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朵云轩2016秋拍古代字画目录上，有一件未标明年代的汪氏家族文献手卷。几个月前，尘封朵云轩库房超过半世纪的这套文献手卷，在一次整理中被发现。全卷高约40厘米，全长约1100厘米，由19件文本或手绘人物像组成，卷前、卷后均无题跋，以纸本、绢本合装为一个完整的手卷。从文献纪年时间看，最早是初唐，最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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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朵云轩2016秋拍古代字画目录上，有一件未标明年代的汪氏家族文献手卷。几个月前，尘封朵云轩库房超过半世纪的这套文献手卷，在一次整理中被发现。全卷高约40厘米，全长约1100厘米，由19件文本或手绘人物像组成，卷前、卷后均无题跋，以纸本、绢本合装为一个完整的手卷。从文献纪年时间看，最早是初唐，最晚在南宋末。
中国是家谱大国，在目前我国发现的家谱中，现存时间最早的是宋内府写本《仙源类谱》，且只有残本。朵云轩库房中的这件汪氏家族文献手卷，是否有可能为改写中国谱牒史的最早家谱?在11日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海图书馆原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王鹤鸣以8个字评价：“大开眼界，大吃一惊。”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馆藏家谱有3万余种、30余万册，共计近400个姓氏，收藏的家谱覆盖全国27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
王鹤鸣介绍，在这3万余种家谱中，上图馆藏宋本仅有《仙源类谱》残页，明本有1000多种，其余大量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而在1000多种明代家谱中，以徽州地区最多，可见该地区非常重视修制家谱。而在朵云轩库房发现的汪氏家族文献手卷中的《汪氏统宗世谱之图》(残本)记录的就是南宋建炎前越国公汪华后裔的迁居婺源、祁门两县各乡的状况。
此手写文稿与现存汪氏谱牒中的刊印文本互相参看后，发现两者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唐后期汪氏族人汪芬所撰《汪氏谱叙》一文，现存众多汪氏谱书中均有转录，今人一致公认是现存最早的汪氏族谱序文。不过，今存文本存在不少因传抄而产生的文字差错，更有对始祖来源表述不一的现象，写本称汪氏起于“颍川”，明隆庆四年的《汪氏统宗正脉》一书则称源自“平阳”。再如苏轼(款)《唐越国汪公传》一文中，记载汪华妻钱氏生子八人，而后世汪氏谱牒均称有子九人，多出的一人幼子“汪建”，却并无详细生平记录。此次发现的《汪氏统宗世谱之图》则明确记录汪氏起于“颍川”，汪华妻钱氏生子八人。
除了《汪氏统宗世谱之图》外，其他文献还包括，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九月《敕封汪华诏书》朱书残本、唐汪芬《汪氏谱叙》、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三月《勅赐进士及第汪应辰》、约绍兴十八年(约1148)《勅侍御史汪勃》残本、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十二月《勅兼知枢密院节度使醴泉观使汪澈》、宋宗室赵汝愚淳熙十年(1183)四月《端明学士汪公传》、北宋苏轼款元祐二年(1087)三月《唐越国汪公传》(疑抄本)、南宋周必大款的《赞语》(疑仿本)、佚名绢本手绘《唐越国公遗像》等。
从外观上看，手卷裱工较为简朴，部分裱边或衬纸因年代久远，已经脱浆散开，但所有文献均仍保持装裱时的旧貌，在有些文本上，还明显看得出多次装裱的痕迹。这些现状表明，此卷现有内容并非在同一时期内产生的，而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逐步积累后，再重新组合装裱的。
“《汪氏统宗世谱之图》中的‘统宗世谱’是很有时代特点，也很复杂的说法”，上师大教授钱杭指出，根据现有研究，
宋朝重建宗谱，到了明代大量出现“统宗世谱”的说法，若此件《汪氏统宗世谱之图》被证明为明代之前的家谱文献，则将谱牒学研究向前推进。“需要做文本对文本的研究，比如证实其中地名的称法是在明代以前就出现的，这种研究是可以进行的。”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亦认同，要打破“统宗世谱”的明朝界限，还需大量研究支撑。
这套手卷是原朵云轩门市部古玩收购部(今属朵云轩集团古玩公司)于上世纪60年代前半收入库房的，但具体收购经过——当时来自何人、是如何收购进来的，已难追寻。可以说，这件家族文献目前尚存在大量待解的“不确定”。而其“身份”一旦确定，将对汪氏历史、谱牒文化，乃至古代书法艺术、造纸和雕版刻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何种影响，不仅是拍场上的“好戏”，亦值得学界关注。
发表于 2017-1-1 20:39:42
发表于 2017-1-5 18: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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