏家族墓地出土之十通元代碑志文，除汪惟易圹志明言：“其先世掌汪骨族”外，皆未提及其族属事。可否说，在元代，巩昌汪氏族属是人所共知毫无疑义的。然而，在史书和《陇右金石录》所录传世元代家族碑志中又有汪世显家族为汉族的说法，从而引起学者的讨论。笔者仔细探究，以为当系误读、误释和改窜的结果。
《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汪世显之孙）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元世祖忽必烈回答道：“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显然汪惟和及元世祖都称巩昌汪氏为汉人，这岂不是巩昌汪氏为汉族的最可信的证据吗？否。治元史者皆知，建立元朝平定南宋后，元朝将境内各民族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二等色目，指跟随成吉思汗东征的西域三十一族；三等汉人，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人，以及云南、四川等省各族人；四等南人，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汪世显家族本为金朝属下之汪古族，自然属于第三等的汉人之列。所以汪惟和自称“汉人”及世祖称之为“汉人”，皆无其为汉族的意思，我们不可误读。查《元史》，元世祖曾三次下诏禁私人持有武器。第一次在中统四年正月“申禁民家兵器”，第二次在至元十六年二月“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还即输之官库。”第三次在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 三次所禁对象并不一致，第一次是禁所有居民持有兵器。第二次是禁奥鲁（蒙古、色目军户）及汉人平时持有弓矢，令其出征时到官府领取，用过交回。第三次是专禁原南宋人民持有弓矢。汪惟和与元世祖关于禁汉人兵器的对话，应是对第二次禁令的回应和铨释。但《元史》本纪中却将其系于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条，显然有误。
元世祖时学者王鹗（1190-1273）撰《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有言：“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之一隅汪骨族，因氏焉。” 明程敏政解释道，汪世显家族本自徽州汪氏之支裔，“唐季没于李氏，号曰汪古族，犹曰汪氏旧家云尔。西人方言，或误称汪为旺古，碑文以为汪骨云。” 程氏所说极为牵强。首先，汪古族并非仅有巩昌汪氏这一支，已如前所述。若强以巩昌汪古族人为唐汪华之后，其它的汪古族人又是否与唐汪华有关呢？恐程氏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其次，徽州汪氏的宗谱流传有序，在唐初以前就撰修过3次：第一次为三十一世汪文和撰于东汉建安间，第二次是三十五世汪旭撰于东晋咸康二年（336年），第三次是四十四世汪华撰于隋唐之际。唐贞观间“诏索天下谱，（汪华）因上《汪氏大宗谱》。” 此条家谱资料并非空穴来风，史载：“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谍（牒），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太宗谓曰‘……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 汪氏本于姬姓，郡望颍川，自此当为学人共知。王鹗在金时已是状元，入蒙古为忽必烈所赏识，即位后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为当朝第一文士。巩昌汪氏家人向其求索碑文，他在据行状撰文称其为“汪骨族，因氏焉”，在碑末铭文中，又特意言明“西州著姓，因官氏汪。”强调汪世显家族之姓源于汪骨族酋豪之官，同时又说明天下汪氏“本姬姓”的常识。两个汪氏，一来自官（汪古族酋长），一来自始祖之名（“以王父名别姓汪氏”），以相区别。他在文中如此讲明此汪非彼汪，我们怎能误释，据以得出此汪即彼汪的结论呢？
杨奂（1186-1255）撰《汪义武公（世显）神道碑》，碑文中有“公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句。 该碑今已不存，我们无法校证其文。光绪《甘肃通志》撰写时，作者曾亲见该碑，说碑“高二丈余，广五尺余，厚尺余，额趺俱完好。为陇西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便宜都总府帅参议巩昌奧鲁都总领门下潘珍书，后面碑文颇多剥落，杨文宪公撰。”按，汪世显死于1243年，死时无封号及谥号。忽必烈继位后始行谥法，“中统三年，论功追封（汪世显）陇西公，谥义武。延祐七年，加封陇右王。” 中统三年为1262年，延祐七年为1320年。而杨奂死于1255年，他撰碑文当在1243年至1255年间，当时汪世显尚无“义武”谥号，故碑额称“义武公”，应是中统三年以后所立并镌额。我们查考元苏天爵（1294-1353）《国朝名臣事略》中的《总帅汪义武王》传，其全文引录杨氏所撰神道碑文，其中直言：“公系出汪骨族”，并无“南京徽州”云云句。 苏天爵是一位非常严谨的文献学家，其保存元代文献的功勋无人能右，他不可能在著录当朝重臣先辈的碑文时，故意删改某些要害的文字。我们再查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亦言：“公系出汪骨族”， 而无“南京徽州”句。因此可以肯定，杨奂原撰碑文根本就没有“系出南京徽州”句。“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一句，在历代行政区划史上露出极大破绽。金朝疆域不及江南。元时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府、州、县制，歙为县，非为郡。《元史•地理志五》言：“徽州路，……县五：歙县，休宁，祈门，黟县，绩溪。”另，所谓“南京”,北宋曾以今河南商丘为南京,辽朝曾以今北京市为南京，金朝曾先后以今辽宁辽阳和河南开封为南京。蒙元之南京，仍指开封，辖地都在江北，在江南的徽州路歙县归江浙行省管辖。《元史•地理志二》载：“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汴梁路。唐置汴州总管府。石晋为开封府。宋为东京，建都于此。金改南京。金亡，归附。旧领归德府，延、许、裕、唐、陈、亳、邓、汝、颍、徐、邳、嵩、宿、申、郑、钧、睢、蔡、息、卢氏行襄樊二十州。至元八年，令归德自为一府，割亳、徐、邳、宿四州隶之，升申州为南阳府，割裕、唐、汝、邓、嵩、卢氏行襄樊隶之。九年，废延州，以所领延津、阳武二县属南京路，统蔡、息、郑、钧、许、陈、睢、颍八州，开封、祥符倚郭，而属邑十有五。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二十八年，以濒河而南、大江以北，其地冲要，又新入版图，置省南京以控治之。”到了明朝洪武、永乐时，才以今江苏、安徽地置南京（南直隶），下辖有徽州府歙县。《明史•地理志一》载：“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师。永乐元年仍曰南京。”“徽州府。太祖丁酉年七月曰兴安府。吴元年曰徽州府。领县六：……歙。”另徽州在今安徽，为汪华后裔聚居地；颍川在今河南，为汪氏始祖封地，唐以该地为汪氏郡望。歙县辖境绝无颍川一名。若杨奂真如其本传所说：“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奂右者”， 不应如此缺乏基本的地理和姓氏常识。故，《陇右金石录》所录之杨奂撰碑文中“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11字，当是明代一位缺乏地理文化常识的巩昌汪氏族人磨补的文字，不足为凭。
还有，徽州唐汪华因其墓庙屡屡“显灵”，在宋元明清被朝廷多次加封，其中元代有：“元泰定三年（1326），特改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至正元年（1335），颁降宣命明定江西神兵默助，敕封汪公圣主洞源大帝。” 倘若当时朝中承认巩昌汪氏为汪华之后，不应在颁诏时不对巩昌汪氏亦加荣宠或对其“始迁祖”汪达加以封赠。
总而言之，元朝文献和墓志文皆以陇西汪氏为汪古部人，无庸置疑。

汪受宽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二）
汪受宽
二、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从明代开始，巩昌汪氏才不再提汪古族事，而径称为徽州汪华之后。据存有清道光间续修巩昌《汪氏族谱》过录本的汪楷说：“明朝永乐年间，世显七世孙汪福、汪寿兄弟创修陇西《汪氏族谱》，为此将江南《汪氏族谱》所载周秦汉魏晋隋唐初世系逮移过来，同巩昌汪氏的金元世系拼接，并正式分成‘南汪’与‘西汪’两大地域流派，共同以鲁成公次子姬汪为受姓始祖，以越国公汪达为陇上汪氏的‘始迁祖’”。 漳县出土碑志中最早声言巩昌汪氏为徽州汪华后裔的，是明正德二年(1507)范镛所撰之《明昭勇将军巩昌指挥使司指挥汪钊墓志》，志文云：“公讳钊，字克明，其先徽州府歙县人。始祖有曰华者，当隋之季，豪杰争雄，尝鞠义旅，保辑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以待宁晏。逮唐受禅，知天命有属，则奉籍以归，得封越国公，卒进越王。子达袭爵，移镇陕西巩昌，遂家于盐川，即今漳县是也。历宋暨金，相传为汪古部都总管。迨元□至公八世祖世显，以武功拜巩昌便宜都总帅，卒赠太师、上柱国，谥义武，追封陇右王。” 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收录《元史•汪世显传》，以按语说明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联系之始，言：“《汪氏谱》越国公第三子达，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征贺鲁龟兹髙昌有功，世守巩昌。唐季没于李氏，号曰汪古族，犹曰汪氏旧家云尔。”  
查徽州汪氏家谱，汪达确有其人。《谱》载，汪华有九子，“达，字德远，世华（汪华本名，入唐避太宗讳，单名华）三子。唐左卫勋府参军，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勋至上柱国，袭封越国公，终会州刺史。薨年五十七。配葛氏，合葬白渠府北二十里。子三：处哲、处惠、处澄。宋绍兴十年，以灵迹并著，敕建庙于歙县龙井山，额曰忠助。亁道八年敕封忠应侯，庆元五年敕加忠应威助侯，嘉泰元年敕加忠应威助昭济侯，宝祐二年敕加忠应威助昭济协惠侯，三年敕加崇善公，景定五年敕加崇善衍佑公。”贺鲁全名阿史那贺鲁，为突厥叶护，于高宗永徽元年十二月以西域反叛，自称可汗，唐朝派兵讨伐。以《谱》文与《汪钊墓志》及有关文字对照，有三点可辨。其一，《谱》明言，汪达终官于“会州刺史”，唐朝时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无《墓志》所言“移镇巩昌”事，更无“家于盐川”事。其二，唐时既无陕西之名，亦无巩昌之名。今陕西、甘肃靖远、宁夏等地时辖关内道；今甘肃陇西，时为陇右道渭州。既然没有陕西巩昌之名，哪来“移镇陕西巩昌”之事？其三，若汪达真定居盐川,则死后应葬于斯地。然《谱》明言，汪达葬于白渠府北。查白渠为汉武帝时白公胜主持修成的关中灌溉渠，唐代仍在发挥作用，所以大历间有“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的事。 该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二百里”， 在长安北。宋学者胡伸所撰《唐越国汪公行状》言，汪华归唐后，“贞观二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 则汪达所葬之白渠府，实其父唐初任职左卫白渠府总军之府第附近。汪达墓园清楚，不可能“遂家于盐川，即今漳县是也。”所以，巩昌汪氏所言汪达事与徽州汪氏谱并不相符，颇多牵强编造之迹，不可信。
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据说最早是通过元末汪泽民。《婺源大阪谱》载：“元至正中，礼部尚书（汪）泽民尝会（陇右汪义武）王之子孙袭总帅者于燕京，相与通谱。” 查汪泽民于至正三年奉调京师，参与撰修《辽》、《金》、《宋》三史，至五年书成，后二月，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回乡。若《婺源大阪谱》所说不误，陇西汪氏子孙会见汪泽民就在至正五年（1345）其时，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权势人物多设法安排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巩昌汪氏提出与徽州汪氏通谱，其目的岂不昭然若揭！况且，其时汪世显四世孙汪家奴正任从一品的枢密院知院，为顺帝近臣，权势炽热，汪泽民仅至三品的礼部尚书衔致仕，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巩昌汪氏提出通谱的要求，他能拒绝吗？不过，汪泽民是宁国宣城（今安徽宣城）人，而非徽州本籍，所以徽州汪氏谱或未据以改修。如明初《严陵汪氏家谱》，就不载巩昌汪氏事，宋濂的序，称赞徽州汪氏历祖阀阅，亦不言巩昌汪世显之勋爵。
洪武二年（1369），明将徐达奉命西征陕甘，其部将平羌将军冯胜兵临巩昌城东，汪世显五世孙、巩昌守将汪庸率众出降。明朝以汪庸为土官、世袭巩昌卫指挥同知，明太祖还“赐巩昌、建宁、定辽等卫指挥同知汪庸等五人织金袭衣。” 巩昌汪氏在新政权下重又衣锦荣华。永乐时，汪庸长孙汪福撰《陇西汪氏宗谱》，已据所闻徽州汪华之子汪达事迹，歪曲其生平，以与巩昌汪氏事相系，称其为巩昌汪氏“始迁祖”。从此以后，巩昌汪氏就由属于少数族的汪古人变成汉族了。但当汪福之弟汪寿请求大学士杨荣为新撰该谱作序时，杨荣在《序》中虚与委蛇，一再赞叹汪世显及其后裔之勋功，却不及其与徽州汪氏为同宗事。 明弘治十五年（1502）汪舜民撰《徽州府志》，卷七《人物一•勋贤》有《唐•汪华传》，其中云“子……达，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袭上柱国越国公，镇巩昌”。疑其时徽州汪氏已有与巩昌汪氏联谱事。据明李东阳（1447-1516）所撰《汪氏家乘序》， 汪舜民为汪华第七子爽之后裔。而作者所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藏本《歙西堨田汪氏家谱》，则为汪华长子汪建后裔所撰谱，看来，明代以后，汪华长房之一支派始终不承认巩昌汪氏为其宗亲。嘉靖间刻汪廷俸等纂修的《[徽州]汪氏统宗谱》，其内容叙及，唐汪华“九子：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及兄弟侄辈皆衣紫食禄为朝廷命官，自兹其族始大。后裔分迁苏、鲁、浙、闽、蜀、楚、粤、赣等省，遍布皖南城乡各地。” 仍未言有迁陕之巩昌者。明嘉靖进士、徽州汪道昆（1525-1593），于晚年修成《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序言：“其后入朝，鄂太宰宗伊鄞、大宗伯镗咸在。巩宗人有泽宫之役，挟谱寻盟，相与并观。越国以往，皆合。《越谱》载王子达以征讨，袭越国公，仅及三世。《秦谱》谱其世次，世守陇西，爰及熙宁，始改袭总管。其以勋阀封王者，二尚公主者，若而人胙之，土田视五等等。高皇帝法世及，不以流官，食采如初，改袭都指挥使，其秩二品，班曲阜同，世禄千年，文武之极也。……自吴太守许悌举郡中四胄，则首吾宗。唐举宇内十姓，以国柱称吾宗。以河西显兹十六族，其百一耳。” 对所谓《秦谱》内容及其为徽州以汪道昆为代表的汪氏所承认的缘由，记述得一清二楚，实乃因其显赫之阀阅。

三、余  论
钱大昕言：“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有人或许会说，《元史》质量之劣学界共知，其有关汪世显为汪古族的说法，或许就是其粗疏陋劣的一条实例！《元史》总纂官宋濂是浙江金华人，后迁居浦江。他学问渊博，对徽州汪氏家族谱系亦颇熟悉。他曾阅读国子助教汪中提供的《严陵汪氏家谱》，该谱“子孙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寿年、坟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铭、朝廷之命，为汪氏出者，咸无所遗。历秦汉以下，至于今七十有余世，灿然如目见而耳受。”宋濂为之撰序，盛赞“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华而大著。越公之后，以诗书起家，而显于宋，登政府列侍从者，不可胜数，其盛固异于他族矣。宜其谱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 在朱元璋严酷专制下，作为总纂官的宋濂，至少要将《元史》成稿阅读一过。倘若《元史》列传分修者，将本为汪华后裔的汪世显写成汪古部人，宋濂在终审时不会不据其所知予以纠正。可以肯定，明初的多种汪姓家谱并无汪世显为汪华之后的记载。《元史》撰稿者是依据元朝官私资料，经过分析研究才写下汪世显为“旺古族”的。清代汪姓族人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对汪世显的族属并未表示疑问。看来，他也是认同《元史》此条记载的。
巩昌汪氏本为汪古部人，蒙元百数十年，以武功晋爵，权势倾天下。但在元末汉族反抗蜂起，其所依靠的蒙古皇室已如正在消融的冰山，难以为继，他们惧其权势丧失，遂勖力于攀附汉族著姓的徽州汪华一族，并找出汪华之子汪达曾随军到西域讨伐突厥叶护叛军的家谱资料，谬称汪达移镇巩昌，居家盐川，从而与徽州汪氏通谱。清康熙间，汪琬撰《（苏州汪氏）族谱后序》叹道：“吾仲搢九有言曰：‘谱牒之废也，废于贫且贱者什之三，而废于富且贵者什之七。富者或耻其家之衰落，则扳援大族，而强附之。贵者或傲焉亡其先世之遗泽，而过虑族人之贫者觊觎其锱铢，则惟恐远之不速也。夫富者旣强附人之宗，而贵者又思急远其宗，于是谱牒虽存，而实亡矣。’信哉斯言！凡为吾族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联谱，不就是权势者强附人之宗的一个典型事例吗？不过，由此本为陇右的一支少数族自认是江南汉族的后裔，倒又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上的一件实例。

汪受宽

本人的文章发表后，对汪世显族属又有新的思考。虽然汪世显绝不可能是汪达公的后代，但说他是汪古氏也太笼统，查找了一些资料，并请教藏学专家，似乎汪世显为藏族部落头人的可能性较大，这一问题尚待以后解决。

baconwang

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

1）所谓的汪古族或汪古部，究竟是回鹘还是突厥，始终未见到诸位专家对这个族群给出一个合理的限定或定义.....

2) 民族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如果仅从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等角度来说的话，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至少从汪世显本人开始，陇右家族明显是属于汉族范畴，这一点在《元代巩昌汪氏族属再探》（胡小鹏，王旺祥）一文中有详细的剖析。如果从血缘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则涉及到汪世显先祖的族属，则明显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才会存在汉族（达公之后），吐蕃（藏族）以及汪古族（回鹘或突厥）这三种争论。个人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汪世显家族最好能分开研究。尤其是使用汪世显之后的资料来论证其先祖的民族属性本身就值得商榷.....

3) 另外，藏族汉化的情况极为罕见，尤其是宗教上，西藏地区或吐蕃对佛教和苯教的信仰并未出现在汪世显家族的任何资料之上.....

九华星云

教授本家：您好！
   
        您辛苦了！热烈欢迎您这样的专家学者，您加盟汪氏论坛，有助于解决汪华及汪氏历史的一些疑问。 关于陇西汪氏，如弄清他们的文化问题，也有助于研究他们的族属问题。我倒认为汪世显家族应该是汉族，是汪达之后，或者是更早时期的（战国至汉代）汪氏先祖的后裔。

        但不知您对陇西金元汪墓群和汪世显家族，是否有更多考察？他们的墓葬、祭祀、宗族、婚嫁、教育、建筑、生活、语言、文字、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习俗和文化遗迹，与普汉文化、鲁儒文化、古徽文化和西北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相比，最近似于哪一种？

        关于平阳郡汪氏的宗谱，三十一世祖汪文和决不是第一个编修者。按我支宗谱略记，五世祖汪嵩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上表修谱。若三十代、六百多年才第一次修谱，哪来的历史资料？就一般性常识而言，修谱间隔期── 小支不超过五代、大支不超过三代，否则就不符合事实了。

汪受宽

感谢长富本家的指教。
    漳县我去过两次，县政协赵主席组织编写印出的三本有关汪氏的文史资料，都送给了我，我都认真读过。在漳县，我两次参观元明汪氏墓区，也看了县博物馆的出土文物，感到汪世显家族的历史很有研究的必要。当然首先是族属问题。我主要以文献为依据，发表了个人的见解。至于从出土文物及其它方面去研究汪氏族属，当然还有待时日。漳县博物馆展厅狭窄，许多好东西都未能陈列，当然我们也看不到，这就影响了汪氏有关问题的研究。另外，一两件文物也难以对汪氏族属做定论，我感觉，汪世显家族入蒙元及至明，有明显的先蒙古化后汉化的过程。比如，墓中出土的男侍俑的发饰及服装都有明显的蒙古特点，而出土的孝子木刻，又显然是汉族的东西。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拷到上边的文章，原来的注释都没有了。我在文中说汪氏谱最早是三十一世文和公撰写的，是根据我收藏的《歙西堨田汪氏家谱》（光绪癸未1883年刻本）第一卷第四页的说法，文云“文和……著有《汪氏宗谱》”。长富本家支谱中有更早的说法，当然更好。我盼着拜读。从可信的先秦资料的看，三代就有王和诸侯的谱系，但一般大夫的谱系，似乎还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从谱牒学看，大规模撰修家族谱牒是南北朝时期，文和公在东汉末就已经修宗谱，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在这里我不是否定长富本家支谱记载的可靠性，只是陈述本人文章说法的由来。
    总之我欢迎各位本家指教，更希望通过交流，了解更多的家族历史 。

汪志林

其实元代的义武王族属有很多西北师大的学者有过论述，我觉得从出土的文物和世显王的习俗可以更多证明非汪古部的说法，特别是不同学者的汪古族说法更证实了元朝历史的复杂性，期待更多不同的证据为我们家族来参考吧

kingcheng

我认为是汪古族。通谱以后认祖。
这种情况很常见，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谱。

都边君

读了受宽本家的论文，我觉得他对这个问题钻研得较深的。
从《元史》到各朝的家谱对比、分析，逻辑性强，严细。
关于汪古的族属，我看到的资料说，可能出于沙陀突厥之后，你可能知道。
姚燧《河南李氏先德揭》：“俞（右“耳”旁）王之考······自称晋王克用裔孙。”
元至正十五年，山西代县《大元冀宁路代州柏林寺重修唐节使晋王影堂碑》：“王名克用，本沙陀人，姓朱邪，西突厥之胤。”
汪古人自称是沙陀突厥之后，应该是可信的。
汪古人不去攀比统治民族蒙古人，即成吉思汗的族人，而承认自己是已经没落而消亡的沙陀人之后，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汪兴吾

引用第8楼都边君于2008-09-07 20:43发表的 :
姚燧《河南李氏先德揭》：“俞（右“耳”旁）王之考······自称晋王克用裔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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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俞（右“耳”旁）王”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