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汪峰1973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日]  臼井佐知子



　　笔者曾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以网络分析的视角对徽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加以考察；本文拟通过对徽籍汪氏的个案分析，对这一互动关系加以更清晰的勾划，选择汪氏做个案研究的理由如次；1、“新安郡望首汪”，汪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更具典型性，2、徽州汪氏诸多分支均可归为隋末第44世汪华和他兄弟门下，谱系源流清晰，便于研究；3、现存的汪氏族谱数量最多，这就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笔者根据汪氏族谱所提供的资料，拟就徽州汪氏的族源、汪氏家族从唐代至民国的迁徙及其商业网络、汪氏商人与中国社会互动的特点等问题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汪氏家族的起源
　　在众多的汪氏族谱中，其族源及最初移居江南、徽州的记载，互有歧异。
　　关于始祖有二说：(1)鲁成公次子名汪，“封颖川侯，生而有文在手，曰汪，故名”。此人被视为汪氏始祖。(2)汪姓起源于夏代的汪芒之地，而汪芒即今之浙江湖州。
　　关于迁徙至江南的时间及经过有一说：(3)汪姓第31代的文和为汉代龙骧将国，任官会稽令，始到江南，因爱会稽的山水，遂定居于严州(今浙江淳安)。文和被某些族谱视为江南汪氏始祖。
　　关于迁徙徽州之始有五说：(4)汪氏第31代的文和南渡之后，定居于“歙州遂安”。(5)文和定居于“歙州黄墩”。(6)汪氏第36代的道献移居于“徽州府歙邑”，其后第41代的叔举又移居“绩溪邑登源”。(7)汪氏第41代的叔举任南齐的军司马而迁徙至“新安”。(8)汪氏第44世孙汪华值隋末因保障乡里有功，于唐初被封为越国公，管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食邑三干户。汪华即为新安汪氏始祖。
　　 以上8说．关于文和的三说显然有误，龙骧将军之设是晋代的事，汉代根本没有此职。关于汪氏家族起源的两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我想后世汪氏各种族谱的编纂者中，肯定已有人发现了这些错误和矛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加订正，仍将关于汪氏起源的两说及龙骧将军写进族谱大事渲染呢?其理由只能作如下解释，即族谱编纂者们最关心的并非是正确记载下的事实，而是要加强明清以来汪氏族人的“认同(Identity)”。Identity不仅有“共同族源”的意思，还有确认家族“现在”的身份，以达到团结、维系整个家族的意思。最早的族谱编纂者在历代的史书中寻觅“汪”字，结果在鲁成公次子的名字上找到，于是鲁成公次子就成了汪氏族人“认同”的“共同族源”。笔者认为第(2)说较为可靠，即汪氏家族并非是由江北迁往江南的客家，他们是江南土著，是浙江北部的越人后代。隋末起兵保障乡里的汪华是土著汪氏历史上的地位最高、也是为徽州汪氏各支所“认同”的共同的、久远的、实在的始祖。至于汪华一代之前的祖先的某些说法，则可能是族谱编纂者们依据了不久前的某种程度的事实，再加上自己的创造绎衍成的。例如，汪华的祖先系由会稽移居新安之说就可能是事实。又如，在隋末追随汪华并自称与其是同族者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自湖州迁北方再返江南者的后裔。虽然这些仅是笔者的推测，不过即使仅从第(3)种明确有误的说法来看，关于徽州汪氏家族本来就居于江南的推测还是可信的。本文对汪氏的考察自汪华始。
二、由各种族谱考察汪氏家族的迁徙及商业活动
　　汪氏家族现存的族谱有二类。其一是统宗谱，这从传说中的始祖开始：依序对主要是由移居而形成的汪氏家族的各个支系作整体的记述。编纂于乾隆年间的《汪氏通宗世谱》是现存于中国、日本的这类族谱中最晚近的一部。其二是分支族谱，以移居于某地的一个汪姓家族新支系列的形成为线索，并追溯其远祖。这类族谱为我们考察分支迁徙的原因、定居后的事迹和活动提供了较详尽的资料。这类族谱直到民国时期仍在不断问世。以下，根据这两类族谱所提供的资料，具体考察汪氏家族的迁徙及商业活动。
1、《汪氏通宗世谱》
　　《汪氏通宗世谱》编纂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前后。汪氏44世汪华有九子，世谱记述了他的长于建、次子璨，三子达、四子广、七子爽、八子俊以及汪华之弟开国公等后裔的分支及移居情况。
　　关于长子汪建的支系，世谱记载有：第48代的士美与其子汪琦都有进士科名。唐代黄巢兵乱之际，第51代的汪踌、汪质分别迁徙到祁门县朴墅与旌德县新建。祁门县朴墅的一支，第65代的汪德移居于县内的大坦，第80代的应逵移居于东流县抄机。旌德县新建的一支，第55代的思立、思明、思聪分别移居于歙县唐模、江西贵溪县、绩溪县坦头；第59代的汪二移居于歙县的泉；其后还有移居他处的。据载，由旌德县新建一支分衍出来的各个支脉中，数歙县唐模一支脉的移居最多，世谱的记载也最详，而且该支有些移居的背景比较特殊。大约自第63代到69代之间，唐模支脉不但在本县内的居住地有21处，在外县的居住地还有：休宁县4处；黟、宁国、太平各县各2处；绩溪、石埭、铜陵及江西省的万年、贵溪诸县各1处。其后在这些新定居地的汪氏还有新的移居。此期唐模支脉向各地的大规模移居，可能有建炎之乱的背景，即为逃避宋政权在金人入侵下的战乱而仓促南移。
　　关于次子汪璨的支系，世谱仅录有第46代的处崇由重庆府唐为州迁徙到浙江省龙游县团石的一条。
　　关于三子汪达的支系，世谱载有；第49代的汪明迁徙于绩溪县西坑，第50代的汪泰迁徙于绩溪县尚田，然后这两支又从西坑和尚田再移居于本县、歙、太平、旌德诸县共11个地方。另外，汪达支系第46代的处惠迁徙于甘肃省陇西，他的后裔第75代的汪洋又迁回了安徽省的六安县。
　　关于四子汪广的支系，世谱的记载很少，仅有第51代的贤常迁徙于歙县篁敦(黄敦)，此后在歙县境内又有多次移居一条。世谱中没有关于汪华五子、六子两支系的记载。
　　关于七子汪爽的支系，世谱的记载最多且详。首先是第49代的凤思和景瑞分别迁徙于歙县慈菰和祁门县赤山。赤山一支，第56代的雅移居于本县井亭。歙县慈菰的一支，第50代到64代之间迁徙于本县2地、江西省浮梁县5地，绩溪县2地；婺源。石埭及浙江的开化、建德诸县各1地。其中移居于婺源的一支，系唐代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任兵马使的汪氏56代道安与程汀一起率兵攻占该县清华镇，道安一支自此定居清华镇武口，直至901年。此后第57代的汪源、第58代的中元、第61代的汪高又分别移居于本县境内的大田环珠、大畈、回岭等地。大田环珠一支，后来又移居于本县境内6地、休宁县2地、铜陵县1地，江西省德兴县6地。大畈一支，则移居于本县境内9地，歙县及郡域5地，休宁县4地，铜陵、石埭两县各2地，浙江省开化县5地、本省黟、桐城、潜山、霍山；江苏省高淳、浙江省淳安及湖北省崇阳诸县各1地。回岭一支，又再移居于本县境内7地，休宁县6地，歙、贵池、宣城及江苏省苏州府吴县诸县各1地。关于汪华七子汪爽的支系在上述迁徙及移居之后的行踪，在世谱中还有很详细的记载。不过尽管如此，仍还有些系谱尚不明确。    关于八子汪俊的支系，世谱记载了第47代的太徽移居于绩溪县澄源的汪村，第51代的汪渐迁徙于旌德县新建，第71代的汪乙（代替字）迁徙于歙县篁敦。这三支一姓家族此后的再迁徙，世谱中仅有新建一支的记载最详。这一支后来又移居于本县境内18地，泾县8地，绩溪、太平两县各3地，歙、宣城两县各2地，宁国府1地。在这些移居地定居下来之后，这一支的家族又还有进一步的迁徙，这些迁徙多数是在第60代到67代之间进行的。
　　关于汪华之弟开国公的支系，世谱中明确记载的仅有：第49代的荣积迁徙于歙县东关，第67代的恩德迁徙于绩溪县雄路，第71代的大敬迁徙于本县的杨溪坦．此外，世谱中还记载了该支系移居于婺源县凤亭的一支脉，这一支后又移居于休宁县7地，黟县1地，再后又移居于江西省的贵溪及江苏松江、丹徒、嘉定等府县。
　　上述所有支系的汪姓家族的移居之中，既有举族移居的情况，也有家族部分成员移居、另一部分成员留居原地的情况。举族移居多半有躲避战乱的背景。如前述汪华长子汪建支系由歙县唐模向其他地区的迁徙，就是为避建炎之乱，几乎是整个家族都移居于他地。但是汪氏第75代、第88代后裔中有一部分又从唐模移居他地。因此看来，也许一部分人在战乱平息之后又回到原处，或是当初仍有少数人留居该地。
　　尽管《汪氏通宗世谱》的记载已很详细，但是仍然还有遗漏之处，例如本文下面将述及的第61代的仁雅由歙县唐模迁徙于金陵的宏村汪氏支脉，就不是由于避建炎之乱，而是为了经商的需要，这在世谱中就被漏记了。另外，世谱对移居于远地的汪氏家族支脉的追踪记载极少(指安徽省境内和邻近徽州的浙江、江西两省部分地区之外者)。远徙者，除了前面已提及的汪华次子汪璨的支系外，其他各支系还有如下述。长子汪建的支系：(1)第67代的汪勃从唐模迁徙于铜山，再经迁徙于浙江环山、歙县坦川，至第82代的尚是(代替字)之时迁徙于江苏苏州府城吴趋坊。(2)第66代的叔敖从唐模迁徙于歙县潜口下市，再经迁徙于信行．至第83代的文通之时迁徙于扬州。属七子汪爽的支系，作为由婺源县大阪分衍出来的后裔有：(3)经移居休宁县，至第67代的汪昱迁徙于浙江省鄞县。(4)第68代的载九迁徒于湖北省崇阳县。(5)经移居畲田，至第68代的汪注迁徙于江苏省常州毗陵，再到第7代士恭之时迁徙于江苏省丹阳县。(6)第81代的宪明、宪畅之时迁徙于江苏省江阴县。(7)第79代的文凤之时迁徙于江苏省句容县。(8)第73代的良士之时迁徙于直隶省永定府滦州。仍属七子汪爽的支系，作为由回岭分衍出来的后裔有：(9)经移居休宁县，第75代的汪申迁徙于陕西省临潼县。(10)第81代的时春迁徙于江苏省吴县。还是属于七子汪爽的支系，由祁门县井亭分衍出来的后裔有：(11)经移居黟县黄陂，至第83代的正何迁徙于扬州附近新城。(12)同样经移居黟县黄陂，至第86代的宪明迁徙于浙江省归安县双林镇。关于汪华之弟开国公的支系，由婺源县经移居休宁县后分衍出来的后裔有：(13)第83代的滋生迁徙于江苏省丹徒县。(14)第84代的应嘉迁徙于江苏省松江府。(15)第84代的必口迁徙于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汪氏通宗世谱》关于移居于远地者的记载只有上述的15支，而世谱中有关徽籍汪姓移居活动的记载总共有750次，其中移居远地者仅占移徙活动的2％。另外值得注意，上述15支迁徙于远地的家族中只有(1)(5)所载的两支是经迁徙于徽州以外地区后再向更远处迁徙的，而且(1）所载一支不但其省外移居地浙江环山离徽州很近，而且他们还一度迁返歙县坦川。可见世谱编纂者的调查对象仅限于徽州及其周边地区，而关于迁徙远地家族的记载，则仅仅依据调查中可能获得的十分有限的资料。比如关于宏村一支的汪姓家族，在光绪22年编纂的《汪氏登源藏稿》中载有这样一条资料：为修复位于绩溪县登源的汪华之父僧荧的墓，黟县宏村汪氏族人(包括移徙外地各支脉)曾捐助巨款，其数额仅次于黄陂一支所捐之数。这说明当时分居于各地的各支汪姓家族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然而《汪氏通宗世谱》却未提及由宏村分迁浙江省杭州的汪氏一支，这也证实了我们关于《汪氏通宗世谱》对于移徙远地分支记载极少的论断。
　　本节以下部分将以《汪氏通宗世谱》以外的各分支族谱为研究资料，考察汪姓家族中远离其主要居留地的各支脉的迁徙及移居状况。
2、《弘村汪氏家谱》  《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  《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  《汪氏统宗正脉》
　　 黟县宏村的汪姓家族，属汪华长子汪建支系中歙县唐模的支脉，南宋之时该支脉第61代的仁雅“挟赀遨游”，“业捆金陵”。“居升州(金陵江宁府)数年，陡遇火灾，公迫偕属方孺人归”。返乡途经黟县北祁墅时，仁雅被当地茂密的彬、松林木以及方便的水路交通所吸引，遂决定重操木材业，乃定居于该地。不过，仁雅不久患吐血病去世。仁雅的曾孙必进、必达均在科举上获得成功，分别移居于陕西和旌德。仁雅的后人到第67代之时已繁衍至40人，他们之中有业儒者，有经营木材等业者，都很富裕，仁雅一支中留居黟县者第66代的彦济率族人移居宏村，《弘村汪氏家谱》卷之四《世传》洋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随因江东盗张琪寇歙，土贼乘机猖獗，剽掠祁墅，同居三百余家，一热而烬．士女纷纷逃窜，公(彦济公楫)惟藏谱牒祖像……按建炎绍兴时，初惑汪黄之奸，继扼苗刘之乱，群盗纷起．百姓流离。……宋绍兴元年辛亥六月．江东盗张琪陷我州”。《平阳汪氏九十一世谱》卷一《世第》亦称：“宋处土楫公者重始迁黟北，祖也”。此后经过20余代，宏村汪姓家族中有做客商远赴外省者，有在浙江经营盐业者，有在客居地入县学者，还有当官者。如彦济二弟的4个儿子都移居于扬州．彦济的三弟移居淮安，想必都是为从事盐业。彦济的后代生活于元代的第74代的玄卿，“承历代祖遗山业。树木拱茂．尽堪栋梁。斫桴市镇，丰其货殖．因而家益克”。其孙汪辛在明代永乐年间纳资得官，曾捐30亩田产“积仓谷备赈”，并择地建造宗祠“乐叙堂”，用重资购买风水宝地以安祖墓。
　　据《弘村汪氏家谱》所载，宏村。汪姓家族的迁徙及移居地除有在安徽本省境内及邻近徽州的浙江、江西两省部分地区外，还有在江苏省的扬州、淮安、松江、金坛、溧阳、太仓、徐州、宿迁、嘉定各府县，浙江省的杭州、仁和、金华各府县，以及湖广的汉口、山西的太原、河南、山东的德州、陕西和西安、福建、四川、北京等诸多地区。其中移居人数最多的是江苏的松江，浙江的杭州、仁和，以及湖广等地。至于在仍留居宏村的汪氏家族中，也有因经营盐业而致富者。1992年笔者在宏村的中心地带还看到建于清代原汪姓的大邸宅和祠堂。前已提及的《汪氏登源藏稿》，在其关于重建绩溪县登源汪华之父僧荧墓的记躯中，有宏村汪姓家族捐助巨款的资料。这表明宏村汪姓家族与其他地方的汗．姓家族联系密切。
　　以下据《弘村汪氏家谱》继续追踪考察该家族在明代万历年间第82代元台之时移居于浙江省杭州的一支。元台经营盐业，客居杭州府钱塘县普宁里，死后葬于杭州。其长子宗缙移籍钱塘，宗缙之子第84代的肇衍：是进士，元台的次子宗绅每年往来于杭州与徽州之间，仍落籍于宏村。不过宗绅之子(生于1635年))和第84代汝珍与时英(生于1637年)则以入钱塘县学为契机，而移籍杭州。汝珍早亡，时英经营盐业，“厥后见鹾业用广费繁，恐子弟渐习奢侈，遂弃弗务”。除元台家族外，在清初之后仁雅支系下移居杭州等地的汪氏家族中也有世代经营盐业者。如宏村第84代的兆璇即有四十余年的盐商经历；雍正二年(1724)，宏村一支汪氏家族的盐业经营者曾共同向盐运使提议编纂盐业志并奉到敕旨；定居于江苏松江府的第85代的兰培也经营盐业，他曾在雍正七年为筑堤建港捐资百余两；第85代的汪高因家贫弃儒经商，一旦事业有成以本族未建宗祠为憾，遂首倡在本族经营盐业者中募资，于乾隆十二年(1747)建起本支的宗祠；第86代的弘运虽喜好学问，但仍奉父命弃学作了盐商；也是第86代的士雅则“幼随父业盐两浙，数十年来领视鹾衡”；而第85代的士达之妻为“相夫业鹾而随夫移居钱塘”。
　　由上述可知宏村一支汪姓家族有如下特点：从南宋到明初，该家族由经营木材等商业活动积聚起财富，自嘉靖前后开始涉足盐业经营，其后该家族的财富累积更巨；明末该家族移居于杭州等地者颇众，为官者也不少，还有众多的国学生。
　　以下据编纂于清末及民国的《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这三本族谱都是关于上述第82代元台一支的记载，其中《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载有曾任清末驻日公使、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的事迹，同时还载有见于《弘村汪氏家谱》第84代兆璇与85代汪高的事迹。这再次表明，同一支系的汪氏家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即使在清末也未中断过。下述事实也同样有助于说明这一结论，在《汪氏登源藏稿》中所载的捐款名册包含了不属黟县宏村一支的其他汪姓家族。又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杭州建汪姓宗祠时编纂的《杭州汪王庙志略》披露，不但所有居住于杭州汪氏各支系作为裔孙都参与其事，就是这些支系中已由杭州迁徙于外地者也参与了其事。另外，在被推测为编纂于乾隆年间的《弘村汪氏家谱》中不但详细记载了迁徙于黟县宏村的第61代的仁雅之后的事迹，而且在“事实”一栏下，将已分居于杭州等地者全部统一起来按世代顺序来记载，而不是分支脉来记载，可以认为这种记述方式是旨在加强宏村支脉，同时也证实当时汪姓各家族间的联系在向更大的地域范围扩展。如果说清初以前汪氏族人相互间有着日常现实层次的联系，那末，到清季这种联系已升华为上述观念层次上的对“现时”自我的认同了。
　　《汪氏统宗正脉》记载的是由歙县唐模支系移居于黟县北祁墅的第61代仁雅支脉下第83代礼孙一支的事迹。据载礼孙作为客商旅行各地，因钟情于游川的山水，遂定居于该地。
3、《武进汪氏家乘》
    武进的汪氏家族属歙县唐模支系第61代仁雅之兄仁高的一支脉。《武进汪氏家乘》是分别以仁高的长子延芳和次子延璋为先祖的两支汪氏家族的族谱。
　　据载以延芳为先祖一支的第68代的汪俊，因“父母双亡，亲族欺其懦弱，……而迁居(歙县)鄣歧”。不过当时正值唐模支系的汪氏家族因避建炎之乱而大规模迁徙时期，因此汪俊的移居也不能说没有建炎之乱的因素。移居鄣歧后的汪俊“重置田产，渐致富有”。此后鄣郸歧汪俊后裔中有移居黟县黄陂者，这一支的第75代汪丙官至户部尚书。留居鄣歧的第84代的尚廉是延芳支移居于歙县潜口的第65代汪震的后裔。尚廉幼年即随父亲经营盐业，客居淮安、扬州。崇祯三年(1630)，尚廉奉父命赴无锡处理拖延未纳的盐税，此后就在江阴县的青肠镇定居，成为该地汪氏家族的始祖。据载尚廉勤俭好善，教育族中子弟如同己出，并安排那些不适应业儒的子弟学习会计以经商谋生。尚廉的长媳是江阴人，次子之妻则是歙县人，而尚廉孙辈以下的后人则多娶苏州之南的同里镇人为妻，反映了尚廉家族与苏州及同里镇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
　　仁高的次子延璋，从唐模移居于黟县黄陂，其后裔第76代的安定移居于休宁县黎阳。第82代的汪锡又移居常州，这支汪姓家族的后人因喜欢吴地的风土而移居于苏州者颇多，其中一部分住在角直镇，以后又移居到江苏武进县毗陵。移居毗陵一支的第89代的荫墀(1747——1814)与第90代的汪荧(生于1788年)都因家贫，弱冠之年就弃学经商，家业发达后则教育子弟，乐善好施，帮助贫苦者及患病者。此外，《武进汪氏家乘》的最后部分还有关于汪华长子汪建支系迁徙地的记载，不过它比《汪氏通宗世谱》的记载要简略。
　　《武进汪氏家乘》的特点在于，它将分支于宋朝第62代之时的毗陵、青肠两支汪姓家族合记在一起。自然《汪氏通宗世谱》也具有这一特点。为什么会编纂这样的族谱呢?我们在仁高的次子延璋的后人瑞益撰写的《修谱自述序》中可以找到答案。
据瑞益的《修谱自述序》载，“不意时蹇运乖，先被发逆抢掠，继遭海盗劫掠，而两手空空一身外别无长物。……何如不得已移借资本，仍前生理，此咸丰十一年(1861)事也。……同治甲子(1864)夏，郡垣恢复，遂南返图业”。所图之业，家产之外，便是祖墓、修谱。“复得知交程、方二君还徽，乞其亲诣黎阳宗长寿民处，续抄锡公以前本支，宗祖名讳，凡一世二世以至今日九十余世。”此后居于青肠的宗人汪寿康来访，“谋合谱，因余支自始迁祖锡公以前无所统，未果。兹乃复邀议合，各持草本核对，一线相传，编次不爽，爰与族尊远邀集同族公议合修，各捐丁以给资斧，经始于癸酉(1873)九月，告成于甲戌(1874)六月寒暑”.
　　由上述可知，毗陵、青肠两支汪姓家族是在太平天国战事平息后动议共同编纂族谱的，虽然这两支同宗汪姓家族在血缘关系上已相距很远了，然而他们的定居地却很靠近，因此当后者得知前者正在为编纂族谱收集资料时，便有共同编纂合谱的建议。另外，从这份自述序中还可得知，移居于同一地区的异姓(汪、程、方)徽州籍家族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而分支于十代之前的同宗家族间的联系也始终被维持着。必须指出的是，汪氏各支在“认同”时的“各持草本核对”、“强调“一线相传，编次不爽”的严肃态度。
4、《镇邑汪氏宗谱》《黄冈汪氏宗谱》《海宁汪氏支谱》，《镇邑汪氏宗谱》的地望是浙江镇海县，即“四明”地区。
　　镇邑清水浦汪氏家族是属唐模支系第61代仁高长子延芳一支脉的。该支第76代的思颜，“明洪武年间，代父从军，升小旗，调定海卫，卜居清水浦”，成为镇邑汪氏家族的始祖。以后镇邑汪氏家族：又分别移居于慈溪县、鄞县、奉化县、宁海县、定县、象县、温州府城等四明及周边地区。还有作为客商迁徙于杭州、湖州、嘉兴、苏州、松江、扬州、镇江，，定居在当地城镇及其周围乡村者。嘉庆、道光年间，清水浦的汪氏第86代兼漠开设了“汪水茂南北杂货铺，操奇计赢，历数十年，营业颇称发达”。兼漠之孙。生于咸丰三年(1853)的显述幼年丧父，赴上海学商，得大买办叶澄衷之赏识，“令往汉口顺记司出纳，与汉友合赀列肆其间，遂复开设泰记号”，“君之业乃隆隆起矣”。显述还兼营日资大阪公司的业务，随着汉口开埠通商，他用天龙丸、大井丸两只汽船经营长江航运，不久又增添船只。在宜昌等地设代理行，还在芜湖、九江、镇江、南京、上海等地购地造码头．谋求事业的更大发展。显述还“设太记石油号以吸收外资，近更组织大和布厂仿织棉布，挽回利权”。这位由旧式徽商转型的新式资本家同样关心汪氏的血缘圈。光绪二十五年(1899)，显述斥资三千金在清水浦建立了宗祠。三十三年(1901)又出资为“族中子弟，乡邻寒苦者”创办了义塾，即后来的清水浦中学的前身。“不但不收学费，且备文具亦不收费”。还“散财恤寡”，捐助族中“青年守节及孤独无依者”。显述之弟均述也跟随兄长从事轮船航运业，创办过商业学校，还经管过商团体育会。除显述兄弟的商业活动外，清末清水浦的汪福品还“集股开张萃春银楼。继又在江南街头开设庆华银楼”。汪氏经商者颇多．不一一列举。清水浦汪氏家族的早期族谱已散失，因此于同治九年(1870)及民国四年(1 915)两度编纂族谱，其内容突出了显述的业绩，这当与显述对修谱的重视与资助以及其业绩为族人引以为荣相关。
　　《黄冈汪氏宗谱》记载的也是属唐模支系的第61代仁高的长子延芳一支脉的汪氏家族。这支定居于汉口之东黄冈的汪氏家族是在明代永乐末年从歙县迁徒来的，定居黄冈后这支家族又有陆续向湖北省内的汉口、襄阳、山西太原、四川重庆等地迁徙者。据载，咸丰年间该家族有人远赴河南经商。黄冈汪姓家族有一特点。即是大土地所有者特别多，这并不仅仅是指该家族宗词公田的集中。按定居黄冈后起算的该支脉的第14代懋勋，“弃读而耕，力穑数十年”，“嘉庆季年置田数千亩”。懋勋的子辈经十多年的经营，“又置田数百亩”。太平天国战乱之际．他们一度逃离家乡而贫困。战事平息后他们因经营有道，又逐渐富裕起来。据宗谱记载。照当时一般租佃规定。地主与佃户各得收成之半。而佃户所得之数中．春耕时须从其半数充作肥田之费，所以佃户留作自食者，仅及一年年收成的四分之一。懋勋体恤佃户寒暑劳作之苦，总是从宽收租。
　　《海宁汪氏支谱》记载的汪姓家族也属第61代仁高的一支，是第66代之时为避战乱而移居于歙县南部岩镇的。该家族第83代的拱星经营盐业，清初在浙江海宁县许村建了四座盐仓，后便定居于海宁。拱星的后人继续经营盐业，但在第87代的怀纶之时，该家族的盐业渐趋衰败，家境也入困境。怀纶之子钺虔(生于1761年)一心业儒，但在父亲患病之后不得不“习会计，学懋迁”。钺虔在长安镇建了两座米仓。时值丰年，钺虔即以经营米谷所得重振家业。以后，因米仓距家过远，遂在长安镇定居。《海宁汪氏支谱》中还记载，拱星有三个儿子都迁往扬州，想必也是经营盐业。钺虔之儿孙两辈中均有中举得官者，其曾孙在太平军攻占长安镇时被杀。拱星一支汪姓家族移居海宁后，曾在当地建有宗祠，并编纂有族谱。但在太平天国战事中，“所有统谱全录及先大夫所辑宗谱，并谱系权片，均付灰烬”。
5．《吴趋汪氏支谱》  《颍川汪氏大宗历朝续录》  《汪氏文献考》  《环山汪氏宗谱》
　　《绩东汪氏重修宗谱》《山阴汪氏谱》
　　前述《汪氏通宗世谱》已提及吴趋的汪氏家族，属汪华长子汪建支系的唐模第61代仁高一支脉。其后裔于宋绍兴三年(1133)中进士的第67代汪勃移居铜山，第71代的汪缙入赘于浙江环山的方姓，缙之子成道又迁回歙县坦川。明末第82代的尚禄年轻时游学吴地(苏州)，因喜好当地的人文风土，清初时便留居在苏州城内阊门附近的吴趋。此后形成(“仕宦昌炽，工贾辐辏”)的吴趋汪姓家族据支谱记载，与尚棕联姻的潘氏家族也是清初由徽州移居苏州的。潘氏家族在清代进士辈出，潘、汪两姓世为婚姻。道光十六年(18336)吴趋汪姓家族在当地设立了耕荫义庄，义庄是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的第86代为善之孙世锡等人“奉祖父遗命。助银八千两，附入办理钦族义庄，给帑建坊”而成的。咸丰元年(1851)，因经费不裕败，为善之孙辈及曾孙辈，“以公(为善)遗产续捐田一千三百六拾六亩，制钱三万三千五百千文，傀祠宇落成，经费充裕”。苏州吴趋汪氏的这个耕荫义庄的建筑颇为壮观，时至1992年笔者考察时它仍被作为校舍使用。吴趋汪氏家族在工商业、金融业方面的经营始终十分出色。由于潘氏家族的穿针引线，该家族曾在金钱上资助过李鸿章。
　　从唐模迁徙铜山的汪勃的子孙，除上述移居于浙江环山者之外，还有移居于婺源县城及大畈、歙县、宣城县、黟县黄陂、桐城县、江苏苏州、浙江遂安、庆源(庆元)、归安县双林镇、山东泰安县、湖广等地者。其中移居于黟县黄陂的一支，族谱中有不少关于他们在清代经营商业的记载。如第83代的中思，聪明而多谋，经商数年致富，并乐此不疲心第85代有济兄弟为客商，赴江苏、湖北、山西等省。第85代的士最兄弟亦为客商，远赴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不过由族谱来看，他们经营未必都很成功。第86代的宪明“足智多能，慷慨有志，以贸易至浙江湖州之双林镇，遂迁居之”。还有生活在清朝中期的廷榜，幼时聪明好学，但因家贫，17岁时奉父命从商，曾远赴汉口等地。廷榜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举，时主考官是苏州大族出身的彭元瑞。据说廷榜曾赴苏州与当时的名士交流往还。廷榜在家族内颇有威望。据载“黟俗尚贸易，凡无赀者多资本于大户家以办事畜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取重于先生一言，而后头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设大户资本”。
　　《汪氏文献考》收录之一族谱序文述及移居山东泰安府的一支汪氏家族。该支也属第61代仁高支脉，系由唐模迁徙铜山的第67代汪勃的子孙。这支汪氏由铜山经移居婺源县、江西饶州，至洪武二年(1369)第73代之时迁徙于山东省泰安县，以后该家族又有移居泰安府肥城县，兖州府宁阳县、滋阳县，济南府章邱县、鱼台县，江苏淮安府桃源县，河南等地者。不过迁徙各地的原因，族谱序文未能作出说明。此外，《汪氏文献考》收录的另一族谱序文还述及关于汪华七子汪爽支系的第56代道安支脉中移徙于浙江萧山的汪氏家族，这是与上述泰安汪氏不同谱系的一支汪姓家族，对此笔者在以下的讨论中还将会提及。《汪氏文献考》除上述两份族谱序文外，其主要内容则是收集史书与地方志中所载的有关汪姓人物的传记及汪姓人的著作目录等。
　　浙江环山和歙县坦川居住的汪姓家族，是汪华七子汪爽支系的婺源第十六代道安支脉、又经迁徙于婺源县大畈数代后再移居于环山与坦川者的子孙。环山地处浙江衢州府江山县，风水甚佳，在《环山汪氏宗谱》中，有很多关于定居于此的这支汪姓家族中人在环山周围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写于同治六年(1867)的汪杰传记中有如下记述：汪杰父早逝，“与兄游于江城，设栈肆营什一之利，以赡家焉。居数年赀渐裕，会侄女字周氏将出阁，公钟爱女甚于所生，奁增丰盈，费七八百金，悉取资于店，店渐亏缺，遂中落”。为了不使其兄与整个家族受累，汪杰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债务，并接受了将赴陕西任官的族人之邀，准备入其幕下。此时在江山县之北的开化县经营典当业的族人岳中由于看重汪杰，不忍见其陷于此境，遂将自己的典当业委之于他经营。“不数年间，典益充实，公亦薄有蓄积。”“公在典十余年，岳中公下世，公恸其之亡，而同事中有可以付托者，遂为归计”。汪杰将蓄积的一部分投资于农田经营，恰遇丰年，“获利倍蓰，有余赀为懋迁计，遂于华埠上街开设粮食酒坊”。岳中之子则“上承相业，而自创更钜”。除旧有典业外，还“创立油坊，置其有庄，买租数千顷以实之，所置市宅亦不下数十所”。据《环山汪氏宗谱》，从同治年到民国间，这支汪氏家族在开化经营典当业者有多人，还有在位于江山与开化之间的常山县经营杂货店者。该族经商者一旦获利，大多购置田产，其田产在宗谱中均以租额计数，可见土地是租给佃农耕种的。另外该谱特别指出，在常山县经营杂货店的丙镕，其农田“雇人工作，一切费用均取给于此店”。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环山汪姓家族的经济活动有三种形式：一是仅从事商业。二是兼营商业与农业。其农业多采用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有家人从事生产，所产粮食自耗者。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商业与农业之间转换。就二、三种情况而言，因为商业、农业的经营者为同一个人，因而资金通常在两者之间流动。这种情况在这支家族的经济活动中较普遍。而第一种情况则较少，《环山汪氏宗谱》还载有汪华长子汪建支系的唐模支脉中移居铜山的一个汪姓家族，不过这部分内容是直接取材于被认为是编纂于乾隆年间的《汪氏统宗正脉》的。
　　歙县坦川(坦头)“地广而平”。第60代的汪倪（音mao）从婺源县大畈移居于(山尹)坑，再经迁徙于歙县钟奇，至第63代的逢春迁徙至坦川。后来第76代的廷传又从坦川移居于绩溪县东作门，《绩东汪氏重修宗谱》即是该支脉的族谱。据该谱所载，这个家族在明代以后从事商业客居或移籍他乡者甚多，除安徽省内及其周边地区外，在第69代之时就已有人迁居淮安，但往远地迁徙则主要发生在第78代到87代(即明中叶至清中叶)之间，移居地有江苏省的淮安、扬州、南京、镇洋、江阴、无锡、苏州、太仓、上海、嘉定县南翔镇等，浙江的湖州、嘉兴、嘉善、平湖、杭州、萧山等，甚至还有移居北京、河南、福建等地者。移居远地者中，移居于苏州者尤为引入注目。该支汪氏家族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商业活动很活跃，如在清末族中曾有人出任歙县商会副会长之类的重要社会性职务。
　　《汪氏文献考》所收的另一族谱序文，所述系属第56代道安支系中迁徙于浙江萧山一族的子孙。道安之后，经第62代的惟谨迁徙于浙江鄞县，然后再迁至萧山的。由于该支族谱在太平军战乱中散失了，因此这个家族整个变迁踪迹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很明确，这个支脉中出了清代学者汪辉祖。前面我们曾提及道安支系中的绩东汪氏家族也有迁徙浙江萧山者，但它与《汪氏文献考》所述的这一家族不是同一支脉。
　　道安支系中还有迁徙浙江山阴者。据《山阴汪氏谱》载，山阴汪氏家族是经婺源县城移居大畈，在元末迁至山阴(绍兴)的。从迁徙至山阴后起算的第18代汪叔（音chu）在太平天国时期与堂兄弟们一齐移居广东番禺县，汪叔（音chu）之子即民国时期的汪精卫。《山阴汪氏谱》的记载仅涉及族人中的政界人物以及与学术、文学有关者，关于商业活动的记载却没有。不过据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向荣说：他曾听汪精卫说过，山阴汪氏家族由婺源迁徙至绍兴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当时该家族在绍兴经营典当业。
6．《休宁西门汪氏宗谱》
　　休宁西门的汪氏家族也属第56代道安的支系，于宋代迁徙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的世系表载有从出生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的第67代汝镕开始至清初本支脉的族人近150名。虽然宗谱中有关于生于淳祜五年(1245)第70代的世通，“殖财积产”的记载，但整个南宋一代该家族载于宗谱的人物几乎全系业儒、任官者。该家族从第71代到74代之间，除有移居黟、歙县者外，还有迁徙于江西、浙江石门、福建福州、陕西西安、山东光州等地者。
　　明代以降，这个家族有很多的人都从事商业，其迁徙活动频繁，涉及的地域也很广。宗谱关于明代以降该家族的记载有：(1)终生业儒者仅有6人，这些人均无迁徙活动。宗谱记载的任官者也仅有4人。(2)宗谱所载由“创业”致富者，计有生于永乐年间者3人，生于嘉靖年间者1人。其中的一位系第75代耆祜之子，他曾作过“乡饮大宾”，其孙却“业过劳而殁”。另有两位是第81代汪世铁的二弟及三弟，都客居或移居于淮安，而他们的子辈却迁徙到芜湖。宗谱中所谓“创业”或“创业起家”，虽然不能完全断定为是经商，但是从宗谱前后的记载来看，将其理解为是经商还是比较恰当的。(3)宗谱有不少关于该家族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末，由于经营以铁冶业与盐业为中心的商业而发财致富的记载。第79代的汪星(1518—1597)“不卒业诗书而代贾，阴治铁冶，当时服炉锤役者不下百余曹，实难部置，公行法以恩，人人乐为。用靖(从伯兄)曰：吾家故以铁冶起，奈何形家称地脉若有不利者，其何可以托箕裘，吾其徙而之盐荚可乎?伯兄跃然。当其罢铁冶，诚虑有司必重禁，未几而有司之禁，下从服公有早见，比治盐荚，真州部如棋布，以任人审时为枢碍，凝然重镇于其中，不一失然诺…。另据宗谱记载，汪星主持建起了本族的宗祠，在他经营的铁冶业中也有一族人参与。(4)经商尤其是经营盐业者，多数都客居或移籍他乡，其中迁徙及移居淮安、杭州及扬州附近的仪征(仪真)者尤多，其次则是江苏省的金陵、松江、苏州、无锡、昆山、浙江与江西两省邻接徽州的各县、芜湖、武昌等地，甚至湖南长沙、湘潭以及四川、贵州都有该家族的迁徙者。这些迁徙活动主要集中在第79代之后。
7．《休宁汪氏支谱》
　　汪原渠编纂的《休宁汪氏支谱》所载的谱主也属第56代道安支系。道安之子汪源迁于婺源县珠里，此后第60代的汪玑迁至休宁县西乡资村，再后第72代的元一又迁徙于本县汪村。元一被认作越荫堂的始祖，其子孙不断有迁徙到外地者。其迁徙地有江苏省的苏州城内及阊门外、常州、江宁、通州、金山、安东、宿迁、六合等地，浙江的杭州，包括枫泾镇的嘉善、新城、永嘉、开化、王山、建德等地，安徽芜湖等县，江西的铅山等县，还有远徙湖北汉口及福建等地者。
　　支谱记载较详的是编纂者的先祖、第86代的本秩一支。奉秩在乾隆、嘉庆间作为经营盐业的客商赴苏州，后来就移居于此。本秩有7子，前3子仍居休宁，后4子则随迁苏州。这些子弟中，二位是贡生，四位有候补选府同知文类的官职。该家族留居休宁者与移居苏州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道光初年在休宁共建越荫堂宗祠，并编纂了族谱。
　　本秩的曾孙丙照，在长兄继承家业移居于常州之后的道光十六年(1836)，“以浙江商籍入杭州府学，咸丰元年(1851)应浙江乡试中举人”。咸丰五年(1855)，休宁为太平军所克，丙照适在外，乃“至京师入资得主事，分兵部职”。当曾国藩军收复安庆之后，丙照又由京师“赴安庆谒曾文正于行营”，恰遇李鸿章将率军乘轮赴上海，李鸿章颁赏识丙照，“乃为书荐之皖南姚观察，以君管茶局事”。“茶局故无定章，君既至，手自规划，整给、则蠹，茶税自有加于昔，军饶裕而商人悦服”。本秩的曾孙除丙照外，还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官至吏部侍郎的鸣銮。本秩的这些子孙原籍为休宁，但他们中有很多人入杭州府学、县学，因此他们正式的公开的籍贯也已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了。定居在苏州、却因商籍而入杭州府学、县学，并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为其正式公开的籍贯者，在前述出自唐模支系的苏州吴趋汪姓家族中也曾有所见。
8．《汪氏义门世谱》
　　《汪氏义门世谱》记载的是汪华八子汪俊的支系。该谱卷未有一份谱系图，标示了五代末由黄墩迁于旌德县新建的第61代汪广之子汪渐一支脉共179族的分衍关系。不过世谱在关于泾东龙溪一支家族的记载中，却称其是由第60代的汪遂于南宋绍兴年间从新建迁至石川松木坊，而后其子念九再由此迁徙到泾县之东的龙溪的。《汪氏义门世谱》所谓的“义门”，源自该族曾在北宋咸平四年(1001)得朝廷诏赐“义门”。
　　义门汪姓家族的迁徙及移居地，自然以安徽境内为最，其次是浙江，再次是江苏。江苏以迁至金陵、扬州、江宁者为多。此外还有迁徙于湖广、江西、广东潮州、山东济宁、陕西延安、河南汝宁、北京等地者。这些迁徙活动除了第61代、63代、68代之外，主要集中在70代的后期至80代的初期。迁徙安徽境内及浙江的时间比较分散，而迁徙江苏的时间则集中为第70代的后期。有关迁徙的具体年代世谱中没有记载，不过因为世谱记述了家族中居官者的年代，所以可以此推出：第61代值五代末期，第68代前后值明初，而第70代的后期则是明末清初。据此我们可以对义门汪氏家族迁徙及移居的年代作出大略的估计。五代末迁徙于旌德的义门汪姓，在南宋与明初有若干次的迁徙及移居；自明末到清乾隆年间该家族的迁徙及移居更趋频繁。关于《汪氏义门世谱》的编纂年代，也不明确，据其所载内容大致可推测为乾隆年间。明末清初，该支汪氏家族各支脉四散各地，为确认族人之所在，曾进行过族谱的编纂。另外，世谱中有关经商活动的记载也不太多，因此有“乡饮大宾”之称者在世谱中就很显眼。不过世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述：清初该家族有人在金陵学得银器的制作技艺，后赴西安开店，因技艺出众家业繁盛，而遗下资产。
9．《休西双溪汪氏家谱》
　　《休西双溪汪氏家谱》记载的汪氏家族属汪华堂弟铁佛支系。该家谱中有一份始于第53代的谱系图，由该图可知第72代的汪景住在浙江杭州。为顾姓之婿时在元末的第73代德甫，在第74代至80代间共分支出28个家族。关于这28个家族分支的年代以及与汪姓家族世代的关系为：第74代时(元末明初)分支出5个家族，第75代时分支出5个家族，第76代时分支出2个家族，第78代时(明正德年之后)分支出10个家族，到第80代(明嘉靖、万历年间)又分支出6个家族后，这个汪姓家族就分支成为28个了。上述年代是据家谱记载的有关内容推断的。
　　就休西双溪汪姓家族的迁徙及移居地域来说，迁徙苏州者占大多数，其他移居地还有松江、江宁、常州、无锡、昆陵、如皋、金坛、上海、宜兴、海州、泰州、浙江的湖州(包括乌镇)、嘉兴(包括濮院镇)、平湖、淳安、龙游、秀水、石门、绍兴等，还有少数迁徙去北京、陕西、湖北、广东、广西等地。此外，迁徙去江西景德镇者为数不少，在安徽境内迁徙者自然也有。该家族也有移居商都杭州者，但家谱有关族人在杭州的记载极少，说明该之汪氏其它各支，休西双溪汪氏移居杭州者较少。
　　另该谱有关从商者的记载也不多，即使有也主要是明代的。如生于弘治九年(1496)第79代的汪昭、生子嘉靖十五年(1536)第79代的汪钜、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第80代  的若谆、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第81代的慎机、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第82代的时薰等，都作为客商曾远赴毗陵及湖北。至于清朝，除第83代的鹤佳经营小买卖外，还有生于雍正五年(1727)的第85代的德洪中年后因“经营而致富”。休西双溪汪姓家族在明末清初中进士而居官者较多。如清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由墩(第84代)，其子孙均由“荫”得官，其曾孙则由捐纳得官。又如家谱还记载说，有人中进士而居官后，其兄弟与其孙都因其而得官，甚至兄弟之子稍优者也作为太学生而得官，稍次者则作为庠生而涉足官场，不用再谋其他生计。
三、汪氏商人的迁徙活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以上，笔者以现存的各种源自徽州的汪氏族谱为依据，对唐代以降汪氏家族的迁徙及  其商业活动作了历史的追踪考察，这就为我们进一步作综合性的研究准备了条件。
　　汪氏家族的迁徙、移居活动自唐代至民国年间可以说是经常性的，是受社会变迁的制约的。其间唐末黄巢起义之际、南宋初建炎之乱时期、明代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迁徙移居活动特别频繁。迁徙、移居的原因，一是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二是出于经商的需要，三是居官受调遣。上述三种原因，无论哪一种带来的迁徙、移居，在选择定居地时都有风土好、生活方便等方面的考虑。以战乱为背景的迁徙活动，如果家园已被毁坏，那么一旦战事平息，秩序恢复，就选择条件良好的地方再作迁徙，也有视逃亡地条件好就定居下来的。如婺源县汪氏所居各村落，方要是在王朝交替、尤其是在新王朝确立之初建立起来的。就迁徙的时间与迁徙原因间的关系而言，居官受调遣而作的迁徙是不分时代的；出于经商需要的迁徙往往发生在安定的时期；至于新旧王朝交替时的迁徙则主要是为躲避战乱。不过还应指出，即使同是发生在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迁徙活动，其背景也并不尽同。如南宋初的迁徙大多仅为逃避战乱，而明末清初与太平天国时期的迁徙却往往兼有逃避战乱与经商需要的双重原因。就迁徙及移居的地域而言，据《汪氏通宗世谱》所载来看，最初迁徙移居地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境内以及邻接徽州的浙江、江西两省。明代以降，以商业在全国各地的普遍发展为背景，出于经商的需要，迁徙、移居于以长江下游流域为中心者不少，尤其是经营盐业者，往往以淮安、扬州、杭州作为移居地。明末清初王朝交替时期及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带来的迁徙活动，由于有伴随明代以来商业发展带来的迁徙经验，最后的定居地都以长江下游地域为中心，但也包括遥远的地区。
　　根据汪氏族谱的综合考察，汪氏商人的迁徙及移居活动有如下一个发展过程：《弘村汪氏家谱》告诉我们，早在宋代汪氏族人便有作为客商而远徙外地者。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降，这种迁徙及移居更为普遍。不过当时人为客商的迁徙大多是以数年后再返故土为前提的，他们远出的目的是经商发财，然后携资还乡，求田问舍。宏村“栋宇鳞次．烟火千家”，其中建筑恢宏、美仑美奂的民居多为经营盐业致富的汪氏族人所建。自然，外出经商的徽人中，成功者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另有许多经商者羞于归里，一去不返。族谱中注有“迁”，然而去向不明者，当以商业失败者居多。明末清初，随着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的发展，人们地理的、社会的流动大为活跃。汪氏的迁徙与移居活动也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当时定居客地者大为增加。这里，笔者拟根据族谱中表示迁徙的用词：“迁”、“迁居”、“(卜)居”、“寓”，甚至还有“葬(地名)”、“没于(地名)”等来作更详尽的研讨。在《休宁汪氏支谱》中，本秩是在为经商赴苏州之后再“迁居”于此的，其长子、次子、三子仍“居”住于休宁，而四子以下4人却“寓”于苏州。另外，《汪氏义门世谱》也将“迁”、“居”、“寓”区分得很清楚。自然，有不少族谱将同样性质的迁徙有的记作“迁”，有的记作“居”，因而太拘泥于用词的区分是不恰当的。不过我仍打算对族谱中有关迁徙等的用词作如下理解。就“迁徙”一词来说，如果族谱是在迁徙地由迁徙者编纂的，那么所谓“迁”则表明迁徙者已彻底地改变了生活的地域；如果族谱是由原留居地的族人编纂的，那么所谓“迁”就表明迁徙者没有再返回原留居地。关于这个问题还必须与籍贯联系起来考虑。  只有当他们取得商籍或占籍于侨寓地后，“迁”字的上述两层意义才是完整。至于迁徙者参加科举时所用的出身地(籍贯)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所谓商籍的存在，而商籍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迁徙。如迁徙苏州的汪氏，他们的商籍却在杭州、并不能说他们已在苏州入籍。关于商籍问题，据中国学者考证，“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安徽与江苏同为南直隶，故明代徽商不可能在两淮与江苏取得商籍，而在两浙因已跨省，故行商的徽人易于获取“商籍”。客商在经商地的居住，但也意味着他们最终仍居留于该地。不过所谓“寓”，可能在族谱编纂者看来只是暂时的居住。自然这些有关迁徙用词的区分只代表族谱编纂者主观的看法而已，不过如果迁徙及移居与族谱编纂是有相当时间的间隔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区分也就具有客观的意义了。至于所谓“没于(地名)”，不过是仅仅表明去世于该地，如果再“葬”于该地，则表示祭祀他的子孙大多已定居于该地。如《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3《志乘》载：“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1690)，曾祖考妣卜葬于新安休邑之石壁山”。“康熙三十四年(1695)，先考妣卜葬于灵隐之莲花峰”。“康熙三十六年(1697)，先祖考妣又自黟而迁浙，卜葬于龙门山”。前后八年间，明末宏村汪氏移居于杭州的这支脉，就对三代先人三次营葬。第一次将曾祖考妣的遗体送回徽州安葬，第二次则将考妣葬于移居地，第三次却是将已经葬于徽州的祖考妣迁葬于杭州。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三次营葬活动清楚地反映了该支汪氏由定居而占籍的变化。《盐法通志》卷99《杂记三•两淮商灶学额》云：“(侨寓商人)其实有田产、坟墓在江南，与入籍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入籍”。一些县志也称：“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者准其入籍，俱为民产”。据此，可知杭州振绮堂汪氏在康熙三十四年葬考妣于灵隐之莲花峰时，便已决心入籍侨寓地。两年后，又将祖考妣“自黟而迁浙”，则是为了加快入籍的进程。该家族最早迁居杭州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元台。“文宇公(元台)以业鹾故，自黟县弘村迁居杭州，先后四世皆葬于灵隐，并于山麓建筑宗祠”。可见，该支家族在康熙末期已入籍杭州，并于康、乾之间在杭州建立宗祠。
　　这种在移居地入籍的趋势在乾隆末年以后迅速发展，这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变动的综合结果。随着徽商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客居地的定居，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地融入客居地的社会圈。为了获得当地社会的承认，汪氏的做法之一是积极参与客居地有关筑桥、铺路等的公益事业，并为之捐款。有的汪氏族人甚至以“德行”在当地被选为“乡饮大宾”。做法之二是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迁徙者为了家族中能出现做官者以及取得新居留地人的信用，再或者为了绐留居原籍的族人带来自己成功的印象，往往在客居地投资办学校。做法之三是与当地名门大族通婚。做法之四是购置土地。乾隆年间，由于政府盐政的变化致使盐业经营不振，再加上物价的暴涨带来的经济不景气，这都使产业资产拥有者面临的风险增大，而对土地投资的相对安全可靠就显得突出了。同时购置土地也是占籍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汪氏又竭力保持原来的血缘、地缘圈。他们在移居地兴建宗祠、纂修族谱，以确认建立在新定居地上的家族内的联合，以及该家族与故土、与迁徙于其他地区的同一支脉家族的联系，从而确保该家族在原有的徽商网络中的地位。如《武进汪氏家乘》，编纂者的目的是调查在太平天国之际离散在各地的家族者的居处及其状况、以及恢复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散佚了的族谱。再还有象《汪氏振绮堂宗谱》、《镇邑汪氏宗谱》、《山阴汪氏谱》那样的族谱，由于家族中出现了发迹者，甚而对整个家族的境遇都产生了影响，故以此为契机而编纂了族谱。总之，无论哪一种族谱，其编纂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寻找正在消失的历史的遗迹，而是为了确认“现在”自己家族的身份以及建立起一种新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特征对于那些以徽州为祖籍的其他姓氏的家族来说也同样具备。
　　在社会变迁中建立起来的徽商网络，在徽人迁徙、入籍的流动中更为扩大、强化，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反过来它又发挥了维护商人生命财产和利益的功效。汪氏家族的迁徙与移居活动对于明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以及太平天国以后汪氏家族的活动，将是笔者今后研究的课题。

hnnyw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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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星云

这篇文章看似还好，但同样一篇文章，这是第四次被转发到本论坛了。这样太浪费网页资源了，建议管理员选择一篇效果最好的保留，将其他三篇予以删除。

日落西山

　

　……五代末由黄墩迁于旌德县新建的第61代汪广之子汪渐……
　……所谓的“义门”，源自该族曾在北宋咸平四年(1001)得朝廷诏赐“义门”
　……关于《汪氏义门世谱》的编纂年代，也不明确，据其所载内容大致可推测为乾隆年间。
　……关于汪氏家族起源的两说，也是自相矛盾的……　　　　

　
　 　　　我阅读过的“谱”很少，但就我在上海图书馆认真阅读过《汪氏义门世谱》《义门汪氏校正世谱》来说。
　　此文“8。”　引用的“《汪氏义门世谱》”。其中就有多处错误。不知这日本人是从什么地方瞎抄来的。
　　关于此文中的错误之处。《汪氏义门世谱》中都有明确记载。五十一代　广公五代后期为避乱携子　渐公由歙县黄墩（篁墩）迁旌德新建。……渐公“善於生殖，孳蓄成群，艺植弥望，一时丰于赀，而田畴改闢，殷殷称富盛”（至宋真宗时已经有田近万亩，食口千三百馀人，十世同居（注：按现代的说法，就是不分家产，经济统一核算）的大户。经地方政府上报朝廷后，宋真宗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旌以“义门”二字。）。
　　《汪氏义门世谱》成谱于乾隆36年（公元1771年）主修：七十八世汪锦雲
　　《义门汪氏校正世谱》乾隆48年（公元1783年）旌德孙村雍睦堂奉宪校正重加刊订
　　再者，关于汪姓起源，历来《宗谱》《世谱》记载都是很明确的。
　　关于“汪芒”氏之说，只是一些学者（包括孔子）的说法，汪姓族人历来都不曾认同过。她一个日本人又知道多少。凭什么来说三道四。
　　综上几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我们理当尊重。）但希望本家们读此类论文时，多长几个心眼，不要盲目崇拜学者。要引用时，还得查阅原谱。
　　既然本家这么关心这篇文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宗亲网上转载。希望〈汪华研究会〉能组织对家谱有研究的专家研究研究此文。免得以讹传讹。

亮翁

比较赞同汪逸群的看法----------

"发表于: 2008-09-09 20:41  | 编辑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她掌握的史料有限，研究的并不深，只有部分内容与汪氏宗族吻合，权作参考，不足为据"

九华星云

一、汪氏家族的起源

在众多的汪氏族谱中，其族源及最初移居江南、徽州的记载，互有歧异。

关于始祖有二说：(1)鲁成公次子名汪，“封颖川侯，生而有文在手，曰汪，故名”。此人被视为汪氏始祖。(2)汪姓起源于夏代的汪芒之地，而汪芒即今之浙江湖州。

关于迁徙至江南的时间及经过有一说：(3)汪姓第31代的文和为汉代龙骧将国，任官会稽令，始到江南，因爱会稽的山水，遂定居于严州(今浙江淳安)。文和被某些族谱视为江南汪氏始祖。

关于迁徙徽州之始有五说：(4)汪氏第31代的文和南渡之后，定居于“歙州遂安”。(5)文和定居于“歙州黄墩”。(6)汪氏第36代的道献移居于“徽州府歙邑”，其后第41代的叔举又移居“绩溪邑登源”。(7)汪氏第41代的叔举任南齐的军司马而迁徙至“新安”。(8)汪氏第44世孙汪华值隋末因保障乡里有功，于唐初被封为越国公，管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食邑三干户。汪华即为新安汪氏始祖。

以上8说．关于文和的三说显然有误，龙骧将军之设是晋代的事，汉代根本没有此职。关于汪氏家族起源的两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我想后世汪氏各种族谱的编纂者中，肯定已有人发现了这些错误和矛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加订正，仍将关于汪氏起源的两说及龙骧将军写进族谱大事渲染呢?其理由只能作如下解释，即族谱编纂者们最关心的并非是正确记载下的事实，而是要加强明清以来汪氏族人的“认同(Identity)”。Identity不仅有“共同族源”的意思，还有确认家族“现在”的身份，以达到团结、维系整个家族的意思。最早的族谱编纂者在历代的史书中寻觅“汪”字，结果在鲁成公次子的名字上找到，于是鲁成公次子就成了汪氏族人“认同”的“共同族源”。笔者认为第(2)说较为可靠，即汪氏家族并非是由江北迁往江南的客家，他们是江南土著，是浙江北部的越人后代。隋末起兵保障乡里的汪华是土著汪氏历史上的地位最高、也是为徽州汪氏各支所“认同”的共同的、久远的、实在的始祖。至于汪华一代之前的祖先的某些说法，则可能是族谱编纂者们依据了不久前的某种程度的事实，再加上自己的创造绎衍成的。例如，汪华的祖先系由会稽移居新安之说就可能是事实。又如，在隋末追随汪华并自称与其是同族者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自湖州迁北方再返江南者的后裔。虽然这些仅是笔者的推测，不过即使仅从第(3)种明确有误的说法来看，关于徽州汪氏家族本来就居于江南的推测还是可信的。本文对汪氏的考察自汪华始。

        
        对本篇主帖文章，我以前只是粗览，没有细阅。今受三楼之帖提醒，细读了大部分内容，正如大咏本家所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主帖之文对汪姓宗谱及宗族历史的研究是肤浅的，特别是对汪氏早期历史的态度和结论，是极不负责的，是严重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