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姓远祖——周公

汪兴吾

周公庙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因封地在周,称周公,后封鲁国,但未到鲁即封.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制礼作乐,建立了周代的典章制度.1981年复原塑像,1984年复原神龛.周公庙大门,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重修.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刻立,位于大门内西墙上,与"经天伟地"坊相对.

汪兴吾

这是一个屡屡被人道及的传说：

    周初大分封之后，姜尚问周公姬旦：“您怎样治理鲁国？”

    “尊尊而亲亲。”姬旦道，又问姜尚：“您如何来治理齐国？”

    姜尚直言相告：“尊贤而尚功。”

    这个传说见诸《淮南子·齐俗训》，又见乎《汉书·地理志》。它真实地道出了齐、鲁两国在建国方针上走两条不同道路的状况。

    “尊尊而亲亲”即以礼治国。

     礼者，何也？这是一个妇孺皆知而又甚为模糊的概念。古往今来，国人大多是从他们言谈所需要的某个层面或某一角度来定义礼。最为他们所乐道的，是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分。司马光就曾说过：“礼莫大于分。”（《资治通鉴》卷一，威列王二十三年）这种观点尚停留在对礼的表面认识上。

    《礼记·礼器》中有一句话：“先王之制礼也，有本有文。”这话不大引人注意，却最切中礼之义。“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乃礼的内在特质；“文”，指揖让周旋的仪式和用来行礼的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礼的内在特质有二：神秘性和伦理性。

    古时，人统治人的世界被歪曲成神统治人的世界。礼最初的作用，是事神以祈福祛灾。《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求福也。”许慎是东汉人，他的诠释是否合乎礼最初的功用？回答是肯定的。在甲骨文中，礼的写法是两块玉放在器皿中，象征人向鬼神有所奉献。这与《说文》的释义是相同的。

    这里的“甲骨文”指于殷墟出土的那一批。殷墟出土物，诸如甲骨文、人殉人祭等等，大都可归到“巫鬼”这一主题之下。孔子“殷人尊神”一语（《礼化·表记》），在考古学上得到印证。
商人在子虚乌有的鬼神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然而，商朝最终是被人推翻的，商人自诩天之骄子，为什么上天却一改初衷，让虔诚的信徒败亡？从这些思考中周人悟出一个道理：事神敬天之外，更要注重人的力量。

    于是，在周礼中，伦理性被强化。

    这个划时代的转变主要归功于周公姬旦，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对周礼的修订——这便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周公“制礼作乐”。

   内容须靠形式来表达。礼的内在特质——神秘性和伦理性——是藉助揖让周旋的仪式和行礼时陈列的各种器物而得以表达的。对此，宋人欧阳修说过：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这些伦理道德，具体体现在居处、动物、舆服和饮食上。此话一语中的。而体现的方式，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分。

    鲁国的“尊尊而亲亲”治国方针，正是礼治。“尊尊”，就是尊敬应尊敬的人，讲的是尊卑贵贱有序；“亲亲”，即亲爱应亲爱的人，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之类的伦理道德。“尊尊而亲亲”是礼治的另一种说法。

    周礼是周公姬旦修订的，子循父道，以礼治国，对伯禽来说，那是一种必然。伯禽在鲁，全力推行周礼。后世子孙，亦不遗余力。于是乎，茫茫神州，千百诸侯，鲁成了礼治的样板。及至春秋，礼崩乐坏，周礼趋于冰消瓦解。当此之时，独鲁坚持礼治，令万邦瞩目。外地人至鲁，不去观看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

    公元前540年春。鲁国都城曲阜。

    韩宣子奉晋君之命来访向鲁昭公通报了晋国的情况。然后，慕名去观览鲁国的礼乐典籍，不禁叹为观止：“周礼都在鲁国了！”

    于是，泰沂山地西南脚下，洙泗流淌而过的这一方水土，成了礼治的最后保留地。

   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

    鲁地处内陆，没有齐国那样发展海上捕捞、煮海水为盐的条件。但鲁地土壤肥沃，洙、泗足资灌溉。再者，重稼穑尚耕织，也是姬周人的传统。在传统与自然条件的双重驱动下，鲁人男耕种，女纺织，走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商业活动也是有的，但开国三四百年间，一直微不足道。自春秋中叶以后，行商坐贾才渐渐多了起来。不过，直到社稷倾覆，鲁国的商业也未能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与齐相比，更是黯然失色。齐国各种样式的刀币，迄今仍在大量出土。而鲁国是否铸过货币，至今仍令人怀疑。

    这是以礼治国必然态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如此，联结人际关系的，就只有礼这一条纽带了。否则，像齐国那样，工商立国，粜籴买卖，逐利赚钱，礼义势必要淹没于“铜臭”之中。
礼治与耕织，成功地塑造了“道德型”的鲁人。

《庄子·盗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尾生的人，一日与某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大雨瓢泼，桥下涨水，却不见那女子来。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水越来越大了，他抱着桥柱，不忍离去，直至淹死。

    这个尾生，据汉人高诱考证是鲁地人。

    廉如鲍叔，孝如曾参，勇若孟贲，信如尾生。

    尾生成了忠信的楷模。

    类似尾生这样的人，在鲁国还有很多，如柳下惠、曾参等等。

    这里再择一个闵损的故事，以窥一斑。

   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

    父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这几句话是写闵损的。闵损，字子骞，鲁国人，很小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父亲再娶，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心眼小，待他很不好。冬日里，给她两个亲生儿子穿的是棉絮做的又暖又厚的衣服，给闵损穿的却是用芦花填充的。寒风刺骨，闵损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无半句怨言。至此，“单衣顺母”的故事还刚拉开序幕，故事的高潮是父亲发觉此事以后。那是在一个寒风砭肤的日子，父亲有事外出，闵损赶车，冻得发抖，连缰绳都抓不住，掉在了地上。父亲知道了事情真象，勃然大怒，定要休了那个偏心的女人。“母亲在，挨冻的只是我一个。”闵损说，“如果把她赶走了，受寒的就是我们兄弟仨了。”后母听说后，终于悔悟。

    在鲁国，不独男子崇尚忠孝仁义，女子也不逊须眉。下面讲两个故事，以为佐证。

   齐国大军杀入鲁地。一群士兵远远望见前面有个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还领着一个稍大一点的，仓惶奔逃。齐军快速跟进，那女子回头一看，荷枪仗剑的士兵已到身后，忙放下那个小些的孩子，把大的紧紧抱在怀里。士兵不解，上前询问，她说：“大孩子，是我的侄儿，小孩子，是我亲生的。保护侄儿是义，爱护儿子是私心。危急关头，宁为义而废私！”

   第二个是孔府的“世代恩亲”张姥姥的故事。

    那是在唐代，兵荒马乱，孔府又远离朝廷，断了恩赏。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靠在当地做个泗水令，支撑门户。孔府有个洒扫户，原姓刘，叫刘末，后来进孔府当差，改名叫孔末——那时，外姓人进孔府当差都要改姓孔才行，明朝以后，规矩恰好相反，姓孔的不许当差为奴。孔末见时局动荡，就起了篡位夺权的野心，在一天夜里把孔光嗣杀了。为斩草除根，又要杀他的儿子孔仁玉。不巧，孔仁玉去了乳母张妈妈家，还没回来。孔末就追到张妈妈家来了。张妈有个儿子和孔仁玉年龄相仿，且凑巧也是个秃子，闻讯孔末追来了，就脱下孔仁玉的衣服给儿子穿上，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孔末杀了。孔末以为万事大吉，打道回府，做孔府的主人去了。孔仁玉改名换姓，和张妈妈以母子相称。19岁那年上，他赴京赶考，被选为太学生，乘机向当时的皇上后唐明宗奏明孔末乱孔的真象，明宗派人查办，把孔末杀了，让孔仁玉回曲阜袭爵，断了宗的孔子世家得以中兴。孔仁玉为报答张妈妈舍子救命和养育之恩，奏准皇上，认张家为“世代恩亲”，张家的世世代代都是孔府世世代代的恩人。从此，孔府上下都尊称张妈妈为“姥姥”，这“姥姥”就成了她的官称。孔仁玉还授给张姥姥一根楷木做成的龙头拐杖，可以用它来管教孔府衍圣公的一品夫人。张姥姥死后，“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就由她的长房儿媳继承，世代相传。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懋描述她小时候见过的那一代“张姥姥”说：

   那也是一位农家妇女，五十来岁，粗布裤褂，紧扎着肥大的裤腿脚，一双小脚，挎着个竹篮子。酒席筵上在达官贵客中毫不在乎，呼三吆四，大吃大喝，临走时，竹篮里还要装满吃食。“（《孔府内宅轶事》第23页）

    为了一个“义”字，山东籍的母亲可以置亲生骨肉于不顾，去救她的前任之子，去救侄儿，去救外姓人的儿子。儿子本是她们的全部希望，为了儿子，她们敢上刀山，肯下火海。然而，在危难之际，要在儿子与别的孩子之间做出抉择时，她们去毅然放弃了儿子！

汪兴吾

鲁哀公对拜见他的庄子深有感慨地说：“咱鲁国儒士很多，唯独缺少像先生这样从事道术的人才。”
　　庄子听了鲁君的判断，却不以为然地持否定态度：“别说从事道术的人才少，就是儒士也很缺。”
　　鲁哀公反问庄子：
　　“你看全鲁国的臣民几乎都穿戴儒者服装，能说鲁国少儒士吗？”
　　庄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鲁国的所见所闻：
　　“我听说在儒士中，头戴圆形礼帽的通晓天文；穿方形鞋的精通地理；佩戴五彩丝带系玉玦（jue）的，遇事清醒果断。”庄子见鲁王认真听着，接着表示自己的见解：“其实那些造诣很深的儒士平日不一定穿儒服，着儒装的人未必就有真才实学。”
　　他向鲁王建议：“您如果认为我判断得不正确，可以在全国范围发布命令，宣布旨意，凡没有真才实学的冒牌儒士而穿儒服的一律问斩！”
　　鲁哀公采纳了庄子的谏言，在全国张贴命令。不过5天，鲁国上上下下再也看不见穿儒服的“儒士”了。唯独有一男子汉，穿戴儒装立于国宫门前。鲁哀公闻讯立即传旨召见。鲁哀公见来者仪态不俗，用国家大事考问他，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变万化，对方对答如流，思维敏捷，果然是位饱学之士。
　　庄子了解到鲁国在下达命令后，仅有一位儒士被国君召进宫，敢于回答问题。于是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以鲁国之大，举国上下仅只一名儒士，能说人才济济吗？”
　　这篇寓言很有讽喻意味。真才实学不是靠衣着来装扮的，形式不能取代实质。一种思想、学说或职业吃香与流行后，就会有人弄虚作假，附庸风雅，借以谋取私利。

汪兴吾

　　春秋时代，对中国历史发生最大和最悠远影响的封国，不是五霸，而是一个其小如豆，位于山东半岛泰山脚下的鲁国。它跟齐国紧邻，为了争夺交界处汶水一带农田，不断跟齐国冲突。冲突的结果，总是鲁国吃亏，因为它既小且弱，而且迂腐颟顸，不求进步。

　　鲁国是首创周王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姬旦的儿子姬伯禽的封国，所以收藏的图书和文献最多，贵族们的文化水准也最高。周王朝的首都镐京（陕西西安西）于纪元前八世纪被犬戎部落攻陷后，图书文献全部失散，只有鲁国的图书文献仍在。它的首府曲阜（山东曲阜）遂成为当时全世界惟一的文化巨城。再加上鲁国从没有遭受过劫掠焚烧的噩运，对周王朝初期的文物制度，保持得也最完整。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周王朝初期所实行或拟定的各种法令规章，和各种典礼时使用的仪式程序──被人总称之为“仪礼”。各国知识分子和知名的文化人，都必须到鲁国亲自查考，才能了解。因为就在本世纪（前六），这些复杂繁琐的老古董，已无人记忆。

　　周礼的内容很多，仅只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祭礼、葬礼、婚礼、冠礼（男子成年时戴帽子）、笄①礼（女子成年时戴簪子）等等，以及阶级性专用的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没有平民之礼，因为礼只是为贵族而设，不是为平民而设，对贵族才用得着礼，平民根本不被看在眼里，奴隶更不用说了。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必须专家才能胜任。从事这种以主持典礼为职业的专家，当时被称为“儒家”。他们按照古老的规定，办理各种重要仪式，小至埋葬死人，大至国君访问。国君访问或国君相见时，通常都聘请儒家担任“傧相”，他的任务跟二十世纪结婚典礼时被称为伴郎或伴娘的“傧相”，完全相同；服侍在国君左右，随时提醒国君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说什么。在普通的贵族场合，儒家则被雇担任司仪、总管之类的职位。我们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他们最荣誉的高位是在外交场合，被雇为国君傧相。
──注意“傧相”这个职位，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此。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时就使用宰相一词，但事实上要到下世纪（前五），傧相才由纯礼仪事务性的顾问而蜕变为政治性的宰相；才从临时性的雇员蜕变为国君专任的高级助理。不过中国正式官称上并没有“宰相”一词，宰相只是民间的口语，历代王朝对它的名称不断改变，有时候更奇形怪状，花样百出。当我们叙述时如果一一写出，不但无聊，而且更加糊涂。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使用宰相一词，以保持对此一职位清晰的印象。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二十年代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骜和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儒书，即儒家赖以吃饭的书──专门记载古代繁琐复杂礼仪的书。

就在这种浓厚的崇古社会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诞生。孔丘是宋国贵族的后裔，纪元前八世纪九十年代因妻子太美而丧生的宋国宰相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父。孔父嘉的儿子在政变后逃到鲁国住下来，遂成为平民。孔丘的父亲孔纥，曾在鲁国军队中当一名军官，但他逝世得太早。孔丘是一个遗腹子，在母亲颜征的辛苦养育下长大。孔丘年幼时，刻苦地学习儒书，成年后即成为一个十分渊博的“礼教”专家，而且声誉鹊起，后来甚至得到三桓之一的仲孙觉的注意。仲孙觉临死时，曾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仲孙无忌和仲孙敬叔，去向孔丘学习这种知识。这是一个契机，使孔丘跟鲁国特殊形态的“三桓政治”结合。

　　我们试在下面列出鲁国三桓政治系统的简表：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姬允（死于齐国姜诸儿之手的那一位），有四个儿子，长子姬同是嫡子，继承国君的宝座。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姬允被尊称为桓公，即威武的国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桓的后裔，分别改姓（封国内全体贵族和全体官员，都是国君的后裔，跟国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后裔必须改姓，否则熙熙攘攘，挤来挤去，全国只有一个姓，分辨起来就很困难）。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有时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本世纪（前六）○○年代，仲孙蔑（仲孙觉的父亲）当宰相，他引进叔孙和季孙两家，由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世代相传，遂开始鲁国著名的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从国君手中夺取到政权和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即表上所称的三都。鲁国国君遂跟周王国的国王一样，被冷落在一旁。八十年代时，第二十六任国君姬，曾发动一次军事攻击，讨伐三桓，结果被三大家族赶走，在国外流浪至死。

　　问题是，三桓虽然联合起来夺取了鲁国国君的权力，但三桓也各有他们自己的助手和干部，当时称为“家臣”，这些家臣的力量，也日形膨胀。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季孙斯的家臣阳虎，他代表一种反对割据的力量，不但把季孙压下去，把其他二桓也压下去。阳虎在稍后出任鲁国的宰相，负责实际政治达三年之久。他谦卑地延揽专家，曾亲自拜访过孔丘，邀请孔丘任职，但孔丘怀疑他政权的稳定性，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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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周代鲁国有二，其一在河南鲁山县，人称西鲁，为武王始封周公之鲁，亦伯禽始居之鲁；其二在山东曲阜，原商代奄国之地，人称东鲁，系周公东征践奄之后，成王再封伯禽之国。  
　　西鲁历史悠久，夏商时已存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曾为夏孔甲饲养龙鱼的刘累，为了躲避孔甲而迁居鲁县。《逸周书·殷祝解》说夏桀也曾徙于鲁。商代甲骨文也有卜问"鲁受年"之类的卜辞。西鲁可能是夏商时的一处重要方国。周初姬姓鲁国在鲁山一带立国约一二十年，到成王封国时，西鲁迁移山东，鲁国之名也随之而去。但是，鲁作为地名在当地一直保留至今。  
　　东鲁是周初周王朝控制东方的最重要侯国之一，由周公子伯禽替父就封，统辖山东东南部地区。西周时期，鲁国对稳定周王朝起了很大作用。春秋初期，鲁国为东方强国，曾多次战胜齐、宋等国，且不断侵袭杞、莒等小国。春秋中期之后，社会变革，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桓当政，君权削弱，君臣斗争不断。战国时国力已衰弱仍多次与齐国作战。前249年，避秦东迁的楚国灭了鲁国。
鲁国世系表   
周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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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周公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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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公伯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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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酋C 4..............炀公熙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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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公宰E 14............魏公沸F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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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公擢G 37.............献公具H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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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公祺I 30................武公敖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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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懿公戏K 9.............孝公称M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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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御L 11...........................惠公弗湟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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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息(摄政)O 11....................桓公允P 18   
.......................................................|   
......................................................庄公同Q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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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公子申T 33.......子斑R 2月......湣公开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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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兴U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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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公V 18   
.......................|   
.....................成公黑肱W 18   
.......................|   
.....................襄公午X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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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野Y 3月......昭公裯Z 32.......定公宋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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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将B 27   
..................................|   
................................悼公宁C 37   
..................................|   
................................元公嘉D 21   
..................................|   
................................穆公显E 33   
..................................|   
................................共公奋F 22   
..................................|   
................................康公屯G 9   
..................................|   
................................景公H 29   
..................................|   
................................平公叔I 22   
..................................|   
................................文公贾J 23   
..................................|   
................................顷公K 24

汪兴吾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先秦时诗乐舞合一，其时又有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的制度，要求诗歌成为宣王道，匡世俗，正人伦，美教化的工具。时人对于音乐的审美也是如此，以为由此可见国之盛衰，如后来毛诗大序中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吴国公子季札在欣赏当时鲁国保存下来的周的乐舞时，会把这些音乐与其所产生的时地联系起来，通过对音乐的欣赏做出对当时政治状况的分析。这种观点也开启了后来的儒家诗教说的先声。

汪兴吾

鲁城是一座浓缩华夏文化，再现鲁国盛世，集历史、文化、民俗、娱乐、购物为一体的游乐城，与孔府、孔庙、孔林并列，是曲阜“三孔一遗址”四大旅游热点之一。

　　为了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展现“圣人故里”的历史风貌，根据历史记载，在鲁国古城遗址旁恢复的鲁国古城缩影，定名为“鲁国盛世华夏文化城”。全城占地10000平方米，按照《周礼》制度和鲁国古城布局，以街市为背景，由近100间风格各异的先秦建筑组成。城内有古文化街、古饮食街、古作坊区、古艺术场，以及天坛、官衙、周公堂、炎黄二帝祠、兵营、校军场等景区景点，汇集了展现周代鲁国盛世和曲阜传统文化的饮食、工艺、民风民俗项目数百种，定时举行的祭礼、布道等大型表演活动，场面壮观，形象地显示了兴盛于周鲁时期的祭礼活动，令人耳目一新。城内还有游客可以参与的斗鸡、斗羊、猎牛、投壶、六博、七步盘等古代游艺活动，内容新颖别致，妙趣横生，使人流连忘返。

　　城内部分景点和项目尚属国内独有，表演者多为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独特的景致和表演，不仅令游客叫绝，亦成为古电影电视片拍摄的最佳场地。在这里既可领略中华文化的辉煌烂灿，又可加深理解曲阜成为“圣人故里”的浓厚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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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座泰山，齐、鲁就成了两个国家。两国的文化差别很大，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鲁文化则是呈现出鲜明的“道德性”。两国的国力，以及由国力所决定的国际地位，亦不一样。
    周初封给姜尚的，是一片盐碱不毛之地，少五谷，人口寡，东边还有个强大的“莱荑”，虎视眈眈。可是，弹指一挥间，姜尚君臣竟在一片盐碱不毛之地上，在强敌虎视之下，把齐建成了一个雄居东方的泱泱大国，致使列国诸侯，谈齐色变。

    《左传》桓公6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齐釐公想把女儿许配给郑庄公的长子忽，对这桩大好姻缘，忽竟婉言谢绝。众人不解，问其故，忽长叹一声，道：“人人都有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齐国太强大了，不是卑人能配得上的。”

    强大的齐国竟使这位贵公子感到高不可攀。

    到齐桓公时，齐更是富甲天下，威震诸侯，赫然成为“春秋第一霸”。桓公死后，霸主地位虽一去不复返，但齐仍不失为第一流的强国。

    同样出乎人们意外的，是鲁国的颓唐不振。

    鲁自立国以来，每况愈下，倍受大国侵辱。北面的齐国，西面的晋国，还有西南的宋国，谁都可以侵凌一下鲁国。特别是北邻齐国，动辄兵戎相加，攻城占地。反观鲁国，上至国君，下至臣子，无人敢对齐国动武。《左传》哀公14年一段文字，就足以揭示鲁人的“畏齐”心态。

    公元前481年，田桓子杀齐简公，孔子斋戒三日，请鲁哀公出兵讨伐齐国的乱臣贼子，以匡扶正义。鲁哀公道：“鲁国受齐国的侵凌、胁迫已经很久了，先生要去讨伐强齐，打算怎么办？”

    “田桓子弑君无道，民众怨恨他的至少有半数。鲁国的民众加上半数齐国人，可以获胜。”孔子振振有词。

    鲁哀公说：“你去向季孙大夫报告一下。”

    孔子出得宫来，向人解释说：“我曾忝为大夫，齐国出了这等事，不敢不向国君来申明态度，仅此而已。”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强敌环伺，鲁国别无他法，唯有卑辞事奉，巴结讨好，依附于齐、晋、宋等。鲁国以“能事大国”而遐迩闻名。

    当然，鲁国也有些可以侵凌的目标、泄愤的对象，这便是那些周边小国，如极、鄟、邿、焦、檀、费、单、邾、莒等。但即使是些蕞尔小邦，也颇使鲁棘手，邾、莒等国便多次与鲁国周旋，甚或兴兵攻鲁。

    回想当年大分封时，鲁国的地位是多么崇高，荣膺的礼遇是何其隆重。在同时受封的53个姬姓国和18个异姓国中，鲁国高高在上。鲁国的封地洙泗流域，也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诗·鲁颂·閟宫》云：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
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泰山巖巖，鲁邦所詹。
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至于海邦，淮夷耒同。
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
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鲁公的地位是多么伟大！鲁国的威名是多么显赫！周王室寄予鲁国的希望是多么殷切！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大分封时的一阵热闹。典礼收场，鲁的伟大、崇高也就如过眼烟云，周王室的殷切希望也化作泡影。

    而那些典礼规格比鲁低、封地比鲁偏僻的封国，却一个个崛起，凌驾于鲁国之上。

    鲁国何以后人？何以“虎头蛇尾”？

    2000多年前，古人就提出了一个答案。

    翻开《吕氏春秋·长见》，有这么一段文字：大分封之后，周公姬旦问即将出为齐君的姜尚怎样治国理民，姜尚直言相告：“尊贤而尚功。”接着，姜尚又问姬旦何以治鲁，姬旦也坦诚相告：“尊尊而亲亲。”姜尚叹道：“如此，鲁只能日趋衰落了。”姬旦则反唇而相讥：“鲁国虽衰，但毕竟国统不断，不像你的子孙，连齐国江山都保不住。”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由他的门客分头撰写的，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把它挂在咸阳市门上，宣言有能改动一字者，立赏“千金”。这“千金”就是1000斤黄金，谁知，挂了多日，竟无人能挑出一个错、指出一点不妥，这倒不是秦国没有才士，更不是《吕氏春秋》完美无瑕，东汉末年的大学者高诱注释《吕氏春秋》，就挑出11处错误。之所以没人敢去领那一堆黄澄澄的金子，主要还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威，没人敢出头。不过，《吕氏春秋》中的若干观点的确也赢得了后人的认同，《长见》一篇中姬旦与姜尚问答那一段文字，就常被后人引用，如在班固编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就可以见到与《吕氏春秋·长见》大致相同的文字。

    《长见》一篇讲的是远见卓识。齐、鲁的发展果如姬旦、姜尚所言：姜尚的子孙只做了29代国王，江山就被田和夺了过去；而鲁建国以后，也正如姜尚所言，一步步走向衰落。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也通过一段对话来揭示鲁国衰落的根源：

    姜尚封于营丘，刚过5个月，就回镐京（今陕西西安）向周公汇报政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周公问，姜尚道：“我简化了君臣礼节，顺从当地风俗。”而伯禽至鲁，直到3年以后才姗姗而来。“怎么这么晚才来？”周公问，伯禽说：“我改变了当地礼仪，推行3年之丧，为武王守丧3年，然后才来。”周公叹曰：“呜呼！鲁国后世势必要北面事奉齐人。政令礼判不简化不改革，百姓不会亲近。平易近民，百姓才能归顺。”

    这条记载与《吕氏春秋》有些出入，《吕氏春秋》分明说鲁国的“尊尊而亲亲”方针是周公制定的，这“尊尊而亲亲”也就是以周礼治国；而《史记》却说伯禽以礼治鲁，是他自作主张。这些差异实际上是旨在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姬旦与姜尚都有“先见之明”。之所以加上一个引号，是因为这种“先见之明”是后人赋予他们两位圣贤的。至于鲁衰落的根源在于礼治，是谁人最先提出来的，今已难以确指。

    不过，礼治导致鲁国衰微，也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在那个列国并立的时代，国际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谁的国力强，谁便可叱咤风云。因此，精明的统治者都把增强国力视为一切事务的最终目标。只要能增强国力，什么事都可以干。在这方面，齐国最典型。为了招徕四方游客，管仲竟出主意，由国家开设妓院；为了推销齐地的紫色染料，管仲又出主意让齐桓公充当模特……国与国之间，更是尔虞我诈，毫利必争。

    鲁国则不然，鲁推行礼治，重伦理，讲尊卑，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克制自己的情欲、行为，礼敬他人。所以，有个叫曾夭的鲁国人说：“鲁以相忍为国。”忍，忍让。要求国人谦让，反对竞争。这极大地框限了鲁国的发展。

    在列国诸侯中，鲁国的文化最为正统。但鲁国的发展也极为缓慢。剖析鲁文化，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正统文化的面目。

汪兴吾

摘要：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礼乐传统，这种传统渗透在人们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和作用。中国音乐文化形成特点与传统礼乐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探索我国礼乐思想的起源对于把握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审视其形态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鲁国；礼乐思想；源流；形态；人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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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传统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荦荦大者。几千年来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负载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教、艺术、审美心理、民族个性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即使对当今社会，其影响仍是巨大而深刻的。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颁奖宣言中声称：“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到孔子那里吸取智能。”所以，研究我国古代礼乐思想发展史，对于认识我国的音乐形态、价值取向、社会功能、美学思想、教育现象及音乐的存在方式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礼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主体内容，我国古代礼乐传统的形成以鲁国为核心，所以，追溯我国古代礼乐思想传统的源头，必须从鲁国礼乐思想的起源、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谈起。



　　　　　　　　　　　一、鲁国的建立与礼乐传统形成的社会背景



关于鲁国的建国与定都问题，古籍的记载互不统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周公封鲁”、二是“伯禽封鲁”、三是“炀公徙鲁”。根据史料考证，鲁国初封，今在河南鲁山一带。最初，鲁的辖区包括今河南的鲁山、许昌、豫北和鲁西南等地。后来，随着鲁国统治的稳定，其辖区也当随而向东继续拓进。鲁国在曲阜一带的统治是经过两代三君的努力才逐步稳定下来的。西周之初，鲁国的封地不仅能由鲁山东迁至曲阜，而且疆域不断扩大。由于周公在帮助武王争天下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因而，周成王为了控制东方，把自己最可信赖的势力，周公之子伯禽分封到东方，在曲阜一带建立了鲁国。

根据郭克煜先生等著的《鲁国史》一书的记载，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鲁国获得了许多为其它诸侯国所没有的待遇和殊荣。具体表现在：鲁国受封地位重要，而且受赐丰厚。鲁国国都曲阜在当时是东方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大约六千年前，这里已创造了“大汶口文化”，约四千年前左右，这里又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黑陶文化”。再从山东各地如：青岛、潍坊、临淄、济南、泰安、曲阜、临沂、微山（两城）等地出土的古代礼器、乐器及众多汉画像石乐舞百戏图来看，齐鲁礼乐文化的历史背景是悠久、辉煌的，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在鲁国建立以前，这里已有丰厚的文化基础。鲁国建立以后，其特殊待遇还表现在它可以周王朝的职官机构设官分职，周王室在赐给鲁国大量文化典籍的同时，还特许鲁国享有天子之礼乐等等。《礼记·明堂位》载：“鲁君孟春乘大路……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郊祭而外，鲁又有禘礼。《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左传》襄公十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鲁还有大雩之礼。据《诗·大雅·云汉》，大雩乃祭天祈雨，祀及上帝先祖，为天子之礼。鲁也行大雩礼，古鲁城外，现今尚存当年的舞雩坛旧址。郊、帝、大雩之“重祭”，本为周天子独用，而鲁也得有这些“殊典”。鲁既有行天子之礼乐的特权，则鲁人自不能忘记祖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实际上，鲁国正是周公推行礼乐的中心。周公“制礼作乐 ”，伯禽则亲聆父教。 如果说伯禽接受的是世子教育为后人之推测，然而，他接受周礼是作为家礼来进行的倒不一定也是妄说。所以，鲁人对周礼别有一种亲切感，“先君周公制周礼”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他们在行为上循礼而动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鲁国在诸侯国中位次居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同姓、异姓之分，异姓中又分为服从于周的旧国和周代功臣。大致地讲　，同姓诸侯国地位高于异姓诸侯国。而同姓诸侯国中，鲁国又是地位最高的。《国语·鲁语上》记载“鲁之班长”，就是说鲁国在诸侯国中班次居长。如上所述，这一切都为鲁国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基础。

　　在周代众多的邦国中，作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鲁国本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所以“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①鲁文化与周文化乃一脉相承。因此，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其影响所及，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深深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在后世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第二，鲁国建国之地肠腈乃是殷商势力较为顽固的地区，伯禽率周人的一支胜利军被封到鲁地时，是企图把鲁国建成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伯禽在鲁，采取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变其俗，革其礼”的国策，“三年而后报政周公”。为了强化统治，他花费了很大气力改变当地人的风俗，力图把周人的文化传统推广到鲁地。后来，鲁国重礼文化风格的形成，与鲁先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对宗周的礼乐文明有独到的研究，他说：“通论中国文化之发展，虞夏以来，至于春秋，其中心地域在今山东、河南、河北，后来发展遂及山西、陕西。虞夏代表夷、夏，共处于中国东方，黄河下流，以山东为中心，东及辽沈，西及河南，南及江淮，北达燕蓟。后来发展为齐鲁文明，实为宗周文化之嫡传，而鲁为姬，齐为姜，后来结果，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礼在鲁，遂为中心之中心。”又说：“周公及其同僚，建立了礼乐制度，鲁国继之成为正统。”姬周自消灭殷商，占据黄河下游后，实际就把鲁国看成了在东方的代理人，因此，鲁在诸侯国便有了极为特殊的地位。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第三，鲁国适宜农桑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也要求鲁国推行周代的礼乐制度。鲁国位于齐、莒、宋、卫等国之间，其领地以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区为中心，境内丘陵之间，有诸如汶阳、泗西等大片

肥沃的粮田，而且河流、湖泊交错，是一个宜于农桑的地区，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这里“宜五

谷、桑麻、六畜”；“颇有桑麻之业。”鲁国表现出明显的重视农业的特点。鲁人的这种经济特点与周人的重农传统是相应的。农业是周族兴盛的根本，周人有崇尚农业的传统，而鲁人对这一传统又加以承继和光大。

　　这样，各种条件的结合，使鲁国成了典型的周礼乐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也因此而成为各国诸侯学习周礼的去处。当然，“周礼尽在鲁”并不完全排斥其它礼俗在鲁国仍有保留，这首先是因为周本身就是“损益”前代之礼而来；另一方面，鲁地原为殷商重镇，鲁国统治者要彻底改变奄民和“殷民六族”的所有风俗也不可能。如《礼记·明堂位》记：“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这说明鲁国还曾有意在祭祀中使用过周边民族的乐舞。不过，鲁国虽有其它礼俗存在，但却都处在周礼乐的从属地位。



　　　　　　　　　二、鲁国礼乐思想的早期形态与人文功能



   礼乐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根主线。一般说来，中国在跨进文明门坎的时候，礼乐文化已趋发轫和形成；然而，从人文理念的角度来考察，礼乐具有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应始于周初。质言之，礼乐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章，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

关于礼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但都承认礼字繁体作“禮”，且自古有之。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甲骨文中的礼字，考古发现的神庙与祭坛等施礼场所都可以看作礼的佐证。王国维在《释礼》一文中，对礼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说文》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又豐部：‘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墟卜辞有豐字，其文曰……，则豐即豐矣。……此诸字皆旬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豐，行礼之器’，其说古矣。”②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则以礼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王氏之说，来者多为所奉。

杨向奎对礼的起源有着自己的认识：礼起源于原始的交往，原始社会的“礼尚往来”实际上是一种货物交易。③而被交易的货物不是通过劳动创造的，而是自然与上帝赐予的，是原始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人们必须感恩上帝，感恩自然。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原始崇拜于是产生。崇拜必有仪式，仪式必有典章，而典章是由“智者”所制，于是一种人为意义的宗教礼节就这样产生了。很多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一书中认为：“大概礼之起源于祭祀，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

杨宽在其《古礼新探》一书中指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的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我国西周以后贵族所推选的“周礼”，就是属于这样的性质。“周礼”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许多具体的礼文、仪式都是从周族氏族制末期的礼仪变化出来的。

西周建立以前，现代意义上的礼乐尚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没有脱离礼的原始意义。周公“制礼作乐”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的《明堂位》，亦见于汉儒的《书传》。《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说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承与周礼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三代之礼虽有得有失，但都不是体系的、结构的变化。因此，“礼” 不是周公的专利，礼是一种传统，是一条流淌着的文化河流。但必须承认，周公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为礼乐定制的标准与方向等方面，提供了卓有远见的结构框架与政治设想，后由史官、师儒在西周的二、三百年劳作与积累，又经春秋二百多年的实践与完善才以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文本形式出现而流传至今。

《礼记·礼运篇》描述了原始礼、乐的起源与礼乐的自然结合：“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大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原始的礼乐形式即是如此。原始社会后期，与父系氏族制度形成同时，原始信仰也在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之后，过渡到祖先崇拜阶段。这时，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统与“神统”统一在了一个整体之中，既然死去的祖先对本氏族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那么，定期对祖先施行祭祀，或者通过一定的音乐舞蹈形式致虔敬于鬼神，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人与“神”的区别也随之逐渐合理化。如果说在此以前对于自然或图腾的崇拜尚为一种“不含欺骗成分”的“自发的宗教”的话，那么这时对于祖先的崇拜应是一种“人为的宗教”④。人为的宗教也就人为地为礼乐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并把这种色彩固有在人的大脑之中，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认识方式与行为方式。礼乐文化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三大关系的重要手段，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意识主流，作用着我国传统乐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于是，一套与其政治、伦理、哲学、神学、玄学理论混交一体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体系至今都难以梳理清楚。

分而言之，礼与乐有别；统而言之，则乐和狭义的礼都是礼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我们所说的礼乐就是广义的礼。礼中有乐，乐中有礼，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礼乐相随成为一种传统，乐自然成为礼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最早的礼是没有乐相随的。礼乐合体除了自然因素外，重要的是人为因素，准确说是“神智”（智者）人员的意愿，后来演变为统治者的意愿。在当时，这种意愿迎合了人们的普遍要求，因为人们是用一种虔诚的态度感恩上帝，试图在施礼的过程中，带着一种心灵的渴求寻找与上帝对话的窗口，而音乐则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严肃的礼教合着规则的乐律，自然而然地为这种“典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乐是怎样入礼的？起初“礼器”与“乐器”都是作为典祭的器具摆设在祭台之上的。祭有两种，一种叫“静祭”，“静祭”又称为“器祭”，只是将器物按规定摆设在祭台的一种典祭形式，无人但常有烟火伴随。另一种叫“动祭”，又称“人祭”，是人实施礼仪活动的祭祀方式，伴有烟火和音乐。礼器的数量、种类、摆设方式甚至连礼器的外形、材质、加工方法等都有严格规定：“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⑤胡培翚在他的《仪礼正义》中说：“其间器物陈列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禓袭之繁，读之无不条理秩然。”礼器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盛祭祀用品的，如酒、玉等。乐器的陈列是为上天享乐之用的。与礼器一样，音乐方面不单有各种乐器的数量、摆放位置及乐器的制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还对诗具、舞具、服装等方面有严格规定。否则，视为非礼。祭祀中使用的不同器物及演奏什么样的乐曲和表演什么样的舞蹈代表着不同的等级，有时也因时代的不同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甚微，因为传统礼乐有着极强的保守性和顽固性。最高的礼，莫过于“天子之礼”：“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不按规定行礼奏乐被认为是大义不道，是有背于天意的。孔子留下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名言，正是因为违背了周礼而使圣人容颜大怒的。

从本质上讲，音乐的起源与礼无关，音乐的出现也与礼无缘，因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形态的文化产物。但作为原始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态，又同属一个广义的文化艺术范畴。而多文化的结合又是原始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音乐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最妥当的说法还是采取多元论的态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宗教密不可分。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他们对这个庞大、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无法认识，如白天、黑夜、击电等。甚至“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结构，而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⑥原始的宗教起源于原始的崇拜，对大自然神秘的渴求与向往。当时出现的巫术，就是运用取悦、祈求或吓唬的方法，来展示如何控制自然、超越自然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想得以成功，必须先进行念咒、舞蹈、祭祀等巫术活动，否则就会失败。因此在人们的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有了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信仰。此后，宗教才由自发逐步走向人为化、理性化的道路，我国礼乐思想史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一线路走过来的。古人重视礼乐，是因为祭祀颂神时必行礼，行礼时必有乐相伴，乐的作用除了“娱神”外，重要的是为这一活动增加神秘色彩和严肃的气氛，使其在祭祀活动中有“节奏”、有秩序、有典章。因此，音乐的巫术效应，成为礼乐联体的重要因缘。

作为“礼”的乐，起初表达的并非是乐的本义；作为乐的“礼”，也并非是乐的典章与制度。音乐生来不是专门为礼服务的，也不是作为礼的附属品单独存在的。乐本是乐舞、乐曲、乐歌的统称；礼作为等级秩序和等级文化体系，有意识地把人群区别开来。划分的标准有二：一是血缘关系的不同，一是政制系统的各异。礼使人有高下贵贱之分，这种阶层上的差异必然造成人际关系上的隔阂。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日趋激化的人伦关系的现实，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礼自外作”、“礼胜则离”的深刻道理。用什么来减少或化解这种矛盾呢？他们认为以乐伴礼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乐由中出”，“乐所以修内”，“乐文同，则上下合矣。”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发明与创造。这种传统不单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周边地区和民族，形成了以我国礼乐文化传统为中心的东方音乐文化圈，成为古代社会颇有特色的音乐文化亮点。“古代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是以乐辅礼。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必须有一种方式缓解等级制度的内在紧张，这样一种方式必须以与‘礼’不同的特性来补充礼，必须是一种能够增益亲和关系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乐’。这是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即有的一种辩证智慧的体现。”⑦事实上，在文化的动态交叉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人的意识作用支配下，这种合壁既成事实，又成为一种自然与传统。虽然，在礼的层层包围之中，乐也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与发展空间，但终因礼的羁绊的严重束缚，留下的空间实在是太小太小，甚至千余年来礼乐制度尚未改变。从某种意义上，礼乐合体使乐背上了沉重的社会包袱与政治负担，大大减缓了我国传统音乐发展的速度，阻碍了我国古代音乐事业的发展。庆幸的是，也正是由于礼的需要与保护，我国一些优秀的传统音乐才得以保存下来。礼乐相随，互得益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这种礼乐制度自然带上了阶级的印迹。人类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从自然无序化到人为有序化发展而来的。而维持这种有序化发展的根本，是来自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本力。具体操作和实施者就是那些所谓的“神职”人员，是他们把无序的礼仪和音乐有序化、“社会化”、普遍化，他们对于保存、发展、完善和推广礼乐制度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说，正式意义上的礼乐便与这种虔诚狂热的“人为的宗教”相伴而生。因此，当乐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含义之后，礼与乐相伴而生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乐可以“通伦理”、“以知政”、“尽美善”等方面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全系后人为之。

孔子礼乐并举的思想观成为儒家的核心学说，主张“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者相散。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礼，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⑧在这里，对礼与乐的关系及其功能论述的非常清楚。礼与乐既然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那么利用它教育人民、教育下一代成“仁”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从“以夔为典乐，教胄子”的历史记载来看，夔是尧舜时期的音乐家和乐师，他的任务是利用雍正、平和的乐舞教育王公贵族的子弟，使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美的心灵，以使“天下大服”，神人咸和。正像教育史学家毛礼锐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当时的乐教任务有两项：一是培育显贵后裔的德行，教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等等，并使他们掌握举行宗教活动的乐舞技能；二是调和部落联盟内部的矛盾，增强团结，即所谓“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的“和谐”教育任务。其目的是为维护逐渐集权化的联盟内部的人伦关系。由此可见，我国礼乐并举的教育观，至迟在这一时期已经产生。

礼乐性质的改变，即礼乐文化演进为一种人文文化，乃是周人功劳。这种转变与周族以农业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密切相关。周族起于农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适宜于农耕方式的习俗。周公时，为了适应周族的发展和对外征服与统治的需要，把周族的“历来习俗”制度化，从而形成了周人的礼乐文化。当然，周人礼乐中仍有原始宗教的某些刁遗，但较之前代，其成分已明显减少。诚如西周以后人们总结的那样：“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⑨夏商时期“尊命”、“尊神”的礼，到这时期又被以礼治和宗法相结合的周礼所替代 。

    周代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据说大体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礼 。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孝、忠、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地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为捍卫统治者等级制度的尊严，在不同场合下、对待不同身份的人，除恪守严格的礼仪制度外，所用的音乐（舞蹈）制度和标准也不一样。总之，乐随礼而行，礼与乐相伴，乐为礼而制，乐为礼而礼，礼因乐神秘而“圣明”。

  周代礼乐的内涵显然超出了宗教礼仪的范畴，它囊括了周代的社会制度与整个文化的建构。正如后世《礼记》所说：礼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礼乐制度的出现是社会文明进程的必然阶段，是社会步入一个有序化、规范化进程的开始。周代之礼与三代之礼相比，礼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并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礼”最终成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的总称。



参考文献：

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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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它》［M］，上海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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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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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礼锐　沈灌群主编

1985：《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马东风（1958－），男，徐州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

汪兴吾

鲁桓公生子同、庆父、叔牙、季友。子同即鲁庄公，生子般。鲁庄公病危时向叔牙询问继承君位者，叔牙举荐庆公，季友则表示誓死支持子般。为了除掉异己，季友派鍼季送毒药给叔牙，威胁说：“饮此有后于鲁，不然，死且无后。”叔牙不得不饮鸩自尽。季友将叔牙后代立为叔孙氏。
鲁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鲁庄公去世，子般即位。十月己未，庆父派人刺杀了子般。季友逃奔到陈国。庆父立鲁闵公。第二年八月，在鲁闵公的请求下和齐国的支持下，季友返国。是年冬天，齐国仲孙湫视察鲁国内乱，回去后说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鲁闵公二年，庆父派人刺杀了闵公。但此时鲁国国内对庆父一片反对之声，庆父不得不仓皇逃到莒国，而季友带着鲁僖公从邾国回来，立僖公。季友贿赂莒国以求得庆父，莒国把庆父送回。庆父派弟弟公子鱼去请求季友宽恕，被季友一口拒绝。公子鱼哭着返回，庆父听到哭声，叹息道：“奚斯之声也。”（注：奚斯是公子鱼的字）于是就自缢了。季友立庆父后代为孟孙氏。
关于季友之名，有段传说。季友将出生时，鲁桓公让人占卜，卜者说：“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季友出生时手上居然有个“友”字，于是鲁桓公给他取名“友”。
季友辅佐鲁僖公励精图治，其时鲁国相当强盛。《诗经?鲁颂?閟宫》就是歌颂鲁僖公的。
季友去世后，其孙被立为季孙氏。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皆为鲁桓公的后代，所以被称为“三桓”，在政治上互相支持，联合执政，而大权则落在季孙氏的手中。
季孙氏自季文子（季友之孙）开始，季武子（文子之子）、季平子（武子之孙）、季桓子（平子之子）、季康子（桓子之庶子）相继执政，鲁国实权皆在其手中。
季文子，字行父，历相宣公、成公、襄公。当时公孙归父欲除去三桓，被他驱逐。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一度为晋国拘留。
季武子，名宿。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军，各领一军。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改为二军，四分公室，季孙氏得二分。从此鲁国由季孙氏专权。

鲁国三桓，三家分晋，田姓代齐，说明中国新型封建阶层开始战胜落寞的贵族阶层，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向封建社会过度，直到秦统一全国，中国完全进入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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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鲁庄公姬同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庆父最为专横，并拉拢叔牙为党，一直蓄谋争夺君位，并与其嫂——鲁庄公姬同的夫人哀姜私通【嫁鲁桓公的是齐文姜；嫁鲁庄公的是齐哀姜，她还私通叔牙；嫁卫国卫宣公的是文姜的姐姐齐宣姜】。

    鲁庄公于其在位的第三十二年，生了病，因为夫人哀靖没有生子，既无“嫡嗣”，便从“庶子”中议立。庄公与三弟叔牙商量，叔牙因受了其二歌的买嘱，主张立庆父；与四弟季友商量，季友力主立鲁庄公与其宠姬的生子公斑，并逼叔牙以死表明拥立斑。

    当年八月，鲁庄公病死，姬斑继位。庆父甚不甘心，便与哀姜密谋，欲暗杀姬斑。恰好有个叫荦的养马人，很有力气，也很鲁莽，因受过鲁庄公的责罚怀恨在心，庆父就唆使荦乘丧期打死了姬斑，另由庆父立了哀姜妹妹叔姜的生子姬开，为鲁闵公。庆父更加肆无忌惮，与哀姜打得更是火热，并越来野心越大。鲁闵公二年，一对奸夫淫妇又指使一个叫齮的人杀了闵公，欲立庆父。季友趁乱领着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逃到邾国，发出文告声讨庆父，要求国人杀庆父，立姬申。国人响应，庆父畏惧，逃亡到莒国，哀姜逃到邾国。

    姬申得立，季友买通莒国押回了庆父，并将其杀死；因为哀姜是齐公室之女，所以齐桓公很生气，将哀姜召回，也杀了。

    在鲁庄公死后的几年里，由于庆父串通哀姜连杀了两个国君，而且极度荒淫无耻，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不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故齐国的仲孙湫到鲁国吊唁回去后，曾叹息地说：“不去庆父，鲁难末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