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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汪家的一位贤妻良母 ——记母亲方青不平凡的一生 汪大绶
在江西乐平，我们儒林汪家是“十代书香”的家族。我的母亲方青（1908——1982），乳名采春，1925年从景德镇嫁到乐平，与父亲汪璠结为伉俪。在此后57年的共同生活中，母亲鼎力支持父亲从事的陶瓷事业，弘扬儒林汪家注重读书育人的传统，为养育子女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父母亲的一女九子中，有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编审、主任医师、司局级公务员和国际汽车专家。母亲不愧为儒林汪家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教子有方、功绩卓著的贤妻良母。 （一） 我的父亲汪璠（1905——1990），江西乐平人，我国著名陶瓷专家。早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攻读窑业，1930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创办江西省第一家省营瓷厂——萍乡瓷厂，任厂长；创办全国第一所陶瓷高校——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任校长兼教授；创办郑州机器制造专科学校和郑州瓷厂，先后任副校长和副厂长，为我国陶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在陶瓷事业上一显身手，得益于母亲几十年的相助。早在1925至1930年，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母亲便放弃自己的学业，作出牺牲，毅然赴日照顾父亲，同时照顾一起在日本留学的二叔、三叔。时隔60年之后，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三叔汪 王宣撰文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留学，兄弟三人和大嫂共四人，租了一幢房子合住，大嫂为我们做饭，这样可以省不少伙食钱。大哥把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家’命名为‘建乐别墅’，含有将来回国建设桑梓的意思。托大嫂的福，我们吃的又好又省钱。一家四人过着愉快和谐的生活，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父母亲感情非常深，配合非常默契。父亲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陶瓷事业，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母亲就把家庭的担子全部挑起来，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1983年1月，父亲在全家追忆母亲功德时动情地说：她是我最亲密的伴侣，最得力的助手。她对公婆照顾非常好，老人很满意，都认为她很能干，是个好儿 媳。我们有十个子女，她没有让我为孩子洗过一次尿布，也不让我做饭，总认为这是她应做的事。我喜欢吃什么，她一清二楚，总是想着让我吃好一点。她确实很聪明，什么事都做得很快，很泼辣。妇女中像她这样能干的人确实很少。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母亲抱定终生与父亲同甘共苦、同生死共患难的意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南京危在旦夕。父亲当时在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供职，为了逃避战祸，母亲一人带着两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二儿大绶、三儿大经），仓皇由南京乘船回乐平老家，兵荒马乱，船上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足之地。父亲本打算亲自护送，但母亲顾全大局，为了不使父亲的工作受到损失，坚决不要送，独自历尽苦难，把两个孩子平安带回乐平。这就使父亲得以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之前轻装逃离，避免了一场灾难。1944年4月，日寇侵占萍乡，上埠危在旦夕，地处上埠的萍乡瓷厂决定向职工发遣散费，自由返乡，以策安全。当时任厂长的父亲，要安排瓷厂的善后工作，不能离开。母亲便一人带着六个子女，晓行夜宿，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老家乐平，结束了这次逃难。1952年“三反”运动时，在景德镇，因为父亲是陶业专科学校的领导，就被当成“老虎”（贪污分子）打。当时母亲在乐平，生怕出什么事，非常焦急，坐立不安。后来搞清楚了，父亲是清白的，不是“老虎”。经过这次冲击，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便由乐平搬到景德镇，把乐平的住房也放弃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受到很大冲击，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扣发工资，强行安排下车间砸石头，并株连到子女。但母亲相信党的政策，处之泰然。她看到父亲情绪不好便随时安慰，给父亲解释不要怕，也让子女相信父亲，安慰父亲。看到父亲吃不下东西，便想方设法弄点好吃的给父亲吃，同父亲相依为命，使父亲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直至平反官复原职。对此，父亲曾感慨地说：“我曾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问题不大为什么自杀？其中有的是因为家庭没有温暖，受到冲击得不到安慰，甚至内外夹攻，所以走上绝路。我能够平安度过十年动乱，这与家庭给予的温暖分不开。” （二） 母亲铭记儒林汪家“先世贻谋在五车，树人休负读书家”和“求志只凭书尽读，论交须与德为邻”的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父母亲早就制定了规划，要让十个子女都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也决不动摇。1944年，我们家从萍乡逃难回到乐平后，家庭经济困难，祖父不想让我姐姐静娴上高中。父亲此时又滞留在萍乡处理善后工作。一心想上学的姐姐非常伤心。在这关键时刻，母亲当机立断，千方百计去借钱，使姐姐得以到景德镇天翼中学上学。有了这一步，才有姐姐以后上北京大学，为众多弟弟们的学习和成长起到了表率作用。解放初期在乐平，我们全家十多口人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负担很重。为了度过难关，保证子女入学，母亲不顾面子，不顾劳累，在家门口摆摊卖稀饭，挣一点钱接济家用。当时二儿大绶、三儿大经在乐平中学读书、住校，为了节省开支，母亲不让在学校搭伙，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早上步行数里往学校送稀饭。1951年秋天，大经一次在野外赤脚玩耍时，不慎被蛇咬伤，脚背上留下了三个牙印，红肿疼痛。当他哭哭啼啼回家后，邻居都围拢来察看，不知如何是好，有人主张用水烟筒里的水消毒。在这紧急时刻，母亲果断地领着大经到乐平卫生院去诊治，免除了后患。母亲遇事沉着冷静和相信科学的态度，在子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4年以后，我们兄弟中，同时有三人分别在武汉、长沙和上海上大学，四人在郑州上中小学，只靠父亲工资供上学很困难，母亲就想出了大的带小的、一个带一个的办法，让已经大学毕业和参加工作的子女分担学费和生活费，保证所有子女完成学业。“文革”期间，我们兄弟中有四人“上山下乡”，其中六弟大纯下煤矿，九弟大总去农场，七弟大纵、八弟大结到河南信阳农村插队落户。在这时候，尽管由于扣发父亲的工资，全家仅靠36元钱维持生活，但母亲对几个在外工作的子女没有提过什么要求，只是要我们每月给插队的弟弟寄五块钱。母亲的用心是要我们兄弟经常保持联系，永远不要忘记互相关照。想起这件事，我们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母亲具有远见卓识。她从不拘泥于“父母在不远游”的世俗，从不要求子女永远留在身边。一旦我们长成，她就让我们走向社会，开创自己的前程。1951年，党中央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保家卫国，母亲深明大义，写信给乐平中学，支持不满16岁的二儿大绶报名参军。在解放初期，有这种思想不容易。旧社会流传一句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而且当兵相当艰苦、危险。母亲非常疼爱子女，但仍能做到一事当前，以国家利益为重，送子参军，奔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1964年，父母亲鼓励从同济大学城市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五儿大绥去江苏连云港赴任，说连云港是一个广阔天地，相信大绥能适应环境，做出成绩，并特意带大绥到郑州艳芳照相馆合影留念。大绥铭记父母亲的教诲，踏踏实实地在连云港工作了15年，1979年调入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后，又取得了显著业绩，成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荣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81年，母亲已年逾古稀，重病缠身。此时，幼弟大总硕士研究生毕业。从感情上说，母亲无疑是强烈地希望大总留在国内、留在身边工作。可母亲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迟疑地支持大总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大总没有辜负父母亲的嘱托，1985年以全优的成绩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世界最大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并倡建美国大底特律中国人协会，担任首任主席，现任通用汽车公司北美轿车集团汽车整体设计、分析、模拟总监，被华中理工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母亲教子有方。同父亲一样，母亲对子女也是爱而不宠、严而不厉、管而不束，着重于启发与疏导。在萍乡上埠时，母亲对长子大纲的学习最操心。那时大纲兄很贪玩，不用功，成绩时好时坏。母亲十分焦急，总是苦口婆心进行教育，不时用儒林汪家的家风来勉励大纲兄，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读书的人家，怎能出一个“败子”呢？正是在母亲的长期教育下，大纲兄才逐步地用功起来，进入高中后就没有让母亲再操心。1948年，大纲兄考取北京大学发榜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她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为此，她特意在家里请客，以示庆祝。母亲疼爱孩子，但决不护短，无论发现子女有什么缺点，从不轻易放过，而是慢慢开导，晓之以理。50年代末在湖南湘潭，父母亲发现四儿大绩对功课有所偏废，不喜欢政治课，便告诫大绩：中学课程是基础，都很重要。学不好政治就没有理论根底，不会做人，不懂得爱国。寥寥数语，使大绩悟清了道理，也就暗下决心，认真改正，后来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60年代初，父母亲的一女九子中，六个已经参加工作或正在上大学，开展了一次异地和诗活动。母亲看到幼苗成林，倍感欣慰。于是，提笔写了一首题为《期望》的诗勉励子女：“一女九子六成林，异地和诗心连心，期望诸儿倍勤奋，建功立业为人民。”我们曾向父母亲请教教育子女的方法，他们谈了三点感受：一是身教重于言教，做父母的光说不行，要以身作则；二是主次要分清，原则问题要管住，不能马虎一点，次要问题不要管得太多；三是父母要取得一致，为教育子女多费点脑子。 （三） 我曾祖父丹甫公留下了“立德功言三不朽”的诗句，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万世长存。我深切感到，同父亲一样，母亲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是楷模，为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母亲具有好学上进的可贵精神。尽管家务非常繁忙，母亲仍然一辈子酷爱读书，床头总放着各种各样的报刊书籍，忙里偷闲仔细阅读，几十年从不间断，以致不得不戴上高度近视眼镜。母亲关心国内外大事。多少年来，每天的新闻联播是母亲最喜爱的节目，即使在病中，也坚持收听收看，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每个子女从小就养成了爱看书和关心时事的习惯，为日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不断的学习，使母亲有了渊博的知识。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学龄前，常常坐在小板凳上仰着头，一边看母亲做饭，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还教我们背诵简单的唐诗，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进行讲解，设法使我们懂得其中的含义。我们后来喜爱古典诗词，得益于母亲的启蒙教育。即使到了晚年，母亲记忆力还是那样惊人，思维还是那样敏捷。父亲曾称赞母亲说：“她确实聪明能干，我们儿女的智力都比较好，同她有很大关系。” 母亲具有勤奋工作的优良作风。解放后，母亲满怀激情，不再局限于家庭的小天地，而是负起教育子女和参加社会工作两重责任。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母亲积极参加街道工作，而且主要是做知识分子家属的工作。她四处奔波，不时家访，了解情况，调解矛盾，促进安定团结，还热心帮助家属介绍工作，到工厂去上班。出色的工作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使她无论在湘潭，还是在郑州，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博得了群众的尊重和信任。1956年曾光荣出席湖南省湘潭市烈军属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荣获了奖章。后来，由于健康原因，母亲不再担任社会工作，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群众多做好事。 母亲具有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她对亲友、邻居，对父亲的学生、同事都很热心，喜欢帮助人。只要同她接触过的人，没有不受感动的。30年代在南京，舒翼表叔当练习生，月薪只有18元，母亲就让表叔在家里吃住，只要有困难就给予帮助。所以表叔总说我母亲厚道，非常感激，念念不忘。40年代在萍乡，有个陈嫂子，脾气有点怪，大家都不理她。她就总是跑到我们家里来，母亲每次都热情接待，同她说家常话，让她吃饭，拿钱给她用。后来她临终时留下遗言，让她的儿子千万不要忘记汪师母这样的好人。1944年我们家从萍乡回到故乡乐平后，亲戚甚多，人来客往，川流不息，当时父亲在景德镇供职，全靠母亲来接待。因为母亲热情好客，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客人中有从后港汪家、石峡汪家来的农民，他们进城办事常来家里歇脚，母亲从来不嫌他们“土气”，总是热情接待，倒茶递烟，招待吃饭，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所以后来父母亲去后港和石峡汪家时，家家请吃饭，吃了这家到那家，非常热诚。1996年10月，我从北京回乐平出席“洪皓马端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第十七届年会”时，许多乡亲仍对我父母亲的为人赞不绝口，充满感激之情。我曾作了一首题为《吾母》的诗，表达对母亲的敬仰：“儒林自古出秀干，今朝尤有青胜蓝。慈母教子效孟岳，功载家史英名传。” （此文根据我们姐弟十人提供的素材综合写成） (原载2002年5月28日《乐平报》) | 
发表于 2006-7-11 10:10:39
发表于 2006-7-11 11:4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