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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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禧成，铁道信号工程专家，教育家，我国铁道信号事业的开拓者。他最早提倡运、机、工、电设备合理配置，以提高行车效率；首先指导双线机电联锁闭塞（今称半自动闭塞）工程；组织创建新中国铁路第一个进路式继电集中联锁工程—粤汉线衡阳站，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他倡议在高校创办铁道信号专业和铁道信号器材专业，为我国铁路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汪禧成，字孟贺，别号道中。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５日出生江苏无锡。父汪廷襄，３０岁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参加辛亥革命，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调查科长。汪禧成自幼聪颖，１９０９年无锡俟实小学毕业，１９１１年常州中学毕业，１９１８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现上海交大）土木科毕业，被公派留美。他选了当时在我国尚是一片空白的铁道号志（今称信号）专业。同年９月到美国通用号志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实习铁道号志制造一年，在孔勃伦（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油管公司实习测量制图５个月。翌年担任留美南洋同学会（今交大校友会）秘书，１９２０年任副会长。同年到美国联合号志公司（Ｕｎ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 ＆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实习机械联锁与电空集中联锁设计及安装工程。在实习中他对使用多族曲线服从双曲线函数分布的各种参数轨道电路送、受电端电流变化规律在实践中进行定量分析发生兴趣，为此，汪决心进一步充实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随入康乃尔（Ｃｏｒｎｅｌｌ）大学深造土木及电机，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曾获校英语演说第一名。１９２１年７月以《铁道行车控制的研究》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坚定了他终身从事铁道号志与行车及站场相结合，以提高行车效率的志愿。为取得实践的验证，他又在美国雷定铁路新泽西（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实习电气集中及自动闭塞工程６个月，于１９２２年１月返国。在美学习４年，养成了他从实践出发，追求先进技术，热情工作，善于利用数学理论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
　　汪禧成回国后，被派到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任调部办事，兼铁路技术统一委员会会员，从事铁路行车控制技术标准规章的审定工作。他深深了解中国铁路建设沿用各国借款，各自为政，标准差异极大，很有统一的必要。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５日汪禧成调京奉（现京沈）铁路山海关扬旗处（今信号工程处）任副稽查，负责创办号志，包括制图、建厂、建工程队及在铁路局工务处下设号志所。由于京奉线系英国借款构筑，总稽查由英国人山海关桥梁厂长鲍孟兼任。汪禧成致力于厂内扩充道岔、号志车间，使之能供应Ａ型机械信号器材，且倡议“终点运输制”（或“重点运输法”），即集中在终点站上办理编组列车与配车，而沿线小站则要减少编配作业，并分级标准化以加速货物到达及机车车辆周转。为此曾建议凡列车直进弯出的小站须提高信号可靠性。并改为直进直出，以减少轮缘磨耗并提高过站速度，获取经济效益。为此引起鲍孟所忌，曾限制汪禧成行动。１９２３年正稽查英国人柯乐泽（Ｃａｒｒｕｔｈｅｒｓ）来处，并携带３２具双线机电联锁闭塞机进行施工。第一站秦皇岛完工后，柯因公伤骨折休养，由西屋公司泰格特负责区间，汪负责联锁。１９２５年工程进展到滦州，鲍孟因酗酒被撤职，改调泰格特代理。１９２５年９月起汪任京奉号志副工程师，负责唐山到山海关间双线机电联锁闭塞工程，１９２６年全部完工，使京奉路运量增大。转而研究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及北京前门站总号志。通过工程实践，汪确认：在采用机电联锁闭塞的双线区间，装设轨道接触器以反映列车到达和区间锁闭解除的真实情况是可行的。此外，他还深刻认识：轨道接触器安装位置适当与否，对行车安全和运输效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后来，汪将有关的设计计算及工程实践的经验、体会，撰写文章在英文版的《中国铁路季刊》上发表。１９２７年夏洛格特回英，同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京奉路关内与关外分裂为二。汪在关外，完成了山海关、皇姑屯、大虎山等单线号志工程。１９２９年张学良入关，京奉路又统一改称“北宁”铁路。汪以号志工程师移驻新河总管全线。汪为培养接班人引用交大毕业生杨恪专攻区间设备，齐植概专攻机械联锁。曾发明“机械信号互锁冗余联锁方阵表”以减少人为错误，被英国采用并列入教材。１９３０年海河土匪猖獗，１９３１年５月汪收到恐吓信被勒索２万元，铁路局派４名卫兵保护。汪因工作困难于“九•一八”事变前辞职。
　　１９３２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为改进京汉铁路号志，派汪任汉口京汉铁路工务处技术课长。负责冯村及新乐二处桥梁建设工程，１９３４年７月调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技术标准审订委员会主任技术员。１９３７年３月升专任委员，掌握全国铁路工务、号志及电信技术标准与规范等工作。１９３６年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如由他经手规划的粤汉全线通信工程，材料已到正待施工；胶济铁路张店（今淄博市）的驼峰调车场及博山、青岛、济南三方向联络线的自动闭塞工程，铁路局已批准并选派了专人主持；陇海线全线比利时庚款号志工程正拟审定；将沪宁线沿用的双重进站号志改建为远方号志（现称预告信号）及通过号志的建议已被采用；拟设计及组织调度集中控制工程等，均为“八•一三”淞沪战争所迫而停顿。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铁道部于１１月迁汉口，汪出任简任技正（相当于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迄至１９４７年，他一直主持铁道号志工作。日机狂炸武汉后，铁道部技术厅１９３８年迁桂林，汪参加新路工程处，审核湘桂、湘黔、叙昆及滇缅铁路建立号志计划并代理技监。在日军狂炸桂林后，技术厅迁重庆与交通部合并。汪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在昆明川滇铁路公司号电室工作，组织领导利用美国进口旧钢轨设计制造岔心、尖轨、转辙器等及设计昆明总站、叙府等站线路布置及电信设备。其间汪还奉命设计海防到河口的滇越铁路号志工程，在工余为技术人员教授法语，为到越南工作作准备。日军攻占海防，叙昆铁路因此停工。１９４０年汪回重庆兼中国运输公司董事会秘书。１９４１年３月兼交通部综合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秘书，既审查设计又考核交通部各附属单位的业务状况。当时打开海外通道极为重要，只有缅甸一条通路，而滇缅公路运输能力又不足。滇缅铁路正由四个工程局分段施工测量，并设督办公署（今总局），由部长曾养甫亲自挂帅。候家源拟设扬旗处，汪力主设行车效率工程处，被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采纳。随调汪兼滇缅铁路督办公署技术委员会委员、行车效率工程处总工程师、处长。该处于１９４１年７月开始筹备，１０月迁云南弥渡办公。汪提出技术科下分设运量、站场、电气号志、机械号志、电信、电力等６个股，并明确分工协作，先搞好站场设计，再搞好号志设计。这种组织系统，反映了铁路号志控制系统与控制对象的辩证关系。即先对控制对象——车站上列车运动规律进行充分了解，在站场设计基本合理的前提下，再加合理的号志设计，这样的号志控制系统，才能正常运转以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行车效率。这也是他不用号志工程处而采用行车效率工程处的明确认识，奠定了铁路行车效率工程的基本学科内涵与发展方向。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澜沧江桥进入缅甸，工程被迫停工。１９４３年３月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汪任委员兼主任秘书、讯号处总工程师、处长，筹划驱逐日军后各线铁路号志５年复兴规划，同时兼中央大学的特约教授，讲授铁道号志工程。汪禧成对学生说：“搞好铁道号志设计，首先要从便利运输出发，搞好站场轨道布置，即根据目前运量设置轨道，预留将来发展余地，主要是隔离高速行车与低速调车活动，然后控制制动距离与平均化区间行车时间，简化各种运量的沿线轨道布置，注意标准化，以提高行车效率”。他进一步阐明了行车效率工程的条件和要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交通部迁往南京。１９４６年２月汪被调兼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号志主任工程师，与美国号志专家费尼（Ｐｈｉｎｎｅｙ）合作，草拟全国主要铁路线号志工程与新建计划；调研旧有工厂号志设备制造能力，准备由美国贷款进口号志器材恢复生产。在设计沪宁线调度集中的自动闭塞完成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美国马歇尔主张停止借款，工程计划团撤销，汪不得不转入私营中国号志公司。１９４７年３月他辞去交通部简任技正，转中国建国公司，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公司结束，同年１１月任外资麦可洛（ＭｃＧｒａｗ）公司铁路号志工程师，办理审核美国贷款１１００万美元，以购置浙赣、汉口及株洲机厂材料。在南京解放前，交通部迁广州。汪禧成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不去台湾。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７月上海铁路局聘他为专门委员，同时被聘为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研究上海铁路枢纽规划。１９４９年９月到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间被铁道部聘为电务局专家。在审定我国第一版铁路行车技术管理规程时，他提出将提高行车效率列入铁道信号设置目的条文中的建议得到采纳。同时他还兼唐山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并创议建设铁道信号专业。从此汪为培养铁道信号人才而感到庆幸。为支援解放大军南下，基建计划中列有郑州枢纽站继电联锁工程项目，而郑州枢纽线路布置当时还是过去封建割据局面形成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列车运转秩序紊乱，时常堵塞，影响列车运行。石志仁副部长召集郑州局及有关局会议，请汪禧成主持进行调研，经大量调研材料分析论证，他提出郑州站须彻底改建，并拟定了总体规划方案，但因工程浩大难以进行。随后他又对株洲、衡阳及广州枢纽进行研究论证，认为衡阳站经局部改造后，即可装设进路式继电集中联锁设备。提高行车安全和运输能力。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汪被聘为铁道部设计局顾问工程师。同时，经铁道部批准，衡阳站改造工程计划实施，由汪主持组织信号及器材设计班子。衡阳站改造工程遇到重重困难。信号工程建设在一缺器材，二无设计，三少资金的条件下，他奔走于北京、上海、衡阳等地，动员学校、现场、信号制造厂的工程技术人才，报效祖国；呈部取回海关扣压的中国号志公司从美国进口的铁路信号主要器材，并进行仿制。他还动员刚从美国回国的朱琪昌工程师奉献出自己的专利。该专利产品能使进路上道岔逐一转动，而不是一齐动作以节省电源，因采用了最新网络状联锁结构，可少用继电器达１／３，而且提高了可靠性。衡阳铁路局组织施工，工程完成后，衡阳站的进路式继电集中联锁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汪禧成在铁道部工作期间，一直主张：“尽量采用行车效率工程与铁道通信、信号技术以提高运输能力，尽量推迟建设双线以缓解对钢轨的需求，以节约投资费用，适应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生产力发展。”这些主张很有远见，非常符合当时国情。１９５１年９月，唐山工学院铁道信号专业并入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１９５２年全国院校系科调整，北京铁道学院铁道信号专业并入哈尔滨铁道学院，汪随即调入哈院继续任教。他第一次开出机械化驼峰与轨道电路两门课，并发表了轨道电路图解教学法研究论文。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哈院电信系并入北京铁道学院，汪任电信系二级教授，继续参加轨道电路教学工作及继电半自动闭塞研究。１９５４年苏联专家艾列尔来校帮助工作，为解决那时教师学习逻辑代数的困难，汪开出简明扼要的“矩阵运算工程”课程，提高教师们深入定量运算概念的水平。在苏联专家讲课基础上，他与黄宏嘉、吴文泷等教授合编了《自动控制与远程控制理论基础》教科书。
　　１９５７年汪禧成参加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９年起历任北京市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１９５８年他确认为教授（高教二级）兼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主任，时已花甲之年，但举贤荐能不遗余力，与党总支书记协作无间。１９５９年他还亲自起草及修改系工作总结，传达学校教学会议精神，强调协作贯彻教学计划精神。１９６０年在铁道部电务局召开的专业设置会议上提出工厂搞科研的优越性，建议成立铁道信号器材制造专业，该专业成立后，招生三班，学生亲手做成安全型继电器模型及组匣式电气集中，大大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后又在电信系设立信号工厂为学生实习创造机会。“文化大革命”中，在参加劳动之余，仍努力从事编写《运算微积引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突然中风，卒于北京积水潭医院，享年８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