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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

父亲———汪锋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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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12月25日 03:21 中华工商时报

　　我的父亲———汪锋，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兰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了枪伤，潜到西安边疗伤边继续革命。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托夫伯伯侥幸脱险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父亲，通知他马上转移。随后贾托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的父亲汪锋辗转陕南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红军都先后离开苏区，进行着长征，而当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1935年，中央军委派我的父亲汪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这是一支在长征中惟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我父亲受命所要协调的杨虎城部是警三旅。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该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因此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而我父亲汪锋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亲身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此次受命，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两支队伍能联合行动，必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3月，当我父亲乔装打扮，马不停蹄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败兵下来，已知旅长被俘，父亲和团长阎揆要紧张地商量了一下，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

　　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见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但父亲太着急了，谁又能不着急呢？急切的心情让他一再地解释，要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忆在脑子里的，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听着好像是托派论调，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只管滔滔不绝地讲，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也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因此我的父亲汪锋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误杀是我党内一大损失，而我的父亲汪锋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

　　他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的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当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凹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时，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是被自己人押着走的。但就是这样，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谁又能说他不是战士，不是英雄呢。

　　我深深地尊敬他们，敬佩他们，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25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