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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31 11: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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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尧田１９１８年出生于安徽全椒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高祖汪鎏为清朝一大诗人，著有《卅春试草》、《空谷传声》等书传世。祖父辈亦多为前清的饱学之士。祖父汪文鼎，是清末的廪贡，民国时期出任过地方财政局长、全椒中学校长；大伯父汪开栋，清末庠生，后留学日本与董必武同学，回国后曾任宣城县知事、芜湖县县长、省教育厅主持留学生工作的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汪尧田至今记得，三叔祖父汪文绶家大门前挂有“进士及第”字样的大红灯笼，还建有面积颇大的“南园”，园内有荷花塘和小亭阁，树木花草四季常青，县里有名气的诗人，常在园内聚会。而让汪尧田更难忘的是小时候常去园内抓蟋蟀、打麻雀。
汪尧田的父亲汪开樾在家中排行第九，偏爱绘画艺术，常常做出一些标新立异的事，追求新潮，崇尚西方文化，长期在凤阳师范和滁县中学教美术课，精于国画。那时摄影还没有普及，也有请汪开樾画像留念的。汪尧田至今还保留一幅父亲绘的国画。汪尧田认为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喜好的因子，而母亲的品德修养和对人生的态度给予他的影响更为深刻。
汪尧田的母亲叶氏也是全椒一书香门第的闺秀，她的父亲大半生的时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在清末被选为“孝廉公正”。叶氏是长女，自幼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熏陶，幼时曾在滁县进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获得一些新知识，是位未缠脚的开明女性。１９世纪末，叶氏嫁到汪家，共生三男三女，汪尧田是老二。汪尧田出生时，这个曾经人丁兴旺、门庭显赫的大家族已开始走向衰落。
母亲是位善良贤淑的女人，对公婆极尽孝顺，婆媳、妯娌之间从无不和迹象。父亲常年在凤阳、滁县教书，只有寒、暑假才返回，母亲从无怨言。汪尧田记得寂寞的母亲有时吟咏唐人诗句，如“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以表心境。汪尧田８岁那年，他和哥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只碧绿的玉镯，交给母亲后，母亲牵着他的手，一户一户地询问，问过近百家终于找到失主。
母亲又是位勤劳俭朴的女性，她不仅操持一般家务，还在院子里圈养了猪、鸡、鸭、鹅等。此外，每年还养许多蚕，从蚕子孵化成幼蚕到蚕宝宝长到身体明亮，移到干黄的麦杆上吐丝结茧这一过程，汪尧田记忆犹新，当时每年卖蚕茧的收入是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
汪尧田启蒙时，家族已无力供养教书先生了。６岁时，他只好跟着大哥到私塾去读书，大哥汪通祺自幼学习就好，祖辈又看重长孙，特别爱护。而汪尧田从小就顽皮，读私塾时常有逃学摸鱼养鸽子玩鸟之举，母亲对此虽有忧虑，但还是很喜爱他的。
随着家中的几位老人相继谢世，父亲又患肺病不能去工作，汪尧田读初中时，家境越发困难了，举债度日，无钱还债，只好当卖房产。他们从瓦房迁到后面的草房，最穷时常常向亲戚借米充饥。年轻时“不学无术”的父亲为人诟病的绘画手艺，居然成了维持家中生活的全部来源。年龄不大，但也变得老成的汪尧田为了把父亲的画作一元钱一张卖出去，开始注意到利用人们节日装点居室的需要和妇女、青年偏爱新潮的心理进行推销。就这样，靠父亲的绘画他终于读完了初中。１６岁那年，肺病终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汪尧田不得不辍学开始谋生了。
１９３５年，陶行知推行教育救国活动，在凤阳招考农村短期小学教师，开展扫盲运动，汪尧田被录取分配到全椒百子楼以破庙当教室的乡村学校，除了一名打钟的工人外，他身兼校长、教师和总务等多职。仅有的教具是一块青石黑板，学生是那些年龄甚至超过自己，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农民。教材自编，农闲教课，农忙放假。每月工资１２元，加办公费３元，其中半数交给母亲用于维持全家生计。每到发工资的那天，母亲总是站在那坡上的路口静静地等着他。从母亲那期望的眼神和在微风中飘动的白发里，汪尧田体味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子。
汪尧田初中毕业时，曾因英语不及格被校长扣发毕业证。可是１９４７年留学美国读硕士、博士的汪尧田，在华盛顿大学遇到了也去读书的那位中学校长，真让那位校长大跌眼镜。是什么原因使汪尧田这样转变了呢？开始是家境的衰落，继而是母亲对他的信心和期望。他在百子楼小学，一边教课，一边开始刻苦自学；并向一位美国传教士求教英语，一本英文版《富兰克林传》成了他的精读课本，不仅英文水平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书中主人翁富兰克林自我奋斗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他、鼓舞着他。富兰克林为青年汪尧田的人生道路开启了一扇追求光明的窗口。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汪尧田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很快日军攻陷南京，难民涌向全椒，百姓纷纷外逃。这一年，年仅１９岁的汪尧田决定携母亲、弟弟、妹妹共６人，跟随大舅父一家离乡背井，长途流浪，奔赴陪都重庆避难。此前，哥哥汪通祺已流亡到了重庆并在复旦读书。临行前，感慨万千的汪尧田赋诗一首作别故乡：“烽火弥南北，家国难千重。男儿志四方，安能蛰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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