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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伦：(生卒年待考)，唐朝诗人李白的朋友。
大诗人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他用酒水热情招侍，令李白非常感动。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履历行状，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只有一个解释，汪伦是一个普通人。
据《李白集校注》，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据称也作《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似可参证。即使这首诗，也没有什么汪伦的细节介绍。只知这位主人，可能很富有，也很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还拥有别墅，在泾川的山清水秀处，正合诗人的雅兴。两人虽然初次见面，“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因此，诗人与汪伦一见如故，相当投契。而且，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也让诗人感动。“我来感意气，搥列珍羞”，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
从诗句“相过醉金罍”，“吴龠送琼杯”看，李白在汪氏别墅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诗题下有校者注：“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酿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
汪伦善酿，他的佳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是诗人手不释杯的结果，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由此也证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米酒，在长安酒肆里出售的，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大概酒精度比较低。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作李白的诗，却使附丽于诗中的汪伦，与诗一起不朽。一首好诗，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一般人的汪伦，从此留下来深情的万世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当今之作家们，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扭头就走，真是说不好的。也许因为追求这种贵族化的结果，势必要疏离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因此，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不再是当代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因此，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要想读到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普通人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汪 藻：(公元1079～1154年)，字彦章，饶州德兴人(今江西德兴)，著名南宋文学家。
汪藻是宋崇宁进士。宋高宗时，擢中书舍人，累拜翰林学士。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八年，升显谟阁学士。历知徽州、宣州，贬居永州。
宋绍兴二十四年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宋史》有传。著有《浮溪集》三十六卷、《浮溪文粹》十五卷。
《全宋词》录其词四首。著名的有《点绛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
作者一度颇感仕途艰险，机锋四伏，因而渴望退隐归家，乐守田园，此词即表达了这种思想情感。作者在词中通过对景物的刻画，委婉地写出他心中的苦闷，表现手法极为含蓄。
上片首两句写景，勾出一幅新月江山图：一弯秀媚的新月，被群星簇拥，山顶与星斗相连；在月光照耀下，江流澄静，听不到波声。这两句是作者中夜起来遥望所见，倒置在前，写的是静的环境。他本来就心事重重，在床上不能成眠，于是披衣而起，想有所排遣。“搔首”是思考问题时习惯的动作，此处这两个字形象地写出他情绪不平静。结句“梅影横窗瘦”，静中见动，要月影西斜才看得出梅影横窗。“瘦”字刻画出梅花的丰姿。
下片转向抒情。严冬的打霜天气，本来正是饮酒驱寒的好时光，可是却没有饮酒的兴致。“传杯”是传递酒杯而饮以助酒兴，多是在宴会中进行，不是独饮或对饮。此处“闲却传杯会了。联系词人身世，可知此时他正在被迫迁调，官场失意时。末二句，作者“归兴”之萌生是由于“乱鸦啼后”，并且这番思归的意念比霜天思酒之兴还浓，可见他已非常厌倦宦海生涯。在鸦前冠以“乱”，足见鸦之多，聒噪之甚。
作者先用设问句“君知否”向他人提问，然后自作回答说明“归兴浓于酒”的原因所在，所谓“乱鸦”，是指政坛上的一群小人。
此词上片写景，画面冷洁清疏，下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将上片欲言未言之情思抒发出来，于自然幽默中含愤激之气。整首词构思别致，语言晓畅，情景相生，结构缜密，浑化无迹。
汪伯彦：(公元1071～1141年)，字廷俊；祁门城里人(今安徽祁门)。著名宋朝大臣、宰相。
汪伯彦据说出身贫寒，但少有才名，中秀才后，在家读书备考科举时，被祁门知县王本看中，特筑“英才馆”请伯彦当墅师，王本把亲侄儿秦桧从南京接到祁门，师从汪伯彦。据说，秦桧在英才馆读书时，就有异人预言：祁山小邑，一书院有二宰相在焉。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汪伯彦考中进士，初任成安县(今河北成安)主簿。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召见，伯彦上《河北边防十策》，切合帝意，旋授龙图阁直学士、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知州。同年，康王赵构在磁州(今河北正定)被金兵围困时，汪伯彦派兵接至相州，由此深得康王信任，不久，任康王大元帅府副元帅，又升为集英殿修撰。
其时，国事日益紧急，风云激荡，官兵民众抗金心切，群志昂然。然而就在金兵迫近京城时，汪伯彦却阻拦宗泽抗金。次年，金兵攻下京城，掳走宋微宗、宋钦宗二帝。康王秉承旨意，升汪伯彦为元帅和显谟阁直学士。5月，康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升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6月升知枢密院事，12月拜右仆射(即右丞相)。
当金兵再次逼近时，汪伯彦极力反对宗泽、李纲的抗金主张，促请高宗南逃。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扬州沦陷，汪伯彦的逃跑政策激起公愤，被罢官职。后在秦桧等人帮助下复职，曾任知州、节度使。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退休后回祁门，次年逝世于家中。
汪伯彦颇有才学，著有《春秋大义》十卷、《中兴日历》五卷、《汪伯彦文集》二十五卷。
汪应辰：(公元1118～1176年)，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人(今江西玉山)。著名宋朝大臣、诗人、散文家。
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年方十八的汪应辰中了状元。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嘛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因而违反秦桧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赵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韩玉被旨拣马，路过平江府，因汪应辰没有特别招待他而回京报复汪，密告宋孝宗，说所到之州县，没有象平江府那样乱的地方，于是连遭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谥文定。
汪应辰幼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才知是刚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图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械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学者称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传《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朝宏治年间程敏政摘抄本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他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鸿篇。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这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的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讽，可见诗人品格的一贯性。
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这类作品在诗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汪元量：(公元1241～1317年后)，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南宋诗人。
汪元量在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或稍后，以词章给事宫廷，不久，为宫廷琴师。与柴望(著有《秋堂集》)、马廷鸾(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
宋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入杭州，俘宋恭帝赵显、皇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先后赴大都，汪元量随谢氏北行。
文天祥举兵失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赵显等于至元十九年被迁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二十一年，又被迁往今西北内地，汪元量仍随行，到过祁连山一带。以后，又因祭祀到达过四川青城山及五岳。至元二十五年十月，赵显学佛学于土番(今西藏)。元量即以黄冠道人的身份南归，至元二十六年抵杭。不久，他再次入湘、川，并数次到庐山。以后又有入湘之行。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汪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在《醉歌》十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
在《越州歌》二十首中，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
又有《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写起，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中“平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兴元府》中“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他在大都所作《黄金台和吴实堂韵》中写道：“君臣难再得，天地不重来”，感到大势已去而又执著地眷恋故国；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
这些诗作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佑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中的“阿哥儿，阿姑儿，两个天生一对儿”，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佑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写南宋宫人“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箸双垂”，“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暗香)，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十三卷，《汪水云诗》四卷，《水云词》两卷，均已佚传。清朝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五卷(前四卷为诗，第五卷为词)，《水云集》一卷。以流传系统不同，重见的诗很多。二者共收诗三百多首、词二十多首，《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朝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一百首、词二十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汪廷讷：(生卒年待考)，字昌朝，号无如，别号坐隐先生、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松萝道人、清痴叟；休宁松萝山东麓汪村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戏曲作家。
汪廷讷：生卒年不详，万历中后期还在世，终年约八十岁。
曾中贡生、官至盐运史、长汀县丞、宁波同知。辞官退隐后，以写戏、刻书自娱，好诗词歌赋，尤善曲。著有《环翠堂集》、《人镜阳秋》等。所作传奇《长生记》、《同升记》、《狮吼记》、《三祝记》、《种玉记》、《义烈记》、《天书记》等十三种，总称《环翠堂乐府》。另著有杂剧《广陵月》、《太平乐事》、《青梅佳句》等八种。曾在南京开设环翠堂石坊，所刻书籍均有当时名家绘制和插图，镂版精美，并用彩色套印，对版画的革新颇有影响。
明万历二十八～三十年(公元1600～1602年)，汪廷讷在家乡汪村构筑了以坐隐园为中心的环翠堂花园。花园外围，北倚黄山、松萝、金佛群峰为屏，南绕陈坑、横江诸水如带，西接白岳飞云、夹源春雨，东迎高岗旭日、卧涧长虹。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交错，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相通，花草树木、蟠根藤萝相缀。整体布局开合有度，遮掩有致。其中，又以昌公湖和百鹤楼为两大亮点。昌公湖以汪廷讷之字昌朝命名，湖水清澄，狭窄细长，如弓似月，荡人心魄。百鹤楼建于西侧仁寿山巅，其上缮吕真人之像，每当月明之夜，即有白鹤旋绕楼头，鸣声相应，久久不绝。听到坐隐先生下棋的声音，白鹤便旋空而下，对舞阶前，舞姿翩翩，如行云流水，直到坐隐先生起身以长袖轻拂方止。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金秋，著名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与程伯书一道，跋山涉水，从千里之外奔赴万山丛中的休宁大地，慕名拜访了坐隐先生汪廷讷。汪廷讷陪两位远方来客，在环翠堂花园把酒临风，谈古论今，吟诗赋词，抚琴对弈，一连数日，乐此不疲。随后，汪廷讷又随汤、程二友一起出游，经芜湖赴南京，一路吟诗联句，抒发感情，留下一段文坛佳话。事后，汤显祖在《坐乩笔记》中说：抵达海阳，果见环翠之堂、百鹤之楼、昌公之湖，芝房菌阁、露榭风亭，美不胜收。先生于灌花浇竹之暇，参禅味玄，雅好静坐。间为局战，黑白相对，每出奇着妙想，近来已订成棋谱风行于世。称先生为全一真人，确实是名不虚传。
汤显祖、汪廷讷、程伯书三友联句：“杰阁中天起(汤)，横波大地流(汪)。旋题山月映(程)，飞阶海云留(汤)。水际成高市(汪)，江关镇帝州(程)。人烟槛外合(汤)，帆影席间收(汪)。红日明津树(程)，清风满画楼(汤)。登临多感慨(汪)，一局而悠游(程)。”
《环翠堂园景图》版画是明万历三十～三十三年(公元1602～1605年)汪廷讷环翠堂书坊刻印的。全长1488厘米，高24厘米。以宽33.8厘米为一段，全画共分四十五段，彼此衔接起来便成为一个长卷。第一～十二段是坐隐园正门前的外景；第十三～三十九段描绘的是坐隐园的内景，其中刻意描写坐隐园的主建筑凭萝阁和环翠堂，以及环翠堂后园的景致和主人眷属亲朋的闲适生活；第四十～四十五段，描绘了坐隐园后门的自然环境。图中记载的有名称的游览点就有一百二十余处，还有众多的路亭、古树、溪泊、盆景等，画面出场人物约有三百二十名，举凡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几乎应有尽有；有名及无名的山石近二百处；此外还描刻有各种舟船、桥舆、走兽飞禽、花卉瓶插、道具摆设等，囊括的内容之繁，展示的生活面之大，表现的场景之宏，运用的手法之细，都令人赞叹不已。
《环翠堂园景图》展现的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反映了当时农民、仆奴、书童、地主、文人墨客、士大夫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它还记载着明末徽州山区民间的衣食住行、劳动生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庭院陈设、见面礼仪等。同时画面中“无无居士书舍”、“无无居”、“兰亭遗胜”、“洗砚坡”、“玄通院”、“善福庵”、“正义亭”、“龙伯祠”、“洞灵庙”、“紫竹林”、“大悲室”、“观音洞”、“经藏处”、“清虚境”、“半偈庵”“天放亭”、“百鹤楼”、“五老峰”、“洗心池”等涉及儒、佛、道多方面题材内容的景点，又将汪廷讷沉溺诗书、信奉宗教、厌恶世俗、企图超脱的隐士生活和处世哲学，渲染到了极致。
《环翠堂园景图》虽为吴门钱贡画，歙县虬村黄应组刻，然而它却是晚年汪廷讷的人生观和美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汪 中：(公元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人(今江苏扬州)。著名清朝学者、骈文学家。
对经学、方志学等均有著述，尤精于先秦诸子之学，有《广陵通典》、《容甫先生遗诗》等。
汪中是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贡生，后绝意于仕进。
汪中出身孤苦，幼年无力求学，由寡母启蒙。后因依书商为佣，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他禀性耿直，疾恶如仇，尤其能不囿时俗，讽谕权贵，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立异说，标新论，因此被当世视为狂徒，使他受到种种冷遇和迫害。汪中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只得依靠当幕僚和卖文为生。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朝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二十七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汪中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中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
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
汪中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荀卿子通论》，都是博学深思、独具卓见之作。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汪中的著作有《述学》六卷。《广陵通典》十卷，《容甫遗诗》六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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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8 21:19:54
发表于 2010-6-2 21:3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