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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词典里贼的基本字义是：
1：偷东西的人，盗匪。:2：对人民有危害的人。
3：害，伤害。4：邪的，不正派的。
5：狡猾。6：副词，很。
大宋之前的正史书籍中记载汪氏四十四世祖汪华时，贯以“贼”字冠于前，这样的冠字自然引来了后世人的争执，以“保境安民”的功绩对照“贼”字的六条基本字义，无论怎么对照都合不起来，可见贼之冠是有错误的，但怎么错呢？是什么原因引来史家这样的冠字，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根由？
目前，据我所看到的宗亲网上文字，对此辩驳显得不够系统，没有细究其根源，缺少人性的具体分析，甚至有的人会指斥史官的不察，畅舒了胸意，却是属于感情用事，更没想到这样做的不良后果，让其他家历史研究者小看我们汪氏人的肚量，从而带来反斥的机会。
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于隋朝来说，唐高祖未必不是贼，于历史来说，隋炀帝未必不是贼，我们翻看一下隋末的历史，才能细究起汪华为什么有“贼”名冠前，又因什么成为了徽州地方神及其后世为什么又颂他有保境安民的丰功伟绩。
隋朝末年，群“贼”蜂起，当时最著名的有三支，一个是瓦岗寨义军，《隋唐演义》里贾家楼结拜的英雄好汉大都归在这里，一个是河北窦建德，电视剧《新隋唐风云》里面有他出场，再一个就是江淮杜伏威，杜伏威是瓦岗寨义军首领单雄信的侄女婿。
杜伏威出身贫寒，辅公袥与他同乡，年略长，家境稍好，辅公袥曾偷盗一头羊来帮助他，随后又一起投奔外面的义军，其时，杜伏威只有16岁，他恭称辅公袥为兄，辅公袥协助他打了许多胜仗，使杜伏威逐渐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以致能抗衡一方，当然，他亦委辅公袥以重任，使军中兵士以他们为一体，皆作等同视之，恭称辅公袥为辅伯。
即便是这样的一层关系，辅公袥后来依旧遭到了杜伏威的猜忌，授以闲职，实为解除其兵权。辅公袥内心虽不平，却不敢爆发，只是假装学辟谷之术而去韬晦其志。
海陵赵破阵实力强大，派人到杜伏威处招降，杜伏威假意同意，只带了十几人去投诚并献上礼物，赵破阵一向轻视杜伏威，认为他必然是真投降，因此毫无防备，结果被杜伏威当场刺杀，辅公佑同时率领了大队人马前来接应，赵破阵部群龙无首，当场全部归降。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我就是想说一句话，杜伏威功成之前是一代枭雄，霸气千里，功成之后却是心胸狭隘，极重猜疑，即便是一同创业的辅公佑，他依旧是不能放过而夺了兵权。当然，他的晚景也不好，献降入朝后，遭辅公佑离奸为李唐猜忌而药酒毒杀。
或是因遭李子通兵变的影响，总之杜伏威心胸已经很难再开阔到青年时，王雄诞为杜伏威义子，屡立战功，吴国皇帝李子通就为他所败，他对杜伏威是忠心不二，是故接到杜伏威围剿汪华之令就坚决执行，以后又顺利作了歙州总管，而他也好景不长，为内心不平的辅公袥所杀，歙州从而又落到辅公袥手里。
歙州本是汪华的家园，他在隋末乱世揭杆起义，“捍境保民”，当时徽州山越人与南迁的中原衣冠贵族互为提防，或纠纷不断，或械斗不息。有的为疆界领地，有的为习俗礼仪教化，相互间文化沟通难以超越。汪华据守六州之后，以保境安民为目的，无扩充外侵之野心，对民心的安定起了决定作用。
“保护属地子民生活安定，不受外族欺负。”这是汪华在徽州执行的口号，这样的主张在当地深得人心，且实施很快。在与外来兵燹抗争中，汪华所辖区域内的军民团结，同仇敌忾。原有的民族矛盾也迅速得到了化解，六州一统让徽民得到了十来年的修养，徽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文化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地民风得到了空前的净化和统一，山民已经“礼仪趋于文雅”。
就目前宗亲网上的争论，其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汪华投唐是剿而降，还是降而剿，于正史来说，良禽择木而栖，降有义，剿而降则无义，依然是贼，但若是降而又剿则没有典故借，即便有典也不好借，毕竟，剿之无名，纯为强盗需要而摆出的逻辑，乃真贼，这样的逻辑只能遮人一时耳目，而不可能遮到永远，不过，这样的逻辑若有强权的掩盖反却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得到障人眼目的目的，为了抢夺徽州这块肥地，历史再一次上演“韩信吞并齐国”的霸权故事，与许多霸权政治一样这里也用了相同的手法。
在中华历史上，因强权而短时间里隐藏历史真相的事件其实很多，韩信吞并齐国就如此，公元前204年，韩信攻齐前已经得到齐王归附汉王刘邦的消息，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依然大兵压境强行攻进了齐国，最后让刘邦封他作了齐王。岳飞率岳家军精忠报国，却被秦桧污蔑谋反，谋害于风波亭，幸而“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真相终得平反。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华，以一个士兵的失踪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所有藉口，皆是为了某些人于权力的争夺及身后的荣辱，霸权主义是所有藉口的根源。宋朝之前的正史上为什么会在汪华前加上一个“贼”字，只因他也是牺牲于某些人的霸权下。
权力的争夺只有一种说法，当历史定位且存在于某一说法时，要改正会相当难，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都无法来辨驳清楚，先有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把汪华冠于贼名，以致其后400余年里，欧阳修《新唐书》里加上一个“贼”字，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依然把汪华定位在一“贼”字上，这种定位源于唐朝正史，非某个人的力量能改变，而唐朝这段正史的记载，完全是为树杜伏威，以他个人之荣誉和得失为标准。
大唐之初，李渊消灭了关西的割据势力薛举、李轨，自称皇帝，建立了唐朝，并开始谋求关东。李渊派出多路使者招降天下各路兵马，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兵法的上上之策，杜伏威是什么原因降唐目前还不得而知，或是因被自称吴国皇帝的李子通所逼迫，或是因人情，或是因形势，总之，他于武德二年九月宣布归降唐朝，并受封为淮南安抚大使，后来又逐步升官到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在武德三年又升级为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吴王，赐姓李。当然，他官衔的一步步提升与一个个胜利有关，灭吴王所以他得吴王位。
李唐势力在初时还远未达到一统天下之势，客观来说，比杜伏威也强不了多少，初始，李渊与王世充、窦建德充其量只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李唐老巢太原被刘武周猛烈攻打下且已经失守，河北窦建德、河南王世充也在逐步蚕食唐朝的地盘，别说统一天下，就连李渊自己的生死都还是未知之数。
此时杜伏威无论何因降唐，眼光还是有独到之处，或说是他谋略成功，或许他料不到归唐后前途如此顺利，总管江淮及以南地区。况且他归降李唐只是名义，李渊自顾不暇，不可能来干涉他军中事务，这就给予他留下了极大的发展壮大空间，江淮一带逐步为他的独立势力。
当武德四年九月九日传来汪华降唐且唐高祖诏封汪公为歙州总管的消息，杜伏威心中岂能好受？汪华绕开他的管辖区域另谋，简直是不把他看在眼里，若今后同为大唐属臣，汪华统六州地位上完全可以和他抗衡，况汪华六州境内十年不见兵戈，百姓安生，一派平和。而杜伏威所辖境内因割据纷战，民不聊生，汪华投唐简直是把嘴边的肥肉向外扔，这件事让杜伏威坐卧不安，眼红不止，徽州或因此而永不可得，封疆大吏的声名也显得疲惫，今后与汪华在一个档次上为臣也显不出他的威力。
杜伏威猜忌之心上升到了极限，便下令王雄诞借机清剿，此时汪华手捧唐王的封印定当有所顾忌，毕竟王雄诞也打着大唐的旗号，抗则让他与大唐决裂，推入贼匪窝，以后或被杜伏威借势消灭，境内民众从此不安身，顺则六州纳入杜伏威版图，再无自立一方机会。
当然，这两难境地让王雄诞得势很快，仅仅两月便大胜，若非此因，在唐初乱世期间，仅以王雄诞之微力，只怕汪华抗上三五年也不见得败。可惜，当时的正史资料只看到王雄诞剿匪之力，而无汪华守境安民，兼顾六州的功劳。
正所谓，政治强权来，权小莫翻案。九月九日归降，九月二十一日唐高祖李渊封诰为越国公，同年十一月王雄诞率兵攻打，这样的事实依据唐王不可能不知晓，可他没有为汪华翻案，而是顺势加封了王雄诞主管徽州。
这便是强权的最可怕之处。汪华归唐之后，奉诏晋京，至贞观二年授为左卫白渠府，统军事掌禁兵（这中间有一个被冷落期，或者说控制期，但作为一方诸侯，虽是表面上赋闲，暗里必然还会有动作）。
此时，汪华不过是从四品职位，依旧是杜的嘴大，汪的嘴小，翻案辩解也不可能，当然，其后于汪华来说，杜伏威已死，与死人辩也无意义。而且，杜伏威虽是被唐高祖猜忌致死，但在李世民当政后又为他翻了案，汪华辩解只会增加自己在朝中的风险，况史家所记他并不一定知晓，也就无从辩驳。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李世民为杜伏威翻案又加封，必然影响着史官的笔录。
杜伏威是在李世民大兵压境之下，为保他江淮地位而请求入朝的，其时天下局势渐趋稳定，大多入大唐版图，唯有他还手握重兵，李世民大兵压境意在震慑，杜伏威启不明白？只能暂时舍了手里的兵权交与义子王雄诞打理。
杜伏威入朝，李渊非常高兴，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应该是仅次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三人，大唐的第四号人物，他的地位特别高格，虽然后来遭诬陷惨死，但此时汪华要想与他辩解被剿的原因却是不可能，更不能阻止史官如何记载此事。
王雄诞在攻打汪华之后，顺势取了六州府印，可以说完成了杜伏威最初的设想，不过，由他坐镇徽州，州内民众未必信服，必然有议论，骂他出尔反尔，无信无义的贼小人，尤其是汪氏子孙及其受惠于汪华的民众，皆暗埋不服之心。当然，王雄诞必然是铁腕统治，可惜他为政时间并不长，便被杜伏威所贬内心不平的辅公袥所杀。
其后辅公袥反唐，徽州之地为战火所熏，民众愈加思念汪华为政宽宏，政清人和景象。把对他的思念作为信仰，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而当汪华亡故的消息传递到徽州，族人乡亲皆无不悲痛，立祠报其护境安民之恩，特别是杜伏威早死多年，民众此刻应该是在感恩和佑神庇护的心态下为汪华立祠。
再有一点，据我所想，汪氏宗祠非起于此时，应该在更早，在古时，宗祠是家族传承延绵的重要物证，以汪氏代代传承的历史可鉴证性，汪氏宗祠存在的年代应该比这更早，最起码汪华在徽州时一定已经存在，现在汪氏44世以前的族谱资料多为汪华所追续，这就说明汪华极重祖上的恩德，以他在徽州的地位，修谱同时一定也修了些祠堂庙宇，供奉着四十三世及以前的历代祖宗，否则也显不出他的亲政爱民护六州的功德，当然，这为后世供奉他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虽然现在无有文字记载当时的情形，但以汪华续谱之功完全可以留着后人足够的想象空间。因为汪华续谱敬祖，后世子孙也就敬重他，民间的香火也就从来没有断过。虽然此时不为朝廷所知，但民间的祭祀活动却并未因此稍减，直到500年后宋徽宗钦赐匾额“忠显”，正式建庙，使汪华文化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杜伏威因争夺霸权而制肘汪华，非是从我开始发现，早在800多年前，徽州歙县人罗愿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为汪华翻了案，他在《新安志>中写到：“新安之神，讳华，姓汪氏，绩溪人。隋将宝欢之从子，少以勇侠闻。大业之乱，以土豪应郡募，平婺源寇有功，寻为众所推，保据郡境。”
又说：“不斗一民，不烦一旅。间关自托于唐者，乃王之大节，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语明甚。而旧书本纪不著归唐月日；新纪虽于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书降，至列传杜伏威遣王雄诞来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书称王时事，遂使览者徒见纪传所书皆在四年，因指为一事。意！王负因累岁，而伏威雄诞以天子之命为讨，力穷势蹙，至是始降尔，则与告命所谓远送款诚者，岂不相戾邪。盖雄诞来伐，虽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实先之，所谓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则款之至唐与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诞之来，乃在是冬。谨按资治通鉴，王遣使归唐载于九月，而雄诞来伐别载于十一月，则是归唐之后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诞自以私意伐之尔。是时，伏威之于唐，未为纯臣；王之归唐也，必思以忠自列，耻因之以成事，故籍其土地兵民，遣使间道，越伏威之境以归之天子。意！伏威之党相与窃议，疾王归唐之事不出于己，因袭之以为功，此淮阴击已降之类，初不害王之先识也。”
这类文字如今所知者甚少，使汪华后世子孙如我辈者愧疚，唯在此感谢罗愿，感谢他有心，能洞察细微，明察秋毫，证汪华之正名，致后世史书再不见贼字，这也成了后世研究汪华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今天，我把它这段话直白的翻译并加入自己的理解，是希望有更多的汪氏后人了解汪华文化。
罗愿长期生活在徽州，新安百姓对汪华的庙祀活动既普遍又隆重，而在抗灾御患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当地百姓对汪华的由衷敬爱崇拜之情，因而，罗愿能把他对汪华敬拜之情跃于笔端。站在新安百姓敬爱崇拜汪华的立场上，对汪华降唐作出的正确的评价，“王之大节”把保境安民的汪华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罗愿提出的“靖民”之说使汪华文化跃升新台阶，完成了汪华华丽的变身，由人王成了人神，徽州地方的保护神，从此，汪公大帝的声名响彻了徽州，并逐步被汪氏子孙带到全国各地。
其实，记载汪华护境安民丰功伟绩罗愿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还有人，或是不够系统，或是没得到重视，往往被遗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与欧阳修是同时代人，自他任绩溪县令，当地百姓崇拜敬爱汪华的现象，让他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留下了热情洋溢的赞文。
“神有功斯民，世享庙祀，辙来长是邑，即神旧邦。蒙神之休，雨晹以时，稼穡大熟，赋役毕具，狱讼衰少。才短政拙，何以获此？意由侥幸，以致疾疠，寒热为雪，下逮儿女，更相播染、卧者过半，迄兹痊损，自夏及秋，中间褥禳，神不厌渎，卒保康义，皆神之恩。”
若此文为欧阳修，司马光读到，或是他们同到绩溪一游，感受到新安百姓对汪华的敬爱崇拜之情，应该也会有所改观，史书上贼字必当略去了，也省却了千百年来后世人由此引发的争论。 当然，汪氏后裔在宋朝逐渐显耀，弘扬祖上功德也是一方面原因，汪伯彦汪大猷汪藻汪应辰、、、、、、若一颗颗闪闪的星星点缀着灿烂的星空，让汪华神像放射出万丈光芒，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永恒的颂歌， 作为汪华文化的核心，“保境安民，促进民族团结”千余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徽学大师叶显恩教授称汪华为“古徽州第一伟人”。这是对汪华最客观的评价。
最后，再次感谢罗愿对汪华文化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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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4 18:28:56
发表于 2013-1-5 12:11:01
